1949 年，國民黨自中國撤退來台，基於反共目的，實行極端的中央控制以 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上取得優先且絕對的穩定優勢，在威權主義體制下的黨國政 府，以「黨國一體」的目標作為統治台灣的方針。「反攻復國」並非只是口號，
更是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基礎（林麗雲，2000）。而在威權統治的體制下，國民 黨政府以蔣介石為統治中心，再分別由黨、政、軍、特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的 層層節制下，透過統治社會(ruling society)、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及市民社 會(civil society)三種社會的結構，形成嚴密的威權結構，再透過中央控制的黨國 機器，將意識形態內容強制灌輸在整個社會上，同時操作與運作統治權力，完成 政治動員與社會控制（呂東熹，2010），同時具備鎮壓各種異議的武力，以及宣 傳官方意念的文化優勢權力。而國家機器對於新聞媒體所賦予的任務，從1940 年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所演講的內容即可清楚理解：
總理有言，宣傳即教育，故新聞記者應為國家意志所由表現之喉舌，
亦即為社會民眾賴以啟迪之導師。……，如何宣揚國策，統一國論，提 振人心，一致邁進，以達驅除敵寇復興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義國 家之建設，實唯新聞界之積極奮起是賴（蔣中正，1940）。
不同於多元社會中，媒體所擁有的自主性力量；在威權體制的概念下，媒體 並非單純作為一個社會角色，而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且背負著政治宣傳的責任，
而以黨國一體為目標的國民黨政府，因總動員和戒嚴而實行的《國家總動員法》
與《戒嚴法》，將台灣的新聞管制帶入戰時體制，並以國營及黨營事業來主導媒 體的發展，多數媒體屬於黨、政、軍所掌控，實施徹底的新聞管制措施，國民黨 透過國家機器控制媒體的政策，主要有幾個特點（呂東熹，2010）：
1. 以黨政軍三頭馬車進行，有國民黨文工會；在政府方面則由行政院新聞局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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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軍特方面包括警備總方面包括警備總部、國家安全局、國防部總政戰部。
2. 除了以軍警特（槍桿子）鎮壓異己，另一方面利用媒體（筆桿子）塑造特定 的世界觀。
3. 對於媒體控制寬鬆不一，廣電系統直接操縱，報紙管制嚴格，但仍有黨報、
黨員報及黨友報之分。
4. 廣電的控制衍生出惡質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矛盾典型，一方面加強義理控制，
另外則又強化商業利益。
政府運用政治力對媒體實行嚴密的控制，透過結構及內容上的規範來限制媒 體的發展（管中祥，2000）。例如 1951 年宣佈報禁政策，限制報紙家數；對於 電影實施檢查制度；黨政軍擁有廣播頻道資源，並獨佔電視事業，控制了龐大的 言論喉舌。不論是從意理教化，以「反共」、「國家安全」、「國家發展」為由，
要求媒體犧牲新聞自由；或是從法令作為教化、規範、懲戒媒體的依據；以及經 由掌握媒體資源與所有權，進一步控制媒體內部人事，並進行情治監控，確保媒 體的忠貞馴服，同時針對可能威脅到統治正當性的媒體內容，對媒體主管直接下 達宣揚、淡化或封殺的命令（陳順孝，2003）。
一、 報業的「新聞指導」
除了以法令強制為新聞媒體的自由設立清楚而縝密的範圍之外，更透過政黨 部門進行新聞政策的指導與新聞發佈的協調。1949 年遷台後，國民黨於中央改 造委員會下置「第四組」，負責國民黨的宣傳策劃，包括新聞指導、文化檢肅及 書刊審查、廣播事業等，1972 年 3 月第 10 屆三中全會，修正通過「中央委員會 組織條例，國民黨中四組更名為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沿用至2000 年止，改 為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徐嘉宏，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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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會對於媒體的影響，主要是對於新聞的監控的部份，文工會會透過一些 正式或非正式的聚會或是以直接打電話的方式，對所屬負責指導與聯繫的媒體部 門，針對某些敏感議題，指示各媒體負責人處理原則（呂東熹，2010），例如召 開多次「新聞會談」，黨內幹部與文宣人員要求各報須遵從黨的政策，甚至在黨 外勢力崛起後，國民黨為了加強新聞控制，除了舉行黨政要記者與各報總編輯的 新聞座談會之外，也透過印發宣傳通報，提示新聞宣傳重點及政策要求，加強對 輿論的指導（林麗雲，2000）。
政府干預新聞內容除了消極性的「不得刊登」，另一種則是積極性的「務必 刊登」。例如1950 年至 1953 年擔任《中央日報》董事長的董顯光，在任內經常 接到希望全文刊登演講稿、宣傳稿的指示，否則就會受到責難；除此之外，國民 黨總裁蔣介石也直接介入新聞內容的編排，曾經指示《中央日報》應注重匪情批 判，《中央日報》因此自1954 年開始，與國民黨中央黨部聯合舉辦「匪情座談會」，
事後再將座談會記錄發表在報紙上（王天濱，2003）。
二、 政府賦予媒體存在的意義
政府除了上述各種硬性、軟性的控制之外，法令也賦予了媒體宣傳管道存在 之意義，1976 年頒佈的《廣播電視法》中，第一條即明確規定「為管理與輔導 廣播及電視事業，以及闡揚國策，宣導政令，報導新聞，評論實事，推廣社會教 育，發揚中華文化，提供高尚娛樂，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法」，揭示了媒體 的任務除了寓教於樂、增進公共利益之外，宣揚國家政策以及政令宣導也是其重 要目標。
1976 年頒佈的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明定「主管機關得指定各公、民營電臺，
聯合或分別播送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22 條則說明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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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宣導節目的定義：「本法第十六條第一款所稱新聞節目，包括新聞之報導、分 析及實況轉播；所稱政令宣導節目，係指有關政府措施與成果之介紹事項。前項 節目內容均應客觀、公正、確實、完整，並不得具有廣告性質」；而在施行細則 第18 條更規定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的播放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顯示主管 機關除了可指定媒體播放政令宣導節目，更限制了播放比例以維持固定的露出時 間。
三、 政治訊息的包裝：政令宣導節目
政令宣導節目的責任在於宣傳政府目前施政情形與未來宣導事項，節目內容 是由政府出資製作，例如1973 年開播的「統一發票開獎特別節目」每月播出一 次，發佈統一發票開獎中獎號碼，宣導購物索取發票，防止漏稅、逃稅，以養成 國人盡納稅義務的習慣（華視台史館，無日期）；1976 年三台連播的「行的安 全」，即是由行政院新聞局製作，並由內政部、警務處、交通部協助，目的是勸 導人民遵守交通規則，以及維護交通秩序（聯合報，1976 年 4 月 22 日）；1987 年中視播出的「歡樂列車」由台北市政府贊助，市政府每集撥給製作單位四萬五 千元製作費，以改善台北市交通為題，將政令宣導至民間（夏迪，1987 年 1 月 18 日）；為推廣農業政策，報導農業建設成果，政令、產銷動態與農業新知，
省政府農林廳便製作「農情報導」、「農業專欄」等農民電視節目，同時輔導三 家電視台製作綜合性的農業節目，包括臺視的「快樂農家」、中視「今日農村」，
而華視則為「農村曲」等，此外，也協助中廣製播「好農家」節目（管中祥，2007）；
另外，由行政院新聞局所舉辦的金鐘獎，自1970 年增設「社會建設服務獎」，至 1990 年取消此獎項間，得獎節目多為政令宣導或社教節目，顯示政府除了編列 預算製作政令宣導節目外，對於政府認為優良的政令宣導節目也予以鼓勵。
由以上可以觀察到，戒嚴時期，政府基於維持其政治正當性以及絕對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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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對於可宣傳其意理及施政政績的媒體進行全面性的控制，除了以武力完全 禁絕異議聲音之外，並配合黨內部門進行「新聞指導」，以掌握訊息內容與播放 方式，而法令則對媒體的功能進行定義，要求媒體須遵守政府的方針。
政府將推行的政策、施政的政績，以及所欲灌輸的意識形態概念，在戒嚴時 期早已多種形式出現，例如政令宣導節目，即是由政府出資製作，將各部會的施 政訊息傳達給民眾，有時以座談會、旅遊節目、娛樂節目的形式包裝，但都是所 謂的政令宣導節目，而製作節目的預算，皆為人民納稅而來。此外，政府運用多 種壓力將其政策或政績以新聞報導、新聞雜誌的方式呈現則屢見不鮮，顯示出政 府早以用對價的方式將政治訊息呈現在媒體內容上，但是此時期的政令宣導節目，
仍然會在節目開頭或結尾標示上「本節目由某某單位協助製作」、「本節目資訊由 某某單位提供」等字樣，讓民眾了解節目內容係由哪個單位提供，比起近來毫無 標示、刻意隱瞞的政策置入較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