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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義、社群主義、以及公民共和主義等四種主要的公民資格觀，就政治哲學的基 礎做一扼要而剴切的闡發；之後，再就綜觀當前臺灣社會公民一般行為特徵所作的 解讀，指陳轉變中的臺灣公民資格觀背後指涉的意涵及其遞移趨勢；文末，則是在 回顧與檢視之餘，對於擘建理想公民資格基本架構所需的特質、內涵及其評析等問 題，嘗試提出一些參考性的意見與看法，庶幾借箸代籌而有助於整體學校公民教育 的提升與進步。
第一節 公民資格概念及其內涵面向
眾所周知的，公民資格（citizenship）一詞的概念涵義，乃是近代以來被奉西 方為現代性的制度化重要象徵之一，而現代民主社會中公民教育的首要工作，即是 在於培養「理想的」（Ideal）公民資格，正如哈伯瑪斯（J. Habermas）所言：「唯有 能型塑自由制度的人民，才配得上該樣制度。」（Habermas，1992：7）換言之，
現代民主社會如單靠制度的建立，實已不敷民主政治的維繫與發展之所需，尤以「制 度」（A System or Institution）的能否運作裕如，皆有賴生活於社會中的「公民資格」
養成4，公民教育的目標，無非即是在確立一套理想「公民資格」養成的作為機制。
由此，為能因應多元社會的發展起見，這一套養成的作為機制，應以培養公民豐富 的知識，高尚的德行，以及積極的參與能力為「公民資格」養成的主要核心內涵概 念，並從公民的個性，偶性到群性加以落實（王錦雀，1998：302）。是以，舉凡公 民資格的培育或公民素質的提升，不僅已然成為當前公民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務，更 是攸關民主制度穩固與否，甚至是整個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所在。
一、公民資格概念的緣起
平實而論，公民的教育與統治的現象是一樣古老的。蓋「公民」（citizen）及
「公民資格」（citizenship）的概念，最早係起源自古希臘雅典時期的城邦政治，並 歷經羅馬共和、中世紀黑暗時期、文藝復興，再到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與歐美民主 政體的建立，而後直至廿世紀等三個時期的演變而逐漸成形（Butts,1980：24-50）。
在第一個時期，一個人之所以具有「公民資格」係基於其作為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ies）一份子之關係，並且受到人造法（man-made law）的管轄，而非因於 其家庭、氏族、部落的成員身分之緣故；其次，在西元前十五世紀的雅典時代，一 個人具有公民身分，亦即表示其為「自由公民」（free citizen）之意，從而可以參與 制定法律、執行法律與裁判法律，並不是只有作為國王或神職者所制定的法律之管
4 一般而言，民主社會中的「人民」，兼具有「國民」（subject）與「公民」（citizen）的雙重資格身 分。就統治的客體言，國民指的是被統治的對象；以統治的主體說，公民就是指具有治者身分的「公 民資格」（citizenship）之國民。準此，公民教育旨在使一個人在成為治者之前，能先習於接受被統 治，進而循由公民資格的養成，取得治者的身分，此亦即所謂「治人者，必先能被治於人」的道理 所在（陳文俊、黃志呈；200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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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對象而已。抑有進者，政治社群的存在，亦標示著國家合法的統治權，業已由部 落轉移到政體（form）本身，對此，作為政治社群一份子的公民，遂負有積極參與 政治事務的權利與義務。
至於此一時期，則以柏拉圖（Plato）與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為其思想觀念 的典型代表人物。譬如，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一書中，描述其心目中理 想的政治社群時，即主張應由具有智慧、公正、受過良好教育的護國階級來擔任治 國者的角色，並且認為所謂的「正義」（justice），就是人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職」；
亦即工人做工、戰士衛國，而護國者治國之意。然而，嚴格地說來，柏拉圖眼光中 的「好公民」（good citizenship）也只是針對護國階級者而言，因為這一群人都是經 過挑選，並且受過嚴格的國家教育所刻意培養出來的統治階級，是以，其天職就是 擔任「哲君」（philosopher-king）的角色及功能（陳文俊、黃志呈，2000：346）。
相對的，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Politics）一書中，並不主張理想國，卻仍然 在偏向於貴族政體與共和政體的前提下，認為公民資格應只能限於自由人，而排除 婦女、小孩、奴隸、工人、商人與農人，因為這些並非自由人且必須要為生活而工 作，沒有能力及教育機會或閒暇時間，全心投入統治的工作；然而，當亞氏談及公 民資格時，卻又像是一位共和主義者，並極力主張普及公民的政治權利與義務，人 人皆平等，公民只接受其他公民的統治，而所有的公民都有參與並擔任統治者的義 務（彭如婉，1997：308；張秀雄，1999：103）。
後來，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公民資格概念，則因於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階級制 度、領主統治、以及教會威權而式微；直至十六、七世紀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興起之 時，才又開始復甦，更由於十八世紀的西歐，諸如英、美、法等國的民主革命，而 被賦予現代的意義，並擴大了公民資格的內涵，包括更大範圍的男性成人，從而重 新具體界定了公民資格的定義。是以，公民已不再只是積極主動的政治參與者，而 是政治秩序的建立者；同時，由於受到立憲風潮所及，遂進一步確立了「國民全體」
（the people）是主權者的地位，而正當程序（due process）、公民自由權（civil liberties）
等觀念的闡揚，更加使得公民資格的身分獲得法典的保障（陳文俊、黃志呈，2000：
347）。
事實上，經由此一歷史進程的演化與變遷的結果，尤其是自十八世紀以來，西 方公民資格觀的發展，即已逐漸形成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與個人自 由主義（liberalism）等兩大主要的傳統，它們彼此之間既是衝突對立而又相互融合 互補5，從而日後更各自演繹並注入了一些諸如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及文
5 西方的公民資格觀念的兩大傳統：一個是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傳統，係以雅典直 接民主為其代表，強調發展市民的品德與特質，尤其是公平與正義必須由人民〈市民〉自己來加以 維護，政治活動的參與也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並視個人為國家或共同體的一部分，是以，公民 資格係意謂著參與作判決與擔任公職的權利，而近代民族主義則是公民共和主義的一種新形式。另 一個則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傳統，主要係由西方近代興起的資產階級，在對抗王權過程中，所 發展出要求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憲政法治、代議政府、以及宗教容忍等權利保障的觀念，認為 個人之存在必先於國家，並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而在這兩大傳統中，前者較強調公共連帶（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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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元主義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等調和性或修正性的理論觀點。
而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儘管自由主義的公民資格觀雖然曾盛極一時，但因其所 強調的自由權觀念，基本上仍僅屬一種免於政府干涉的消極自由而已；亦即政府介 入公民社會的前提，必須只能基於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財產之目的，除此之外，
不得藉由各種理由或形式擅自侵犯或剝奪公民既有的權利。
迨廿世紀一直到廿一世紀初葉，象徵政治民主時代的依始，顯然已不像十九世 紀自由主義所持的傳統般，公民的社會對於自由有其積極的意義，因為在過去，法 律只是消極的規範；反之，在現在，法律則是在於積極的創造個人自由。簡言之，
公民社會的時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旨在打破社會、經濟的不平等，並賦予每一公 民平等的參政權利，尤其是公民資格的概念，由於婦女參政、經濟平等、社會平等、
民權運動等因素的加入，而有了更豐富的內涵（陳文俊、黃志呈，2000：347）。
準此，為能進一步瞭解公民資格概念在近代歐洲的發展梗概，吾人設若從統治 階級以及階級鬥爭的過程來加以分析，則截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左右，一般可將 之歸納為下列四種類型：（Mann，1987；轉引自沈宗瑞，2000：173）
第一、係從憲政主義到自由主義類型─以美國、英國及瑞士為代表，其公民的 市民權（civil citizenship）與政治權（political citizenship）以大致獲得，
並存有低度的社會公民權（social citizenship）。
第二、為對抗與融合的政權類型─以法國、西班牙、義大利，以及北歐諸國為 代表，前者王權與自由派鬥爭激烈，民權爭取不易，導致反國家主義〈包 括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存在與滋長；後者則是資產 階級與工農聯合，和平地成就了自由主義的公民三權〈亦即市民自由 權、政治權及社會權〉，並且保留了王室，進而以統合主義（corporatist）
方式安排及維持各階級的利益。
第三、是從專制王權到威權君主制類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奧、俄、
日等國，其君主採分化或鎮壓的方式對付資產階級及工農階級，結果 是，有的王權成功穩住政權，有的則以失敗收場，而公民三權基本上都 流於點綴式的讓步或被收買的形式。
第四、為法西斯主義及威權社會主義類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發展出的 義大利法西斯黨、德國納粹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蘇聯共產黨等 是，在此一體制下，並無市民及政治公民權的事實，而僅有些許的社會 公民權，用以穩定政局。
綜上所述，大抵可以一窺西方公民資格觀念〈或權利與義務〉的起源及其發展 趨勢。概言之，從政治〈或國家〉角度而言，公民資格觀初始與城市成員的地位
solidarity）及對共同體的責任義務，一般可以稱為公民的（civic）；後者傾向於被理解為私的個人主 義及個人權利意涵，可以稱之為市民的（civil）。兩者的歷史發展過程，彼此激盪，互斥互融，其 複雜內涵皆必須從歷史情境及現實生活世界中來加以尋求理解（沈宗瑞，2000：16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