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同規範領域中所顯現的法律文化
第三節 由勞工問題中所顯現的法律文化
二次大戰後的南韓，政局的動盪不安始終是社會及經濟發展的一大阻礙；
但從一九九一年以後，近三十年來第一個民選政府的成立，肯定了大韓民國政府 對國際人權保障的尊重，及追求自由開放的國家立場。儘管如此，許多受到憲法 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卻也難以避免因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而遭到犧牲，例如勞 工的工作權與集會結社自由等，就是其中顯著的適例。由近數十年的勞工運動歷 史看來，南韓勞工法領域的法律文化，擁有相當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威權色彩，有 別於西方勞工法傳統之重視勞工個人權利的維護，南韓勞工法首要的保護目的，
常常是國家整體的經濟秩序、以及政權的安定；法律的角色仍然未改六、七零年 代軍政統治的遺風，成為政府用以壓迫人權的政策工具。
一、勞工運動的發展背景
直至南韓政府在一九八七年六月間的政治改革以前，將近二十年間，官方 皆對勞工運動進行嚴密的監視控制，作為促進經濟成長的政策指導方針。205在
203參見前揭 Pak Pyong-Ho,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Korean Law,Legal System of Korea,p.22
204參見 Lee Tai-Yung,The Legal Status of Korean Women, Legal System of Korea,p.89
205參見Retreat From Reform:Labor Rights &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South Korea,Asia Watch,1990
Park Chung-hee 將軍所領導的軍政時期(1961~1979)中，基於南北韓間壁壘分明的 緊張對峙關係，反共的政治意識型態甚囂塵上，代表勞工利益的工會也因此被扣 上「左翼親共份子」的大帽子；於是，對勞工組織的諸多法律限制，也隱身於保 護國家安全的煙幕之後，而得到正當化的規範基礎206。
南韓現任總理金泳三上台之後，有意以政治上的自由開放，強調其與軍政 時期不同的執政風格，多少減緩了勞工運動備受壓迫的局勢。但是，金泳三所提 出的「全球化」經濟政策(globalization)，卻他方面持續了對勞工運動的監控與不 公平待遇。所謂的全球化經濟政策，即是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南韓在二十一 世紀之初，即能擠身於世界最先進國家之一的近程目標207。為了達到這項政策目 標，南韓政府一方面致力於國家資本的海外擴張，一方面又得兼顧其在國內市場 的高度競爭性，這種沉重的經濟發展壓力，最後只有透過「加倍剝削勞工」來得 到紓解。也因此，政府透過法律來制定種種對勞工權利的限制，例如對獨立工會 組織的壓迫，對勞工生產限額的增加，延長勞基法所訂工時等等208；經由法律的 制定，南韓政府強調持續經濟發展的必要性，並以此作為正當化勞運壓迫的理 由。
二、反應於勞工法規範中的法律文化
由上述的勞運發展背景可知，戰後韓國政治變遷的兩大階段中，雖然社會 結構與法律對人權的保障等各方面，都已漸有長足的進步，但關於勞工所應有的 基本權利，卻仍然基於不同的理由被國家持續剝削著：早期為了國家安全的欲加 之罪，近年則是為了經濟發展而遭到犧牲。透過對法律規範的一番觀察，我們不 難發現，其中許多違反國際人權保障標準的規定，正反應出這種「政策性法律條 文」的法律文化。
三、禁止多數工會的成立 (The Prohibition on Multiple Trade Unions)
南韓的工會法(Trade Union Law)中，針對工會組織的設立，條文的設計反應 出來的法律文化，即是盡量避免出現「對抗政府」的工會。如果一個聲請設立許 可的工會組織，其潛在的成員已歸屬於現實存在的工會，工會法則明文禁止新工 會的成立209。雖然在工會組織的立法設計上，此種工會單一性的法律原則並非當 然違反國際間的勞工人權標準210，但是該單一工會也必須具有如下兩大機制：第
206參見 Richard Dicker,South Korea Labor Rights Violations Under Democratic Rule,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p.201
207參見 Michael Newman,South Korea Trade & Investment,Far East. Econ. Rev.,June 22,1995,p.45
208參見 Korean Worker,(Yong Dong Po Indus.Mission,S.Korea),May 1995,p.7
209參見南韓工會法第三條第五款(1993)
210參見 Richard Dicker,South Korea Labor Rights Violations Under Democratic Rule,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p.205
一，工會的理、監事需由其會員選任之；第二，法律應認可該工會組織得代表勞 工之利益，與資方進行改善勞動條件或會員福利的談判、協商(which association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as the bargaining agent)。但在韓國，由於政 府長期介入的結果，身為工會領導者的理、監事往往由官方內定產生；而基於全 球化的經濟發展政策，勞資糾紛的調處又不得以妨礙整體經濟秩序作為手段，使 得工會組織幾乎沒有機會代表勞工發揮其談判協商的利益調節功能。也因此，不 但韓國現有的工會生態幾近癱瘓，法律又禁止新興工會的設立，造成勞工權利投 訴無門、缺乏正當管道可與政府或資方協商，充滿了情緒色彩的激烈勞工運動，
也就多次在南韓街頭上演了。
由於工會欠缺上述的內在機制，而政府又採取嚴格的單一工會制度，南韓 勞工只得被迫加入由官方所認許的工會組織；工會法該項條文否定了勞工的集會 結社自由，也促使長期以來領導南韓勞運的各組織，皆因缺乏合法地位而不獲正 當性，連帶導致了南韓接連不斷的勞運流血抗爭。而在一九九一年加入國際勞工 組織(ILO)之後，南韓政府也開始為其蔑視勞工人權的法律文化，備受國際間譴 責的沉重壓力；例如南韓工會法的該項禁制，不但因牴觸南韓憲法保障集會結社 自由的原則而違憲，同時也違反了國際勞工組織憲章第八十七條的規定211，而引 來 ILO 敦促其改革的反對聲浪。
在實務上，由南韓勞工本身發起的自發性工會組織，往往因為資方操控的 各種名義上工會的存在，而受到法律上的阻礙；而這些名義上的合法工會，大都 只因法律所賦予的合法地位而能正當存續，且不論其實質上是否獲得成員的支 持，皆足以其合法地位阻擋其他工會的成立。例如在重工業的領域中，雖然汽車 與造船工業在一九八七年後，皆陸續有新興工會的組織，但卻因為已有隸屬於韓 國工會聯盟(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簡稱 FKTU)的的相關工會組織存 在，使得這些新興組織根本無法取得法律上的承認；而 FKTU 本身不但具有壟 斷性的合法地位，其背後也因資方的暗中操控而獲得政府支持，至今仍是南韓主 要的全國性工會聯盟212。
面對長久以來由 FKTU 獨大的壟斷局面，由各種地下工會所組成的反對陣 營，也逐漸壯大其聲勢，在一九九三年整合成擁有廣大勞工支持的韓國工會協會 (Kore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簡稱 KCTU)；而在一九九四年的集會中，KCTU 決定成立一個具有民主化內部機制、且足以與 FKTU 相抗衡的反對組織，並以 此作為其發展上的方針。但儘管勞工組織的自覺漸行蓬勃，上述工會法對工會設 立的禁制規定，卻將勞運的一切努力抹黑為不合法的動亂；由於 KCTU 的成立
211 ILO 憲章第八十七條，乃規定有關於勞工集會自由與對其結社權的保障，於一九四八年七月 九日制定，而於一九五零年七月四日生效。
212參見 Richard Dicker,South Korea Labor Rights Violations Under Democratic Rule,Pacific Basin
宗旨，即是作為 FKTU 的競爭者，因此其始終是工會法上的非法組織，難以取 得主管機關的特許。以今日的南韓，雖然類此的獨立工會組織已具有開設事務 所、選舉幹部及散發宣傳出版品等合法權限，但法律仍未賦予其相當於合法工會 的權利能力；也就是說，這些勞工組織仍然不得代表其會員，與資方進行集體的 勞資協調、談判或提起勞工訴訟。根據一位受訪於《亞洲人權展望協會》的南韓 勞運參與者表示：
因為南韓憲法明文保障集會結社的基本人權，政府只好允許這些勞工組織存在，
但透過工會法的特別規定，這些組織根本不具有「工會組織」的性質，因為只要他們開 始從事於勞資談判等工會固有的職權，法律與政府就給予立即的壓迫213。
由這番訪談的紀錄中，似乎也充分顯示出南韓工會法透過該項禁制所呈現 出來的法律文化：對於積極投入勞運的勞工而言，法律不但無法保衛其權利，反 而成為政府的壓迫工具；而對經濟至上的政府而言，憲法對基本人權的最高保障 原則，並不是制衡行政者依法行政的界線，而是政策推行的絆腳石；憲法並未受 到執政者的重視，透過特別法的制定，政府仍得以充分掌控勞工運動的成長空 間，以配合其他的國家政策。
四、否定公職人員的結社自由(Denial of Freedom of Association for Public Servants)
此種對公職人員結社自由的否定，造成了南韓勞工法領域中另一項侵害基 本人權的著例；此處公職人員的範圍，尚包括學校教師在內，且這種對教師的人 權侵害，也曾引發了南韓國內大規模的勞運抗爭，詳情留待後述。在法律的定義 上，公立學校的教師屬於擔任教育性工作的公職人員，根據國家公職人員服務法 (National Civil Service Act)的規定，公立教師一如其他的公職人員，一律禁止集 會遊行、團體進行談判或提起集團性勞工訴訟等行為214。除此之外，私立學校法 (Private School Act)也將此限制準用於私立學校的教師215，造成了範圍更加廣大的 權利侵害216。
南韓政府宣稱，由教師組成的工會之所以不具法律基礎，除了教師具有公
Law Journal,p.206
213參見 Richard Dicker,South Korea Labor Rights Violations Under Democratic Rule,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p.208~209
214參見該法第六十六條
215參見南韓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五條
216 南韓政府宣稱此項禁制的法理基礎，來自於憲法第七條「一切公職人員皆應為全民公僕」的
規定。但是，上述規定只是宣示了公職人員不應「只為追求特定個人、階級或黨派的利益而服務」
規定。但是，上述規定只是宣示了公職人員不應「只為追求特定個人、階級或黨派的利益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