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彭如婉，1998c：123-140）。
（五）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此種政治哲學係建構在尊重個人自主決定 能力的基礎上。因此，主張可以完全不涉及何謂美好生活的價值觀，而將個人良 心自由的運用劃歸私領域，並將所有人共同生活衍生而來的層面劃歸公領域。所 以，自由主義的公民教育觀就是要將公民在此原初立場上的決定，透過教育的歷 程傳遞給下一代，從而告知未來如何在民主社會的行動中，確立特殊價值觀的底 限究竟何在。畢竟就自由主義者的眼光看來，唯有透過公民教育的歷程，才有可 能將維繫民主社會穩定運作的價值體系傳給新世代，也唯有在公共秩序穩定的情 形下，個人自由才有運作的空間。至於在公民教育的實際課程內涵上，則應包括 三個面向：其一、應該教導學生瞭解民主制度及其實踐的歷史，最重要的是要能 如何評價對民主的瞭解；其二、應該介紹民主政府的哲學或政治理論，學生不僅 應該學習民主理論，也應該認識除了民主理論之外的其他選擇是什麼；其三、則 是最不具爭議性的政治科學知識（劉姝言，1998b：77-108）。
（六）多元文化主義認為不同性別、種族、宗教的「異質性」存在是事實。
而不論自由主義強調的普遍平等、自由原則：或公民共和主義、社群主義的「共 善」，則幾乎都預設了「同質性」的邏輯。因此，多元文化主義遂提出了「個別 差異」（difference）的概念，並且為了解決族群的差異和不平等，而必須實現「差 異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理想。由於此種理想乃是基於下列的考量：
亦即多元文化主義者注意到個人對於族群的親密性和依賴性，使得政治考量不能 完全以個人作為出發點，而必須從私領域提升到公領域中，透過公領域的肯認
（recognition），賦予族群文化的正向意義，藉以破除公領域達成同質性公眾的需 求，而重新建構一個能夠容納的差異性公眾（張秀雄，1999：50）。至於在公民 德行方面，多元文化主義者並無針對公民德行建構一個完整系統的理論，特別是 在公民德行的德目部分並無具體的論述。然而，從多元文化主義者在論述一個符 合社會正義的制度理想下，身為公民身分的實踐家（doers）與行動者（actors）
所須注意的行為取向中，可以發現公民的行為取向必須符合下列的特性：亦即在 社會肯認的背景中學習及使用正確的與有展望性的技能；參與已經形成及運作的 制度，並且獲得對其參與的肯認；與他人溝通、交談；表現自己的經驗、情感、
以及在生活上的觀點（章玉琴，1999：355）。
上述所列這些公民教育及公民資格觀的學理鋪陳，基本上，對於啟發本文在 進行研究分析時，相信皆能有助於強化理論建構和深化概念論述的指導作用，從 而充實並拓展公民教育的內涵與視野。
四、我國公民教育的回顧
哈伯馬斯在分析公民社會與政治大眾之間的關係時，曾經指出，一個生氣蓬 勃、活力充沛的公民社會之形成，必須在自由而開放的政治文化及其相關的社會 化模式（models of socialization）下才有可能（Habermas，1992：449）。質言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健全的公民社會，有賴於合宜的公民教育來助長民主政治文化之形成，俾使個體 得以涵泳其中，不致受制於某一團體紀律或意識形態的箝制，而影響其健全人格 之開展；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個體在權力意識高漲下，惑於華麗不實的政治口號，
而失去其主體性做盲目迎合當道的意旨，或衝動採取毀滅式的反抗，以致動搖整 個制度的合理運作（楊深坑，1997：81）。
準此以觀，葛蘭西認為學校教育是文化霸權建立和鞏固的重要途徑，此亦指 出了學校教育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型塑過程中必然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和作用
（Gramsci，1972）。另外，如就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舉凡課程目標的決定、
教材的選擇及學習結果的評鑑過程，也在在充滿著價值判斷，而與社會權力或文 化資本的分配有其密切關係，因此並不純然是客觀事實的呈現（陳伯璋，1988：
224）。再者，任何教育或公民教育活動，其實都是政權掌握者對於「意識形態的 管理」（ideological management），因為思想的管制正是權力行使的象徵（單文經，
2000：12-13）。而揆諸我國公民教育的實施歷程，似乎也是無法避免當權者意識 形態的宰制。
然則，由於臺灣過去長期處於威權統治之下，實施的是黨國體制的的一種教 育，於是在國家強力的介入之下，公民教育也就承載了國家民族文化的復興、民 主戰勝共產、……乃至於集體取向之類的官方意識形態，公民教育遂成為政治的 附庸，乃至淪為一種不折不扣的政治思想教育，而變成統治階級合法化的文化霸 權，為此之故，公民教育不僅成為學校教育中的顯著課程，連學校的生活教育也 都必須與之結合，甚至滲透到各種潛在課程之中。
茲依序引述過去學者分別針對各級學校公民教育課程教材內容所作的研究 結論為例，即可略知其中的嚴重偏差現象：
首先，就國小公民教育的課程教材內容而言，歐用生曾於一九八八年間分析 國小「生活與倫理」和「社會科」的教科書內容，歸納出當時學校教育所欲教導 的價值取向，主要包含：1.傳統導向：強調傳統儒家思想所認可的社會行為規範 及個人道德標準；2.反共第一：強調反共必勝、建國必成；3.國家至上：個人的 需要、利益和發展完全被抹煞；4.領袖崇拜：刻意培養對領袖的情感，強調領袖 代表人民，也是國家的化身；5.我族中心：基於特殊的歷史情懷，充滿各種殘留 不褪的歷史仇恨，尤其是「仇日、恨日」的意識形態溢於言表，另一方面卻又過 度美化漢族的征伐史實；6.男性獨尊：顯示男主外、女主內及男尊女卑的刻板化 印象（歐用生，1988：245-249）。
其次，就中學層次公民教育的教材內容方面而言，羊憶容即曾對一九五 Ο 年代到一九八 Ο 年代的國中教科書做過深入的分析，其中發現「國文」和「公 民」兩科的教科書大致保持了以下的特色：1.政治主題強烈，且以效忠意識為主；
2.傳統取向強烈；3.現代取向薄弱（羊憶容，1994：310-313）。如再就其中公民 科各年代的資料加以合併，發現在政治範疇內有三項特色：1.早期過度強調反共 復國、效忠服從和復興民族文化，較少強調法治權利義務和政府組織；2.後期最 強調法治權利義務和政府組織，不甚強調反共復國效忠服從等；3.自始就不強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民主，後來雖有增加，但仍非常有限（瞿海源，1998：82-83）。
至於在大學公民教育有關的課程方面，學者陳延輝（2002）曾對影響三民主 義思想教育成敗的因素為例做進一步的探討。認為三民主義思想的設立是因為國 民黨專制統治臺灣所產生的一個結果；但由於臺灣經過三、四十年的社會經濟變 化，以及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結果，國民黨在政黨輪替前的執政末期，不得不宣 告放棄此一長久以來控制大專學生政治思想的政策作為。他更認為除此一政治的 因素之外，其實影響三民主義教育失敗的內在因素，主要是來自於教材的無法配 合臺灣社會發展的需要和三民主義學術化的無能為力所致。因為三民主義乃二十 世紀初係為推翻滿清政府和建設中國所提出的主張，迨二次大戰後五 Ο 年代的 國民政府來到臺灣，仍以此種不符合時空環境變遷的政治主張，來對抗持有不同 政治目標的中國共產黨，顯然是危險且無效用的，而教育部過去所公布四次的講 授大綱，不是太過教條，就是保守有餘而開創不足，難怪學生對當時國民黨的教 育部所提的講授大綱毫無興趣可言（陳延輝，2002：30-31）。
而時序來到八 Ο 年代的中期以後，臺灣民主化的腳步加快，一連串的政治 改革潮湧而至，沛然莫之能禦，在在都讓國際社會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咸認 為臺灣此時業已脫離威權統治，而成為名副其實的民主政治。但如就政治文化的 角度來探討，由於臺灣長期以來處於威權統治的結果，其實並未能有效且深入培 養民主政治所需的公民文化。因此，相較於過去傳統公民教育的實施一向被視為 傳遞主流價值，及促進個人對國家認同的一種政治社會化過程與機制，而陷於「定 於一尊」的意識形態宰制，此時此地臺灣的公民文化，基本上則仍未能完全袪除 政治社群有組織、有計畫灌輸的色彩，以致在「公民」的養成上，其所型塑出來 的是一種被動、消極、迷信權威而逃避責任的順民性格（李琪明，1999：34）。
至於此種政治社會化的最大特徵就是對政治系統的輸出項（output）具有高度的 順從取向，在情感上亦較易傾向於聖雄式的領袖、權威取向；對於輸入項（input）
則是較少關注，以致缺乏組織及對公共事務表達意見的經驗與能力。是故，一旦 民主化是流於單純的一種高層政治菁英權力角逐的結果（outcome）與形式，而 非「由下而上」的全民政治參與所形成的，如此一來，此種民主化就容易變質成 為政治人物利用大眾情緒以遂行其政治奪權的工具；同時此種民主化的結果如果 不能適時予以導正，也將極有可能掉進民粹主義（populism）的泥沼之中（彭懷 恩，1997：67-72）。是以，儘管臺灣此刻正值公民社會轉變的關鍵之際，此種來 自於內在結構上所普遍呈現出的問題與危機，迄今卻一直仍然存在於臺灣既有的 公民文化及教育體系中而久久揮之不去。
則是較少關注，以致缺乏組織及對公共事務表達意見的經驗與能力。是故，一旦 民主化是流於單純的一種高層政治菁英權力角逐的結果（outcome）與形式，而 非「由下而上」的全民政治參與所形成的，如此一來，此種民主化就容易變質成 為政治人物利用大眾情緒以遂行其政治奪權的工具；同時此種民主化的結果如果 不能適時予以導正，也將極有可能掉進民粹主義（populism）的泥沼之中（彭懷 恩，1997：67-72）。是以，儘管臺灣此刻正值公民社會轉變的關鍵之際，此種來 自於內在結構上所普遍呈現出的問題與危機，迄今卻一直仍然存在於臺灣既有的 公民文化及教育體系中而久久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