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與社會結構相結合的法律文化
第二節 透過律師制度所展現的法律文化
特定社會中法律職業的發展、以及該社會成員對法律職業所持的社會評 價，也可以反應出法律文化的面貌；也就是以法律作為一種專業性的分工，其於 社會生活中究竟發揮了如何的功能？帶給一般人民的印象又是如何？廣義而 言，法律職業的範圍除了律師之外，尚包括法官、檢察官等其他參與法律工作的 專業人員；但在各種法律職業當中，律師無疑是最貼近「非專業」的職業領域，
在實際的審判活動中，往往處於與國家法律權威相抗衡的位置，為當事人爭取法 律上應有的利益。也因此，從律師制度中所顯現的法律文化，多少也可反映出一 般人民對法律權利的自覺，以及特定社會中對程序正義的實踐程度。
傳統中國的法律文化之下，此種為當事人辯護以爭取法律權利的職業，即 是受到輕賤的。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時人所重者為明經、進士兩科，少人研讀 律學；學習法律的人所能從事的職業有限，社會地位低下，於政治上缺乏出路，
例如清代衙門當中為人代撰書狀的書吏，並不從衙門中領取薪俸，「主要收入只 得靠陋規和舞弊，社會地位很低，談不上研究法律，只是粗知律例條文，可以擬 稿，查案卷檔案，可以摘要而已。332」除此之外，習律之人「最好的出路是當形 名幕友﹝師爺﹞；幕友必須熟讀律例，佐東翁辦案。」由於士人平日不讀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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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參見《中外法學》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瞿同祖，《法律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歷史的考察》
旦作官，對於法律也茫然不知，而司法又屬州縣官的職責，所以必須重金禮聘幕 友。「出堂問案的是州縣官，而在暗中出主意、真正辦案、擬稿定罪的卻是幕友。
333」因此儘管朝廷對官員私聘的幕友並不支薪，幕友的薪俸所得仍然很高，社會 地位也因其資產背景隨而提昇。而在傳統中國的法律職業當中，業務性質最近於 現今的律師的「訟師」，卻普遍受到一般人民的輕視；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訟師 熟習條文，善於舞文弄墨，慫恿人打官司，以不正當的手段從中取利，往往虛構 或增減罪情，為當事人開脫罪狀，或誣告對方，包打贏官司等等。姑且不論一般 人對訟師的社會評價是否存有主觀性的偏差，至少在國家的司法建制上，訟師是 一種不正當的職業，完全在暗中活動，既不在訟狀上署名，也不能在法庭上出面 為原告被告辯護。就此而言，從前的訟師與現代的律師，儘管業務範圍相近似，
但兩者的法律地位卻是全然不同的；訟師是傳統中國的非法行業，為政府所嚴 禁，一經查出，便要依律令中的「教唆詞訟」論罪。
從歷史情境的脈絡中進行觀察，傳統中國對訟師行業的禁絕，起源於維持 國家權威的政治考量；法律是執政者意志的表現，透過代表執政者的行政官員所 施用的法律，邏輯上必然是正確的，因為統治者與國家的權威不容置疑；當事人 僅是審判程序上，等待裁判者以法律來發現真實的客體，而非得以主張任何「權 利」的主體；在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中，「權力的主張」往往代表了「與權威相 對抗」，而這正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禁忌，絕不受統治者所歡迎。在法律體制逐 漸西方化的過程之中，雖然律師制度得到形式上的承認，體制的改革早已發生，
但傳統法律文化的精神仍持續影響著一般人民；囿於傳統中對訟師操守與能力的 質疑，使得律師的專業能力難以取得社會大眾的信賴，也阻礙了律師制度的建立 與發展。一份六０年代間針對大陸海外移民所作的訪談報告中334，曾提及當時法 院收發室的特殊功能，相當程度取代了法律生活中律師所能提供的服務，形成具 有時代意義的法律文化。在一般的理解之下，法院的收發室僅為法院的附屬機關 之一，職司的不過是一些法律文書的往返發送，或者一般事項的詢問而已，並不 具任何審判事務上的實質權限。但在前述的訪談報告中，受訪者指出當時中國的 法院收發室掌握了法院內部司法事務的行政管理權(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dicial affairs)，處於行政權力凌駕一切的時代，許多法律爭端 實際上在法院收發室中就能獲得解決。因此，一方面由於法院收發室所具有的行 政背景豎立了權威的標誌，另一方面也因為傳統文化中對律師行業的不信任感，
受訪者表示當時的社會風氣，傾向於向法院收發室諮詢法律問題，以此取代向律 師尋求專業幫助；一位受訪者被問及為何不願請求律師的協助時，即表示律師所 能發揮的作用無法與法院收發室相比，因為「法院收發室才能提供較具權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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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參見 Victor Hao Li,<The Use of Survey Interviewing in Research on Communist Chinese Law>,節 錄自 Jerome Alan Cohen,Contemporary Chinese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32
答案(could give an authoritative answer)以解決法律糾紛335。」由此可知，至少當 時的中國司法實務，不僅在客觀上深受行政權力所干涉，也間接影響了人民主觀 上的法律意識，律師所能凝聚的社會信賴相當有限，律師制度的實質發展就難免 遲滯了。
綜觀共產中國建國初期律師制度的建立，不難發現以律師作為「國家的法 律工作者」，其政治信仰的純潔深受統治階層所重視；因此新中國建立後，中央 人民政府不但先行廢除國民黨時期的六法全書與舊法統，於一九五０年十二月，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更進一步發出《關於取締黑律師及訟棍事件的通報》，用以 取締國民黨時代的舊律師336。由此可見，即使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律師工作的性 質仍然延續了傳統文化的色彩，其所握有的專業知識成為得以威脅政治權威的法 律武器，因此深受統治階級的顧忌。掃蕩了舊法制殘留的律師之後，一九五四年 七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發出通知，指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率先試辦律師顧問 處，開展律師業務。從一九五五年起，中國各地許多市、縣都開展了律師工作；
一九五六年一月，司法部向國務院提出《關於建立我國的律師工作的請示報告》
337，建議通過國家立法以正式確認律師制度，請示報告當年度批准之後，現代中 國的律師制度也獲得形式上的開展。
然而，雖然於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兩年期間，現代中國的律師制度獲得初 期的發展，但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之後的二十年，遭受左派思想的影響與其後文 化大革命的衝擊，剛剛起步的律師制度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中國本已缺乏西方法 權利本位的法制傳統，公民普遍缺乏權利自覺與法制觀念，再加上傳統法律文化 中輕視訟師的成見，「律師出庭 刑事案件被告人辯護」更難得到群眾的支持與 諒解，反而被等同於「喪失階級立場」或者「替壞人說話」。到了一九五七年，「出 現了反右鬥爭的擴大化，大批律師被貼上『右派』的政治標籤，甚至被送去勞動 教養或勞動改造，律師工作因此枯萎」。雖然「司法部在一九五九年被撤消後，
律師工作由人民法院代管，但實際上律師工作已不能開展。在十年內亂期間，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行封建專制主義，不僅在法律實踐中完全剝奪了被告人的 辯護權，而且於一九七五年制定的憲法之中，公然取消了有關被告人享有辯護權 的規定。在他們控制公檢法機關期間，被告人自己都無權辯護，更談不上請律師 辯護了。338」
但除了政治鬥爭劇烈的二十年間，曾導致律師工作的停擺之外，一九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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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參見檢查日報一九九九年七月三日，記者聶靜，《新中國律師制度的建立與發展──訪司法部 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副司長賈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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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同前揭檢查日報一九九九年七月三日，記者聶靜，《新中國律師制度的建立與發展──訪司法 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副司長賈午光》
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為的大幅改革以前，律師業務發揮的功能始終是 非全面性的；當時律師的主要職能仍只局限於行使刑事辯護權， 被告人減輕刑 罰和免除刑罰，而非如西方國家的律師，得以介入各類案件中為當事人爭取權 益。也由於長期以來律師業務的侷限，使得現代中國的律師制度，立於與西方相 異的基礎，而發展出獨特的法律文化。於是，即使一九七八年通過的新憲法中，
重新確立了辯護制度在國家法制中的地位，律師文化的本質依然沒有太大的改 變。一九八０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屆人大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 師暫行條例》，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有關律師制度的第一部法律，使中國的律師 制度開始得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該條例第一條即明白指出，律師行業的性質 係「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而非自由職業者，其工作必須在黨及國家的領導下，
為黨國及人民服務339；由此可知，承繼了傳統法律文化中對律師職業的偏見，與 共黨意識型態下對政治權威的哄抬，律師工作在法律規範下似乎難以擺脫「黨與 國家的領導」，律師實質上不算是社會的法律工作者，反而與公務員較為接近。
但無論如何，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以後，法律體制的確獲得了空前的發 展機會；一九八六年起，司法部開始舉辦全國律師資格考試，以期提高律師的素
但無論如何，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以後，法律體制的確獲得了空前的發 展機會；一九八六年起，司法部開始舉辦全國律師資格考試，以期提高律師的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