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公約數及其發展趨勢：一言以蔽之，乃在於如何透過公民教育的一切有關具體作 為，藉以啟迪公民的行動認知，從而強化全民對於「政治民主（法治）化、經濟 自由（國際）化、社會多元化、文化本土化、意識主體化」的共識與共信基礎上。
（詳參本章文末附表 2-2 臺灣公民社會價值取向的發展趨勢表）
第四節 邁向公民社會的公民教育
哈伯馬斯在分析公民社會與政治大眾之間的關係時，曾經指出，一個生氣蓬 勃、活力充沛的公民社會之形成，必須在自由而開放的政治文化及其相關的社會 化模式（models of socialization）之下加以落實與證成才有可能（Habermas，
1992：449），而此一社會化模式的運作體，即係指一套合宜而具有優質內涵的公 民教育機制。質言之，健全的公民社會，實有賴於公民教育來助長民主政治文化 之形成，從而使得個體可以涵泳其中，不致受制於某一團體紀律或意識形態的箝 制，而影響其健全人格的開展；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個體在權力意識高漲下，惑 於華麗不實的政治口號，而失去其主體性做盲目迎合當道的意旨，或衝動採取毀 滅式的反抗，以致動搖整個制度的合理運作（楊深坑，1997：81）。
然而，有鑑於解嚴之後，一方面帶來臺灣的政治民主與社會多元；另一方面 卻也出現體制的紊亂與社會的脫序等反公民社會理念的一些負面現象。因此，如 何透過檢視並重新界定公民教育在此一轉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從而策勵 民主鞏固時期的臺灣邁向理想的公民社會，遂成為今後各級學校實施公民教育所 必需加以正視的焦點課題。
準此，本節擬先就解嚴前後的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互動關係的結構生態及其 脈動進行比較與論述後；接著，再進一步輔以解析並凸顯公民教育在面臨轉化過 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及挑戰；最後，即是針對公民社會永續發展的需要，試著提 出強化落實公民教育的一些重要作為方向。
一、結構生態及其脈動
在臺灣，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彼此間所形成的一種緊密依存而又相輔相成的 互動關係，就整體社會變遷的進程而言，一般大都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的解 嚴前後做為比較及檢證的分界點，並依政治體制的組織運作、公民社會的環境質 素、及公民教育的政治文化等結構生態脈動上的特徵，從而劃分為威權體制
（authoritarian regimes）與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等兩個時期來加 以論述如下100：（劉阿榮，2000：150-158）
100 學者劉阿榮先生（2000）在其「公民教育與公民社會─以臺灣的威權轉型為指涉」一文中，
即以 1987 年 7 月 15 日的解除戒嚴作為威權轉型（或民主化轉型）的起始點，而將公民社會與公 民教育互動關係所涉的結構生態，一分為威權體制時期與民主鞏固時期。蓋解嚴的重要意義，係 在標舉在此之前，國民黨政府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起在臺灣地區實施長達卅八年之久的威權專制 統治的正式宣告結束，從此轉型並開始邁入一個以「政治民主化」、乃至於「民主鞏固」為主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一）威權體制時期的公民教育與公民文化
基本上，解嚴以前的威權體制時期（1949~1987），國民黨政府在整個政治體 制的組織運作方面，雖然係以有限且非責任式的政治多元主義（limited, not responsible, political pluralism）、相當清楚的特殊權威心態（considerable clear distinctive authoritarian mentalities）、以及有限的政治參與及動員（limit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mobility）等威權統治所特有的控制手段做為其政策導向的最高 指導原則（趙建民，1994：9-11；劉阿榮，1999b：98-99）；但是，隨著政治發 展及社會變遷的結果，此一威權體制對於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的影響程度，也就 有由強而漸次轉弱的情形發生。大體而言，在此一時期的前二十年（1950~1970）
當中，雖有傳統而簡單的民間社會形式的存在，卻明顯尚未有現代且多元化的實 質公民社會（或謂「市民社會」）形成之事實，此乃由於國民黨政府自大陸撤守 臺灣之初，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所採取的是一種較為嚴格而徹 底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手段所致；而在整個公民教育的集體作為上，則 是往往訴諸以大陸共產黨政權的威脅為口實，因此除全面以貫徹「反共愛國教育」
（anti-communistic and patriotic education）為其號召的主軸之外，並以主義、領 袖為信仰中心的「剛性威權」（inflexible authoritarian）與意識形態來進行文化霸 權（cultural hegemony）的支配。迨一九七 Ο 年代以降，由於一連串外交的危機 與挫敗，遂引發了內部民主化的浪潮，特別是始自國會改革與本土化聲浪的日益 澎湃、以及各類社運團體的竄起及其運動的蜂擁爭鳴，影響所及的，臺灣的公民 社會理念（儘管此一時期雖仍以被慣稱為「民間社會」或「市民社會」者居多）
也隨之逐漸興起成形，而欲意提供反抗來自於國家統治機器支配的論述基礎。是 以，後期的國民黨政權雖仍採行威權統治，且已趨向「柔性威權」（flexible authoritarian）做調整，只是在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與社會控制依然存 在的情況下，即便是形式上多了一些民主的色彩，以及政治菁英的甄補，也注意 到族群與人口的比例；但總的來說，卻仍然改變不了以黨國為主的威權體制本質
（劉阿榮，2000：151）。
而此一時期的臺灣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公民文化，若依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G.
A. Almond）和弗巴（S. Verba）對於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三種概念類 型來看101，一九八Ο 年代之前，大抵可將之歸諸為是一種臣屬型（subject）的政
公民社會時代來臨。由此，對照前後時期有關政治體制的組織運作、公民社會的環境質素、以及 公民教育的政治文化等結構生態脈動上的特徵，並加以比較及解析，相信更能有助於對公民社會 與公民教育互動關係間的一種體認與瞭解，是為本文採用此種劃分模式的理由所在。
101 阿爾蒙（G. A. Almond）和弗巴（S. Verba）（1963）在其《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一書中 所指涉的三種政治文化概念類型，主要係以公民能力、參與意願、政治認知、社會關係、以及黨 派立場做為其探討的重點內涵，尤其是就政治取向所涉的認知、情感、及評價等三項的指標來加 以檢視與歸類：首先，「村民型」（parochial）的政治文化，乃指在此種社會中，因無專業化的政 治角色，是以，部落的頭目、酋長、乃至「道士」等人都扮演著政治、經濟和宗教等多重的角色；
其次，「臣屬型」（subject）的政治文化，係指對於分化的政治系統和系統的輸出面，具有高度的 態度取向，但對於特殊的輸入目標和積極參與的本人之態度取向，幾乎接近於零，唯臣民已瞭解 有專業化的政府權威，而個人對政府權威的情感傾向上，也許會以它為榮，也許不喜歡它；至於 所謂「參與型」（participant）的政治文化，係指社會的成員對於整個系統、政治和行政結構及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治 文 化 內 涵 特 徵 ， 亦 即 在 此 種 政 治 社 會 化 下 的 公 民 對 於 政 治 系 統 輸 出 項
（outputs），具有高度的順從取向，情感上亦較易傾向於聖雄式的領袖、認同權 威取向；而對於輸入項（inputs）則是較少關注（甚或統治者亦不重視、不允許），
以致缺乏組織及對公共事務表達意見的經驗與能力，因此，雖有若干不滿政府威 權統治的動作，卻也無力動員群眾，號召當時的民間社會（或市民社會）力量以 對抗威權政府。唯此一情況，直到一九八 Ο 年代之後的威權轉型時期開始，參 與型（participant）的政治文化方才得以逐漸醞釀形成，而真正的公民社會理念 亦隨之相應興起；連帶的，政治社會中的成員也因之對公、私領域的活動才有了 更多的開展。
抑有進者，有鑑於臺灣過去長期以來係處於威權統治之故，而其所實施的公 民教育，乃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黨國體制教育，尤其是在國家強力的介入與干預之 下，公民教育也就承載了國家民族文化的復興、民主戰勝共產、……乃至於集體 取向等官方意識形態的灌輸與複製之作用，公民教育於是遂成為政治的附庸，進 而成為統治階級合法化的一種文化霸權102。對此，沈宗瑞（2001）曾就公民資格 的型塑、公民權（基本自由人權）的實踐等面向，檢視在此一黨國體制時期下的 學校公民教育所建構的公民認知及其文化論述的內容，即在在充塞著如下的六項 思想特質：一、民族國家建立的論述，二、傳統文化的珍貴與發揚，三、國內危 機的嚴重性與關聯性，四、國家解放與富強（也可以說是侵略行為的遁詞）或群 體生命超越個體的自由與利益，五、國家介入公民教育的合法性論述，六、聖雄 式（charismatic）領袖或革命型政黨的重要性（沈宗瑞，2001：243）。由此進一 步觀之，不難發現：其實學校公民教育的內容則是越早期越富有這些意識形態上 的思想特質。
然則，此一威權體制的意涵對於當時的公民教育所形諸的具體行動取向，主 要係透過如下的三項實施作為來加以體現的，其中包括：（劉阿榮，2000：152-153）
1.去皇民化以建構中國化之正統思想
一方面強加灌輸國人「仇共」、「恨共」的敵我意識，並視中共為「異端」、「偽 政權」，而以「正統」（法統）自居；另一方面則極力清除臺灣過去所曾經歷日本 五十年（1895~1945）殖民統治的「皇民化」遺緒，並藉以改宗中華民族的文化 認同，進而建立中華「民族國家」之認同。舉其犖犖大端者，諸如：推行國語文 運動以壓抑各族群的母語、重構國定假日及紀念日以彰顯中國的歷史文化、統整 人文史地教育選材以深化中國文化的取向、...乃至於城市鄉鎮的街道命名大多 強行貫以中國大陸的地名或儒家思想中的八德、三達德之專屬名詞等皆是，藉以
一方面強加灌輸國人「仇共」、「恨共」的敵我意識，並視中共為「異端」、「偽 政權」，而以「正統」（法統）自居；另一方面則極力清除臺灣過去所曾經歷日本 五十年（1895~1945）殖民統治的「皇民化」遺緒，並藉以改宗中華民族的文化 認同，進而建立中華「民族國家」之認同。舉其犖犖大端者，諸如：推行國語文 運動以壓抑各族群的母語、重構國定假日及紀念日以彰顯中國的歷史文化、統整 人文史地教育選材以深化中國文化的取向、...乃至於城市鄉鎮的街道命名大多 強行貫以中國大陸的地名或儒家思想中的八德、三達德之專屬名詞等皆是，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