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韓國的文化背景與意識型態
第二節 經由意識型態所投射的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的組成本來就難以避免各種意識型態的交錯滲透。而由韓國的歷 史經驗中，我們可以得知，至少在高麗時代的統一局面以後，統治階層為了鞏固 龐大帝國的政權基礎，始終有意鑑借於擁有悠久統一帝國經驗的中國文化，作為 帝國統治的最高指導原則。在與韓國文化交相牽絆的中國文化當中，儒教思想的 複製宣傳，可說是中韓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視的大事；而在深刻儒化之後的所謂
「韓國文化傳統」，其儒教意識型態的影響，幾乎侵入了各個韓國固有傳統的領 域之中，也因此，要對韓國文化上的各種意識型態進行瞭解，首當其衝的就是儒 教思想上的箝制。
一、儒教的意識型態
誠如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闡述馬克斯的社會理論時所說，「在所有的階 級社會裡，支配階級皆以發展或執掌意識型態的形式來正當化他們的支配152。」
在李氏朝鮮王朝建立之初，「為了與前朝（高麗王朝）的國教佛家思想相抗衡，
也為了鞏固新興政權的基礎，儒家思想 (Confucianism)即被統治階層塑造為韓國 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官方意識型態153」。有別於西方文化中「守法」(legalistic) 的政治傳統，儒家文化中「重倫理」 (ethical)的政治傳統則成了韓國人民普遍存 在的政治意識型態154。因此，儒教文化產生了一套對統治階層獨特的道德要求，
諸如法律、軍事、經濟等等細瑣的統治技術並不是統治階層所必備的能力，統治 者所被重視的，是必須具有良好的「德行」以行全民之教化。如此則不難看出，
為何在科舉考試當中，綜攬各種精密統治技術的「雜科」，總是為兩班子弟所不 屑；影響所及，法律專業人員也不受社會所重視，因為對韓國人民而言，需要使 用「法律」而非高貴的「德行」以解決世俗紛爭的人，本身就是次等的第二流人 物。
152 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頁 82
153 Hahm Pyong-Choon,The Korean Tradion and Law,p.9
154 同前揭，p.6
再者，也因為以德行上的「正道」作為世俗規範的唯一訴求，使得韓國文 化的法律觀念中，道德法 (the moral law)與自然法 (the law of nature)合而為一；
也因此，由不具高貴德行的一般平民所凝聚的公共意見或地方習俗，只是國家底 層無組織的輿論而已，並不受統治階層所重視。不同於西方傳統的法律觀，將法 律規範視為社會正義的具體化表現，而認同探索社會正義的智慧可以從個案經驗 的累積中尋得；韓國人民受儒家意識型態所影響的法律觀，則預設了「一切德行 與智慧皆集中於統治階層」的前提；在此前提之下，一切外於統治階層而存在的
「具體化正義」（例如法律），都是無可想像的；於是，統治者不僅是事實上優於 法律，在當為的基礎上，他們也「應該」優於法律 (ought to be above the law)155， 因為對韓國人而言，法律的作用本就是用以處罰規制知識低下的平民匹夫，在政 治傳統上所重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由於儒教意識型態主張以「禮」而不 是「法」來作為日常生活的指標，致使為數不多的國家實證法，則幾乎與處罰犯 罪的刑罰法不謀而合；在此意識型態影響之下，韓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所謂的「法 律原則」 (the Rule of Law)，事實上就是一項「決定如何處罰」的標準。
二、階級上的意識型態
在韓國文化中，階級上的意識型態也無可避免受到儒教思想很大的影響。
在儒教傳統嚴密的階級區分之下，使韓國文化中的人際關係網絡，具有極端的垂 直階級標準 (vertical stratification)。例如，即使屬於相同的社會階級或家族地位，
年齡的些微差異也會導致雙方地位處於上下隸屬的臣屬關係；由於「上下隸屬」
的理所當然，幾乎就可說是韓國文化中階級意識的核心與前提，如此也使得西方 法律傳統中的平等觀念，更難在韓國人民心中生根了。
除了身份關係之外，儒教嚴密的階級區分理念，也反映在對經濟型態的箝 制上。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商業活動管理上的困難常導致政治衝突的產生，而 政治衝突本身就是對儒家傳統價值的正面抵觸，也因此致使統治者更加孺慕過 去、抗拒改變、強調穩定與對傳統的維護，難以避免將此困難投射為階級意識上 的厭商情結。透過農商世襲分立、重農抑商政策的推廣，新儒家的意識型態 (Neo-Confucian ideology)156也得以更進一步鎖定社會各階層的對應位置，以達到 鞏固統治階級利益的目的，也形成了商業活動與社會分工上優劣有別的階級意 識。正因為階級隸屬的意識根深蒂固，導致法律傳統中始終缺乏形式平等 (equality before the law)的觀念，使得司法程序正義的保護更難維持。
由於階級分際的嚴格劃分，具有儒家傳統的中國刑法思想中恆存有一定的
155 同前揭，p.20
156 所謂的新儒家意識型態，乃指於中國南宋時期由朱熹所提倡的新儒學。韓國文化中廣泛承繼
了發源於中國的儒學傳統，包括此派系分裂的瑕疵部分。詳情請參閱 Hahm Pyong-Choon,The
「特權」條款；而這項經由意識型態所操控的法律文化，也同樣深植於韓國。對 統治者而言，法律以及刑罰是用以限制、警告無文的野蠻人的，而非用以威脅一 般善良的老百姓，後者只需以德行或禮教來自我約束就可以了。因此，在法律之 下由一定特殊階級擁有一定特權，似乎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也可以說，韓國人 民對「特權」的熟悉程度，可能還遠遠超過對「權利」的瞭解。直至今日，能夠 取得護照出國旅行，對許多鄉村地區的韓國人而言，仍然被理解為一種特權而非 正當的權利。
表現在仕官之途上，階級意識的分野則是將貴族血緣的重要性推向極致。
前已述及，朝鮮王朝所舉行的科舉考試，非兩班子弟不得應試。在官僚體系的巨 塔之前，固有的家世出身比起實質的能力學識更加重要。在儒教的階級意識型態 之下，一切個人的政治、社會、經濟地位，皆是由其本來的出身而非一己的成就 所決定的。影響所及，即使在現代韓國，若想成為政府官員，在就職之初先進行 家庭背景的身家調查（主要是調查其家族成員中是否具有共產主義份子），仍然 蔚為風氣。
三、道德上的意識型態
前已述及，在儒教傳統價值籠罩之下，韓國人民的道德觀中根本沒有法律 的容身之處；法律被認為是與道德背道而馳的次位概念，遠不同於西方的法律傳 統將法律視為「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因為對韓國人而言道德優而司法劣，且 二者在內容上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在西方法律傳統中發展出來的「法律至上主 義」，在韓國則相對發展出「道德至上主義」。法律至上的精神反應於具體制度上，
形成了西方化的司法審查制度；道德至上的精神則使得韓國的法律文化發展，在 沒有繼受西方法之前，始終沒有產生形式理性化法律157的型態，而每每根據具體 情形與道德情感的差異做出各種判決，使得法律具備相當的不可預測性。
也因為儒家道德價值之中，首重人我分際的和諧關係，對和諧訴求的極致，
無可避免人民厭惡訴訟的心態。於是在判決過程中，確定的形式法律規定並不受 歡迎，反而是能夠根據個案的實況充分考量一切變數、重新調整雙方利益、並且 維持和諧關係的執法態度，才是社會道德觀所認可的。所以對韓國人民而言，一 個好的執法者，最好有能耐以「調解」取代「訴訟」，也為了達到這個要求，他 應該避免堅持當事人的一切是非對錯。顯而易見的，這與今日所適用的西方法律 精神，具有相當的出入。
Korean Tradion and Law(1967)
157 參閱陳聰富，《韋伯論形式理性的法律》，發表於「法律史學與法律社會學的交錯」學術研討 會 (87.11.28)
四、性別上的意識型態
性別之間的歧視可說是人類歧視行為的歷史中，最為基本、也最難被發現 的一種形式；可以說直至二十世紀，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才真正風起雲湧，不同 於向來單一父權觀點的性別論述，也才開始湧現對女性權利的關注。而性別歧視 之所以如此隱晦難現，最主要的原因即是，這種歧視常常是透過意識型態的形 塑，直接於文化的深層去加以操控。
李氏朝鮮王朝的大規模儒學移植，對韓國的性別文化影響深遠。首先，就 家庭系統與婚姻習俗而言，韓國本土文化的傳統是採母系血統，不同於中國文化 之採父系血統158。雖然依文化人類學上的相關研究，父系或母系血統的採擇對性 別權力的分配並無關鍵性的影響159，但在外來文化傳入之際，兩個異文化間所存 有的落差，無可避免導致一定的緊張對峙關係，而使得有能力操控改革的社會菁 英驚覺改革的瓶頸，進而採取更加凌厲的攻勢，促使意識改造的效應持續發酵。
在朝鮮王朝建立之初，由於儒家思想成為官方所獨尊的意識型態，為配合儒家觀 念中垂直威權式的人際網絡，將社會權力集中於男性就成了首當其衝的大工程。
意識到中韓文化中血緣系統的差異性，統治階層於是瞭解到，想要有效地集中父 權，首需大幅提升男性的經濟實力；為此統治者強力改革了原有的招夫傳統與男 女平均繼承制，繼而全面推行中國式的家長制度，不但削弱了女性的經濟能力，
更使得男性充分掌握一切家庭事務的決策權。朝鮮王朝此番大規模的文化移植，
不但成為韓國歷史中家庭與婚姻制度傳承的轉捩點，更大幅降低了女性的法律地
不但成為韓國歷史中家庭與婚姻制度傳承的轉捩點，更大幅降低了女性的法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