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大陸的文化背景與法律變遷
第四節 意識型態投射了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是意識型態相互投射而成的產物。無論傳統或現代，中國的法律 文化都無可避免政治強勢的型塑和影響；當政治勢力擴張之際，由官方事先選取 的制式價值觀也隨而與社會產生一定的交互作用，因而形成不同的意識型態，最 終投射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文化。
一、傳統宗法意識型態的遺留──集體本位色彩
中國傳統的宗法意識，也就是體現「親親」、「尊尊」等級精神的「禮治」
思想，以集體主義精神為其本質；與之相對的概念可以西方文化中的「國民意識」
為代表，即與平等、自由、私有、商品等觀念相聯繫的「法治」思想，以個人主 義精神為其本質。在傳統中國的法律文化發展中，前者的穿透力與重要性遠大於 後者，但二者之間微妙的消長關係更足以顯現豐富多姿的法律文化脈絡。
在傳統中國的父系家長制部落社會裡，社會行為的規範有兩類：在氏族內 部實行以家長或族長特權為後盾的宗法規範，這一規範後來演化為「禮」或「禮 制」，重要特徵是不平等；另一類是在氏族之間，實行以公平和強制性為特徵的
「法」。268在傳統社會之中，這兩種行為規範分別調整不同的規範領域，並行而 不悖，但兩者的精神卻是對立的，各指向不同的發展方向。但由於歷史發展使中 國走向統一的國家，宗法家族的結構也因政權的確立而逐漸政治化；於是，以宗 法行為規範為內容的「禮」便膨脹起來，併入政治生活的領域，進而成為一種官 方的意識型態。影響所及，不僅使得氏族內部人與人的不平等關係得以延續，甚 至也連帶扭曲了氏族之間的平等關係，使之屈從於不平等的政治權力網絡之下；
此長彼消的趨勢迫使「法」的社會性功能不斷萎縮，最終墮落為赤裸裸的暴力手 段──刑罰。
宗法意識型態的勃興，最初是由國家封建的歷史背景所形成，其後又與儒 家思想推行禮治的官方價值相結合，而構成傳統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內涵。投射於 法律文化層面，儘管共產中國標榜的無產階級革命本質，確實顛覆了許多封建社 會下遺留的宗法意識型態，但隱含於傳統宗法意識中的集體主義色彩，卻仍可在 現代中國的法律文化脈絡中尋得。前已述及，集體本位的法律觀於中國歷史上由
268 參見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頁 690
來已久，即使是一九四九年後的共產中國，法律文化中的集體主義色彩依然相當 濃厚，與西方文化存有根本上的差異；在西方法概念之中，契約法的存在價值是 極端個人本位的，藉由雙方當事人間契約的締結來決定履行責任的歸屬，並調整 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但在改革開放前的共產中國，政府則已不同的契約類型搭 配中央經濟政策，作為國家控制經濟生產量的手段；也因此，契約的簽訂成為生 產單位或個人的特殊政治性任務，擔負起國家經濟政策的共同執行責任269；於 是，在西方法律觀中強調個人本位色彩的契約法體系，在共產中國初期依然難改 其集體本位的基調。但整體說來，雖然根源於傳統中國宗法意識型態而來的集體 本位色彩，依然是現代中國法律文化相當重要的特徵之一，但帶有強烈封建習氣 的儒家宗法意識型態，在經歷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洗禮之後，許多人際關係間的 非對等性，反已較其他東亞國家淡散不少；儘管集體主義的幌子使國家與黨的指 導，相對於個人膨脹得有如巨獸，但在集體之中的廣大個人，則反而擺脫了封建 紐帶的鉗制，比起其他東亞國家人民而言，擁有更為均等的法律地位。
二、義務取向的意識型態
受到儒家思想中「義」「利」觀念的影響，中國人的權利概念，其實是一種 源出於所有社會關係、並環繞著某種行為的關係情勢之中的「義」。因而「義」
就不單單是指抽象的、法律上的，基於權力、權威和利益的權利狀態，而是對人 類社會關係的一種能動反映。因此中國人只承認在「充分履行一定的義務與責任 的前提下，才存在所謂的個人權利」270。舉例來說，在行使自己的「權利」而對 債務人逼債的時候，如果使債務人受到嚴重傷害因而致其自殺的，債權人行使權 利的方式就是不正當的，也因此其取債的權利也不應存在；所以中國法律文化 中，沒有西方那種天賦的、超自然的和絕對的「權利」觀念；在中國傳統中，只 存在相對的、導源於具體的社會場合與社會條件的權利。這種情形反映在身分法 領域的情形，則使得中國傳統身分法的本質迥異於西方法律：父─主─夫的地位 跟子─奴─妻的地位相比，並不具有權利義務關係的對等性；也因此「在中國傳 統法中，父母的地位通過強調子女的義務而備擴大了，而在羅馬法中子女的從屬 地位則是強調父母權利的結果」271。
傳統中國這種義務取向的意識型態，於現代中國法律文化的遺留，可從共 黨建國初期的法制建設實況上看出端倪；以法律工具主義作為早期的立法指導原 則，使得八０年代以前的中國立法活動，「有關經濟和行政管理性的法律多，公 民權利保護方面的法律少」，因為「法律工具主義在立法中的表現，就是重視政
269 參見 Jerome Alan Cohen,Contemporary Chinese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45-255
270 引自﹝美﹞金勇義，中國與西方的法律觀念，瀋陽市：遼寧人民(1989)，p.113
271 轉引自前揭﹝美﹞金勇義，中國與西方的法律觀念，瀋陽市：遼寧人民(1989)，p.117
府的權力，而忽視社會的權利；重視政府的管理，忽視公民權利的保護」272。雖 說此種立法指導思想的形成，是導源於共黨國家的法律工具主義心態，但這整套
「重義務輕權利」的法律體制，能於現代中國社會順利推行數十年而未產生根本 性的適應不良，就不能不歸結於此種傳統義務取向的意識型態所發揮的滲透作 用。
三、一切以黨為領導中心的意識型態──以「破除一切意識型態」作為一種意識 型態
除了傳統中國遺留至今的種種文化上意識型態以外，自共黨建國以來的現 代中國，也因其國家機制的界線而醞釀出另一番意識型態的迷思，那就是共黨領 導一切群眾事務的施政原則。在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理想之下，中國共產黨是領導 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為了使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可期，共黨領導的光環成 為革命運動中重大的信仰，黨的能力也被膨脹美化了：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 人民群眾的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理論上也就不可能走向腐敗；
而黨的綱領和政策，則正是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科學表現。於 是，黨的前瞻性指導，目的是為了破除腐敗的封建資產社會的各種意識型態，但 結果卻形成了現代中國施政上最根本的意識型態包袱，滲透於各個不同的文化領 域之中。投射於法律文化層面，最顯而易見的結果是共黨建國初期「以政策為主、
法律為輔」的司法原則，使得國家法律動輒受到黨相關政策的左右，法律也僅具 有施政工具的次等地位，一切以政策為依歸。此外，以共黨領導為準繩的法律文 化，也體現在中國人大關於立法的制度性功能上；從一九七九到一九九二年間的 早期階段，人大的立法原則是在法律工具主義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立法的主要 任務是 適應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強化行政和對經濟的管理。立法的 重點是經濟法。經濟法主要反映計劃經濟體制，表現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和行政部 門對經濟的管理；政府官員把法律看成是可以調動指揮和管理人民的指揮棒，「這 種狀況決定了人大法律的起草和提案主要依賴於政府，政府在立法中起主導作 用。」273於是，過分膨脹了黨中央領導的意識型態作用，使得傳統中國法律文化 原本就濃厚的政治意味得以合理延續，並深切影響了現代中國的法律文化現狀。
四、小結──意識型態交錯而現的法律文化
272 引自法制日報 2000 年 3 月 26 日、4 月 2 日，蔡定劍，《人大立法 20 年的歷史性轉變》
273 引自法制日報 2000 年 3 月 26 日、4 月 2 日，蔡定劍，《人大立法 20 年的歷史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