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法律體制的變遷

國家政治上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法律體制的變遷，也因此，法制史的研究幾 乎無可避免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然而，儘管法律體制的形成往往始於政治力的 單方運作，但政治核心之所以選擇一定的法律體制系統，本身也就是一種法律文 化的反映；之後，法律體制也在社會群體不斷的實踐之下，逐漸內化為社會群體 的各種法律意識，從而存在於法律文化的深層，並不時影響著歷史中下一波法律 體制的建立。

一、中國法律體制發展的宏觀規律

就法律文化的宏觀樣式而論，傳統中國經過數千年的法律實踐活動，總結 出其獨樹一幟的法律體制系統──混合法²⁵⁸。而傳統中國所獨有的「混合法」系 統，既非自始形成，亦非一出現就完而備之，而是歷史上的反覆實踐過程所共同 醞釀的法律文化遺產。

（一）「任意法」體系所呈現的法律文化

殷商時期的「任意法」是「神本位」法律觀在立法、司法領域的產物。「任

257 各項法制重建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積極展開；諸如 1979 年 7 月和 1980 年 9 月，五屆全國人 大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先後兩次對 1978 年憲法進行了修改，初步規範了各級國家機構的設置，

取消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顯示出極大破壞性的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 利」的規定。又 1979 年 7 月 1 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在一天之內通過了七部重要的法律，它們 是：刑法、刑事訴訟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這七部法律的頒佈，也等於宣示了中共官方對形式法律的日漸重視，及其保衛公民個人權利的決 心。引自法制日報 1999 年 12 月 31 日第三版，《百年磨礪百年希望──20 世紀中國民主法制歷程 述評》。

258 參見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頁 73

意法」的「意」是「神意」與「人意」的巧妙結合，由政治上的統治者「代理」

一部份的神意，也「行使」一部份統治階層的人意，使得當時的法律實踐活動在 很大程度上帶有偶然的主觀隨意性色彩。

（二）「判例法」體系所呈現的法律文化

西周、春秋時期的「判例法」是當時宗法貴族政體的必然產物，法官同其 他行政官吏一樣是世襲的。當時的審判方式被概括為「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 事制刑，不豫設法」²⁵⁹。其中「事」就是判例故事，意即選擇並依據以往的判例 成事來審判裁決，不預先制定「什麼是違法犯罪」或「又當如何處罰」的成文法 典。判例既是司法的結果，同時又是立法的產物，也連帶促使法官在國家法律的 實踐活動中，處於十分關鍵的重要地位。

（三）「成文法」體系所呈現的法律文化

秦漢一統天下，奠定了往後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帝國的基礎，而「成文法」

即是當時極權政體的產物。為實現國家對法律實踐活動的統一控制，統治階層必 須設法結束貴族政體及其副產品「判例法」；唯一的辦法是捨棄原本世襲法官的 傳統，由國家選派法官以執法，並將法律制定得詳而備之，使法官執行起來有如 加減法一樣方便和準確。於是，國家禁止法官拋棄法條而去參酌以往判例，更不 允許法官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以「造法」，凡此皆被冠以不尊王上、蔑視法典 的負面評價。

（四）「混合法」體系所呈現的法律文化

西漢以後，歷代王朝都重視制定以刑為主，民事、行政、實體與程序法諸 法合體的綜合法典。但是，由於成文法典不可能包覽無遺，龐大帝國的統治基礎 又難於朝令夕改，而社會生活的節奏日益加快，法典與現實生活脫節的現象也就 無法避免。為此，封建王朝除隨時頒布大量法令之外，也創制並適用判例；西漢 時的「春秋決獄」與其說是儒家思想支配司法的開端，毋寧說是對古老「判例法」

的一次回顧²⁶⁰。爾後，歷朝的決事比、故事、法例、斷例、例等，都標誌著「判 例法」一脈相傳、經久不衰的獨特地位。由於判例是在法無明文規定或法條明顯 不宜適用的條件下，才予創制、適用的，又常常因此經過皇帝的御批；因此，在 特殊歷史條件下，判例甚至具有較成文法更高的法律效力²⁶¹。封建王朝在無法立 新法或修訂法典的情況下，也自覺運用「判例法」來彌補「成文法」的不足；這 也就實踐了荀子的儒家法律觀，「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判例及法律文化﹞

259 參見《左傳》昭公六年及孔穎達疏

260 參見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頁 75

261 同前揭

舉。²⁶²」因此，混合法可說是成文法與判例法的統一。在傳統中國歷史上，當成 文法典宜於社會實際時，法律文化往往推崇成文法而排斥判例的創制與適用；而 成文法尚未出現、或現行法典明顯不宜於社會生活時，判例則應運而生，並以此 指導全國的司法活動；判例累積到一定程度，則經由統治階級將之上升為法條。

於是，以統治階級的法律意識為核心，成文法與判例法即在中國法制發展過程 中，週而復始地相互影響。

如果說「國、家本位」的法律文化基本精神，是傳統中國法律觀的主流，

那麼「混合法」體系所呈現的法律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同樣深遠的；二十世 紀初辛亥革命以後，中國雖結束了漫長的封建時代，但「混合法」的法律體系文 化，卻在政局紛亂的前半世紀中一直被延續下來。比如，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制定 了大量的單行法規，同時也編纂大理院判例和解釋例，使之同樣具有法律效力。

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大理院彙編的判例有 3900 多件」

263，足見判例在當時紊亂的司法體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五）「政策法」體系所呈現的法律文化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初，法律工作的中心領域仍侷限於打擊反革命分 子的政治任務，因此國家高層先後制定頒布了《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 例》等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單行刑法法規，但除此之外的法律規範領域，則幾乎是 一片空白。由於重要法律一直沒有制定出來，審判工作基本上就只能靠黨和國家 的政策，如此一來，也使得執法者對司法的控制成為一件很困難的事。當時，「黨 和國家的政策是法律的靈魂，具有比法律、法令、判例更高的權威。政策是經常 被調整的。政策一變，原來與之違背的法律、法令、判例便立即失去效力。在沒 有法律、法令、判例的情況下，政策便成了最高法律。」²⁶⁴也因此，這一時期的 法律實踐活動的狀態，「成文法」的成分固然缺乏，「判例法」的採取也不普遍，

基本上相當程度脫離了傳統中國「混合法」的法律體系，轉而成為向政治強權一 面倒的「政策法」型態。

二、現代中國的法制變遷

共產中國的法制建設曾遭受兩度摧毀和兩度重建。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的 新生政權徹底摧毀國民黨舊法統，並在批判舊法觀念和改造舊司法人員之後，按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和蘇聯的榜樣創建了新法制；但之後的文化大革命，又再次 將共產黨自己建立的法制給摧毀了。第二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了法制的

262 引自《荀子•君道》

263 引自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頁 75

264 參見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頁 76

恢復重建而直至今日。在這些法制變遷的過程中，「摧毀」與「重建」的激進動 作，都不可避免地截斷了法律文化的常態發展，更進而干擾、型塑了代表統治者 意志的法律文化。

建國之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制是在徹底摧毀國民黨政府舊法統後，根 據馬克思主義中國家與法的理論，仿照蘇聯法制模式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關 於國家與法的理論，其核心內容即將法律認為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 級統治的工具，它由國家制定與認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確認和維護有利 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當時

現代中國的法制幾乎完全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礎之上。除此之外，現代中國 法制 生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生長於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和轟轟烈烈的群 運動 之中。法制在初創時期直接扮演著維護新生政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鎮壓階級 敵人的工具性角色。

儘管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儘管中國古代有豐富的法 制文化遺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卻幾乎是從零開始。 適應建國 初期政治鬥爭及其法制建設所承擔任務的需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 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兩部法律，成為新中國立法工作 和法制建設的基礎²⁶⁵，確立了國家政權過渡時期多元性的立法體制，也就是：由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根本法；中央人民政府 常設權力機關；政務院有權 頒佈決議和命令，並審查其執行。在這種立法體制下，「國家立法機關緊緊圍繞 國家面臨的重大任務進行立法；立法工作從當時的實際需要出發，主要集中在繼 續加強國家政權組織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保障經濟建設方面。²⁶⁶」由此可 見，在這波法制建設的浪潮之下，國家立法機關的職權已開始帶有濃厚的政治任 務色彩，立法工作的指導原則著重於統治上的實際需要，充分反映出立法權服從 於行政權的從屬性法律文化。

儘管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儘管中國古代有豐富的法 制文化遺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卻幾乎是從零開始。 適應建國 初期政治鬥爭及其法制建設所承擔任務的需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 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兩部法律，成為新中國立法工作 和法制建設的基礎²⁶⁵，確立了國家政權過渡時期多元性的立法體制，也就是：由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根本法；中央人民政府 常設權力機關；政務院有權 頒佈決議和命令，並審查其執行。在這種立法體制下，「國家立法機關緊緊圍繞 國家面臨的重大任務進行立法；立法工作從當時的實際需要出發，主要集中在繼 續加強國家政權組織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保障經濟建設方面。²⁶⁶」由此可 見，在這波法制建設的浪潮之下，國家立法機關的職權已開始帶有濃厚的政治任 務色彩，立法工作的指導原則著重於統治上的實際需要，充分反映出立法權服從 於行政權的從屬性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