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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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43）。原來公民社會自主自律的結構性空間的獲致以及民主政治目標的實 現，以當時所處威權體制籠罩的特有環境而言，也只能以訴諸民間力量由下而上 的抗爭或對抗方式表達出來，其中最為重要且密切的民間力量，即是來自於中產 階級的積極參與43。此乃由於這些中產階級集中在私人與民間部門，教育程度 高，對社會問題滿懷關切，也會經常透過選舉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甚或直接投身 政治反對運動以推動各種改革之故（蕭新煌，1999）。
時至今日，這股經由 Civil Society 思潮所激發而成的社會改革主流力量，非 但業已牢牢牽引並主導著此後整個臺灣社會發展的脈動與方向，更為當下全體國 人所汲汲致力於建構的所謂「優質的公民社會」（remarkable civil society），時時 不斷地注入源頭活水，從而深深影響到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乃至於意識形 態等各層面的實質內涵。
二、公民社會語式的確立
在臺灣，一如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長久以來，由於 Civil Society 的概念經 常容易伴隨所屬社會的脈動與環境的變遷，進而呈現出各種不盡相同的理念意涵 建構模式，影響所及的，即是對於 Civil Society 名詞語式的使用，難免也隨之會 產生一種「各取所需，各抒所懷」的多元化現象。換言之，如就 Civil Society 概 念演繹有關的歷史過程略加一番檢視，不難發現：其中，舉凡每一種可能名詞語 式的迎應而生，皆不外乎在用以詮釋或表現其時代環境所可能加諸的一種特定理 念意涵及其價值取向。而名詞語式的最終得以確立，甚至被廣為認同與接受，除 可歸結於所屬社會及文化內在互動質素的個殊性使然之外，其實來自於社群
（communities）本身因時因地制宜所涵化出的不同生活經驗及歷史記憶，也是 各式各樣 Civil Society 名詞語式及理念意涵何以形成的重要結構因素之一。
為此之故，在揭櫫並肯認 Civil Society 被指涉作為「公民社會」的一種特定 理念建構形式之前，對於目前坊間各種常見的名詞語式理應有加以釐清與統整之 必要。
以目前的臺灣社會為例，在中文專有名詞語式的使用形式上，Civil Society 一詞，基本上，有著「政治社會」、「文明社會」、「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 共領域」、「公民社會」等六種不同的譯意與說法44（李琪明，2001：4-13；甘陽，
43 至於中產階級的積極參與又與經濟力量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蓋相較於共產國家的計畫經 濟，臺灣實施的國家資本主義，政府畢竟還是留給私人若干經濟自由的空間，也正是此一經濟基 礎方才產生了這一批關心社會、推動改革的中產階級。對此，早有相關的研究指出，以全球國家 發展的經驗而言，堅實的民主制度其實大都伴隨著高度的經濟發展（鄭敦仁：1999：177）；而研 究者也認為：經濟因素即使不是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的「充要條件」，但至少也是個「必要條件」， 並扮演適時催化的角色。
44 根據學者李琪明（2001）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見解，認為 Civil Society 一詞，如依其概念發展 時間的歷程來加以檢視，從古到今，大致有以下六種不同的認知語式，分別是：（1）Civil Society 即是政治社會，係以十七世紀之前的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解讀方式為主；（2）Civil Society 即是文 明社會，係以十七世紀時期的洛克及盧梭等人所強調的「契約」精神為其論述主體；（3）Civil Society 即是民間社會，此一說法大抵被歸類為較具社會文化的本土性格，曾在一九七 Ο 年代早 期的臺灣社會運動過程中流傳一陣子，但因缺乏學術所需的共識基準，以致漸趨式微；（4）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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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66-73）。然而，儘管這些不同的譯法都盡可能在於反映 Civil Society 一詞 的複雜意涵，並企圖表露出使用者所要表達的一些特定的潛在理念與思維；但在 與阿瑞托（J. L.Cohen and A.Arato）、泰勒（C.Taylor）等人的論述與提倡，此一名詞的界定，確 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6）Civil Society 即是公民社會，所指涉的是一種以現代公民生活為主的 社會型態，其理念特色乃在凸顯公民如何透過自我的改造工程，從而知所建構相對於國家以外的 一種由下而上且具多元化運作意涵的自發性社會實體。其中，尤以「公民社會」一詞，非但業已 成為當代 Civil Society 的主要語式之一，更是當前臺灣公民教育的一種主流價值取向的重要理念 所在（李琪明，2001：4-10）。
45 在古希臘羅馬時期，Civil Society 一詞被用以等同為「政治社會」（politike koinonia，英譯為 political society 或 community）之概念（Cohen and Arato，1992：84），旨在說明 Civil Society 本身即有代表所謂的「城邦」（polis）之意，亦即指涉人們身為一政治動物，在合法的規則系統 下，係以自由平等之公民身分，所組公開性之倫理政治共同體。是故，Civil Society 如與政治社 會、共同體、乃至於國家與社會等概念的緊密結合，旨在強調置社會成員於法律規範下，並在共 同結合的政治型態中，以完成至善之生活之意（張震威，1994：14）。
46 將 Civil Society 翻譯為文明社會，係因 Civil Society 之“civil”原本即具有「文明」（civilization）
的意思，此乃相對於自然狀態而言，故康德（I. Kant, 1724~1804）曾強調「Civil Society 是由公 法對你我所進行保護的一種政治安排」。由此意義推知，Civil Society 和 Civil State 被視為同義，
均指一種文明社會（王紹光，1992：6）。對此，洛克（J. Locke, 1632~1704）與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遂強調以「契約」（contract）的精神來維繫或重建文明社會。此時，Civil Society 之 civil 精神便凸顯出來，且蘊涵有「公民」（citizens）的意味，亦即每一成員應有做為公民之意識 與覺醒，並感到社會與國家的集體存在之必要性，且願意在契約束縛下，犧牲其自然的自由，藉 以保存其社會契約上的自由（陳其南，1990：77）。是故，一旦 Civil Society 譯為「文明社會」，
它實係包含著社會與國家的概念，而與政治社會的說法有其雷同之處；若再以契約論的角度而 言，Civil Society 的理想精神宜應涵括公民國家與公民社會的理念，並將公民倫理、社會意識與 契約精神三者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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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性格」（anti-dominating character）來加以描述這股新興的社會運動（蕭新煌，1989：60-64）。基本上，此一用語乃在凸顯民間社會的自主性，尤其表現在政治 上的反對運動對國家的抗爭，以及掌握各種支配與反支配的對抗關係，從而藉以 強 調 人民 民主 的觀 點。 雖然 如 此 ，但也 多 少反映了 當時社 會「 自我 組織 」
（self-organization）的不穩定狀態，而忽略了社會階級之間的內部潛在矛盾與衝 突，甚至其非理性的抗爭及動輒訴諸自我救濟等動機，則往往超越哈伯馬斯（J.
Habermas）所稱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onal rationality）。相對的，當時的 官方也極為誇大所有的抗議行動，乃至以暴民、社運流氓等字眼醜化參與者，並 大肆擴充保安警察。尤其在統獨及族群等問題的激化下，國家與民間始終無法建 立信任關係，因而發展出民間社會民粹化（popularization）或民粹主義（populist）
的現象49（顧忠華，1999b：44-48）。準此以觀，「民間社會」名詞語式的運用，
其原本的意圖旨在結合解嚴初期的各種社會運動與反抗國家的力量，唯因其表面
織，而非透過政治組織，來建構自己的認同，並調整自己的行動者，如此的 Civil Society 即具有 公共性格的，更進一步而言，如果這些結社組織在必要時能在公共領域中動員成員的共同意志，
進而有效地影響或決定國家政策的方向，由此觀之，則此一意涵上的 Civil Society，就可以譯為
「公民社會」（陳忠信，2000：21）。
49 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民粹主義是一種以人民（the people）為對象的訴求，一般說來，如果主 張為大多數基層的人民作服務的政治人物都可歸諸民粹主義者，而其民主形式上的主張可能是直 接民主而排斥間接選舉及議會政治，且常有挾帶敵視菁英份子及政治異端的傾向，從此一角度而 言，民粹主義乃是民主政治的一種極端形式。另一方面，民粹主義也可被用於解讀為是一個具有 聖雄式的獨裁者（charismatic dictators），向大眾以各種支票並以恢復傳統的特質而掌握政權的情 況，如過去的希特勒或戴高樂等皆可稱之為民粹主義者（沈宗瑞，2001：148）。
50 學者陳其南（1992）認為：在傳統時期，華人社會的此一「民間」範疇，不僅沒有用於對抗 專制帝國的能力，甚至在本質上也頗為缺乏自主的意識，因而不構成一個集體與官方對立的「社 會實體」。所以，不論在客觀的歷史事實，或對於此一用語的主觀認識，「民間」或「民間社會」
在傳統華人社會的文化認知體系中，只是一個被動從屬的「屬民」（subjects）社會而已，它不但 缺乏主體性，也缺乏集體的社會意識，更沒有相對於所謂「國家機器」（state machine）的政治意 識。因此，此種「民間社會」充其量只是相當於英文中的 Folk Society，而與後來輿論流行並有 指涉為 Civil Society 的民間社會大異其趣（陳其南，1992：3-4）。
51 然而，當時亦有若干學者針對「民間社會 vs. 國家」此一框架及其預設或蘊涵提出質疑。歸 納而言，大抵包括：（1）提出「反基礎主義」（anti-foundationalism）的基本看法，亦即反對人民 之「反支配」（或反宰制）抗爭，尚須有一基礎或超越性之原則予以正當化的理念；（2）反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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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共同形成「民眾部門」（people’s sector）創造了所謂的「市民社會」。（王振寰，1991：56-57）此種著重階級結構的說明，雖然較能掌握西方近代史
一詞又早已被包含在「公民」（citizens）的概念之中，而無法涵括 Civil Society 的內涵與精神。因此，「市民社會」的名詞譯法，在臺灣則主要限於學術界的使 用，並含有市場經濟的意涵及階級的觀念。
而有關「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意涵界定方面，由於在臺灣政治民主 化及自由化過程中，因其曾與 Civil Society 共同提供及擔負起為整個非制度化的 政治反對及社會運動注入論辯與溝通的催化功能之故，是以，兩者在名詞語式的
而有關「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意涵界定方面，由於在臺灣政治民主 化及自由化過程中，因其曾與 Civil Society 共同提供及擔負起為整個非制度化的 政治反對及社會運動注入論辯與溝通的催化功能之故，是以，兩者在名詞語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