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英美兩國在規範置入性行銷的部分，除了法律的規範之外，自律皆有很 大的約束力，如上述所提到美國的廣告聯盟倫理公約與專業記者協會，皆對於廣 告揭露原則，以及新聞與廣告應釐清的分際皆有明確的規範，他們很清楚地了解，
一旦開放了新聞置入，除了對於倫理上的破壞之外，反而惡化了市場的運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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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他們認為這樣是破壞公信力與競爭力，當你一家做，如果成功的話，
廣告就會往哪走，這樣會惡性競爭，所以他們認為用自我約束的方式維 持一個好的媒體發展（莊豐嘉，2011 年 10 月 12 日）。
甚至有廣告主協會主動反對置入性行銷的案例，2010 年，代表英國主要品 牌產品和數以百萬廣告預算支出的全英廣告主公協會（Incorporated Society of British Advertisers, ISBA），改變了原始支持在電視上進行置入性行銷的立場，認 為在電視上應禁止置入性行銷，當時英國正在研議開放置入性行銷，但是ISBA 認為，政府所提出的置入性行銷開放方案，將導致「墊高廣告主的成本且招致更 多觀眾抱怨的雙重的不利情況」。因為付費的置入性行銷在英國是違法的，但廣 告主變通置入的方式，是提供他們的產品給與電視製作人合作道具公司。ISBA 媒體廣告部門主任Bob Wootton 認為，「這樣的結果，一旦產品置入變成主流，
不但將使廣告主進行置入的成本增加，也會增加觀眾權利相對被剝奪的可能性，
並反過來投訴的機會」(Sweney, 2010, January 4)。
而本研究未提到的日本，日本廣告業者及相關團體本於自律精神，自行制定
「新聞廣告倫理綱領」、「新聞廣告揭載基準」、「日本民營廣播電視聯盟基準倫理」
等作為製作廣告之準繩。廣告完成後須通過廣告公司及報社或電台之內部審查後 才獲准刊登或播出。另有「日本廣告審查機構」（JARO）等民間監視團體對廣告 進行監看並接受民眾檢舉，對不當廣告進行調查與勸導（何吉森，2005），另外，
日本的日本民營廣播電視聯盟擬定的《廣播基準倫理》也是一套重要的自律規範
（蘇蘅等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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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置入性行銷本身其實僅是倫理層次的問題，但是現在卻需要法律層次才 能夠約束，而要重建政府與媒體的關係，除了法律的規範之外，仍然需要寄望媒 體的自律，目前廣電媒體有兩個類似自律組織的同業公會，無線電視台組成的「中 華民國電視學會」，以及有線電視台組成的「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 業公會」，兩者皆有針對傳播內容訂出自律公約，前者於2000 年時訂定《節目製 播自律公約》，後者則於2005 年訂有《新聞媒體自律執行綱要》，但這兩個自律 公約並未針對置入性行銷與廣告規範有任何自律的規範（劉蕙苓，2011，頁 188）， 且衛星公會自律委員會代表陳依玫也認為，目前自律委員會所訂定的自律公約中，
內容多是引用「法律標準」來規範同業；且也未訂定罰責，因此只能以道德勸說 的方式試圖影響媒體同業（鄭翔峻，2011 年 3 月 4 日），另外，目前的傳播媒 體在匯流衝擊之下，自律也應當匯流，打破界線，需要一個跨平台的自律機制（黃 筱鈞，2010 年 6 月 18 日）
參、 小結
政府置入性行銷受到規範後，如何重建政府與媒體的關係，而從正常的市場 機制來看，新聞與廣告的絕對分野，並回歸到正常的廣告體制，杜絕新聞置入性 行銷，讓體質良好的新聞媒體才有機會充實自身的內容，政府也能有良好的平台 進行宣傳。另外將政策行銷、政治公關回歸至專業的廣告公司與公關公司，除了 維繫公關廣告的專業性質之外，民主國家的政策形成，透過公開的遊說與公關才 是良好的形成機制。
另外，從國外的法規可以觀察，民主國家早已對政治宣傳的界限有了清楚而 縝密的限制範圍，而這樣的界限是透過國會的共識形成法律，透過共識與法律，
任何具有政治目的的政黨或其他政治利益團體，才能有合理的宣傳方式，而民眾 也不至於失去了公共討論的空間，或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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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置入性行銷的問題，本身其實是倫理層次的問題，政府本不應透過置入 性行銷的方式，甚至是用人民的納稅錢購買新聞進行政策或政績的置入，但是目 前透過法律進行規範之後，仍須回到媒體自律的空間，因為會構成政府置入性行 銷的商業機制，媒體與政府皆為共謀者，而國外的自律機制除了媒體本身的自律 之外，廣告主也有廣告倫理的自律規範，在法律與自律的雙重規範下，才能形成 自由活絡的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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