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於1987 年 7 月 14 日正式宣布解嚴，而報禁也在 1988 年的 1 月 1 日正 式解除，其他媒體也隨著法令的開放而進入了一個「大鳴大放」的環境，從前威 權時期被完全箝制的言論空間，現在卻豁然開朗，但是解嚴之後，媒體經營與言 論的論述空間是否真的能夠自由開放呢？
政府機關發包媒體製作節目，例如前面所提到當年省政府撥經費製播的「今 日農村」節目，2003 年轉由農委會提播款項製作「快樂農家」，在台視播出已長 達三十年。原本在華視播出的「漁鄉風情畫」，2003 年則由由民視得標；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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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也有轉型活潑化的趨勢，例如請綜藝線的藝人主持，主播做節目也力求生動。
像是2000 年國科會籌製「科技萬花筒」節目，聘請一群專業教授擔任幕後指導，
分別由6 家製作公司分頭進行各單元的攝製，負責最後製播的華視新聞部經理潘 祖蔭表示：「雖然『科技萬花筒』是由政府單位出資製作，但節目呈現的成果年 輕、有質感，頗符合華視的台性。」而戲劇節目「滲透」人心的方法也在同時進 行，像台視曾播出由黃建群、李李仁、林小樓主演的偶像單元劇「旗津的聖誕」， 就是高雄市政府出資，每集花費60 萬上下的製作費，讓演員們遠赴高雄拍攝全 劇。（林怡潔、何軒憶，2003 年 3 月 16 日）
另外，政府指示將政績或政策以新聞形式呈現政府政策或政績宣揚仍然存在 且十分普遍，例如1989 年大陸學運事件，由公視小組監製，分由無線三台新聞 部製作的「國際瞭望」、「無所不談」和「新聞眼」三個新聞性節目，製作30 分鐘一集8 萬或是 10 萬元的節目（無線三台本身的 90 分鐘新聞節目製作費還高），
但節目只需遵照公視小組或新聞局的指示安排「座談」或「訪問」人選，而新聞 節目的主要來源則是新聞局所屬各處室「提供」的應宣導題材，以及新聞局長「交 辦」的題目（李屏慧，1989 年 5 月 27 日）。另外，1994 年前總統李登輝展開尼 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南非、史瓦濟蘭跨洲之旅結束之際，台灣的三家無線電視 台都推出了名為「深入報導」，實為「政令宣導」的「新聞專題」（龔賓四，1994 年5 月 26 日）。
走過了傳統政治力掌控階段，媒體正學習從政治「侍從」轉變為「諍友」的 角色。然而，禁錮的第四權尚未完全解放甦醒，就受到新的政治力量與商業力量 的雙重衝擊，各方政商力量，逐漸將力量伸進媒體，試圖取得媒體經營權。瞿海 源（1999）曾指出，台灣長期存在政治與傳媒間的不正常、不正當關係，過去兩 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老闆是國民黨中常委，而媒體開放後，兩大電子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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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老闆是國民黨中常委，而民進黨中常委也開始涉足媒體經營，加上多位媒體 負責人身兼立委，使得媒體經營者的不當政商利益關係在短期內難有改變，在利 益關係衝突時，會對媒體的自主獨立造成很大的傷害。
解嚴後，媒體在順應新政治局勢時雖然曾經欣欣向榮，但是媒體還須面對僧 多粥少的劇烈商業競爭，新媒體必須尋找生存發展的空間，既有媒體得不斷調整
「戰備」姿勢因應，報紙增張改版，電視頻道推新頻道與新節目，但這當中因經 營不善、裁員的媒體也不少，新聞工作者失去了解嚴初期的自信與自傲，專業主 義面對市場巨靈，只有俯首稱臣的份（蘇嫻雅，2004）。解嚴後媒體生態的變化 就是政治力隱沒，市場力崛起，解嚴前詬病的政治介入，解嚴後媒體依然無法擺 脫，甚至有更多的政治勢力攫取媒體的經營權，政治力從未消失過，只是外顯的 控制不再，轉以市場的機制操作。財團挾豐沛的財力介入媒體，與政治力互相援 引，互相利用，結果政治與媒體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媒體因此成為金權結構中的 一環（胡元輝，2007；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1999）。
在討論台灣媒體走向與發展時，政治因素的確是影響媒體變遷發展的一個重 要因素，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經濟系統與媒體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關係，而且 經濟力量對媒體的走向與發展確實產生極大的衝擊（呂傑華，1998）。台灣於 1987 年 7 月 14 日正式宣布解嚴，而報禁也在 1988 年的 1 月 1 日正式解除，其 他媒體也在法令的運作之下逐步開放，例如1993 年通過有線電視法、1995 年廣 播開放中小功率電波、1997 年第四家無線電視台開播。除了電視、報紙、電台 的解禁外，台灣國際化後國際性雜誌媒體的大批湧入，伴隨著電腦、網路、衛星、
通訊等科技的衝擊，各種新科技的發展匯流，都使得整個媒體的環境日趨複雜，
市場也日趨於分眾化、個人化（闕秋萍，2005），媒體在時代的變革當中，面對 政治、經濟、法規等變化的挑戰時，為求生存，不得不向商業主義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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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的廣告市場在餅沒有變大，搶食的人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各家媒體無 不積極尋找新財源，商業電視台在不良的激烈競爭下，使得各家電視台對成本開 銷管控日趨緊縮，新聞從業人員薪資開始大幅滑落，造成人員流動頻繁，高薪資 深記者不斷流失，許多優秀記者離開新聞崗位。新進新聞從業人員，也因為無法 獲得充分的職前教育，直接被無情丟上新聞第一線，對新聞處理反應以及新聞道 德操守不熟悉，最後新聞台成為閱聽大眾口中的「社會亂源」，而新聞收視率逐 年下降，缺乏觀眾支持且專業記者能力不足，使得新聞台的經營，出現前所未有 困境，而置入性行銷的出現，讓部分新聞台的經營壓力，稍稍有了喘息的機會（玻 璃瓶，2007）。
而業採合一的制度，讓記者兼半廣告業務，甚至拉廣告作業務的比重加大，
各家電視台幾乎都在新聞部成立「專案組」，專責向民間、政府提案、標案的工 作，而專案組的記者，不負責跑新聞，而是專門製作、企畫、採寫「置入性行銷」
的廣告內容，但是這些廣告內容一旦播出時，卻是以新聞的方式呈現，讓觀眾完 全無法判斷是新聞還是政府的政令宣傳，甚至是已被美化過的政績，而這樣的情 形形成常規時，廣告與新聞的分際越來越難釐清，新聞的誠信與自主性受到損傷，
從讀者到新聞工作者本身，都對新聞的權威性感到質疑，而新聞工作者甚至會對 自己的專業陷入矛盾與衝撞的心理（目擊者，2006；葉子佳，2006；墨非，2006；
劉蕙苓，2011），而新聞所具有的監督者性質正在瓦解，更正腐蝕著台灣的民主 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