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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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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參與內涵、資源分配、乃至於消費型態，以及休閒方式等多元化指標有關 的社會變遷方面，較諸過去的威權統治時代，其實皆有其快慢或深淺不等的改變 與進步。包括：從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蛻變為現代的異質化工商社會；而一向 由上而下的社團被動操控模式，也由蓬勃發展的民間自發性社團所取代；至於從 前被過度禁錮以致瀰漫保守封閉而定於一尊的社會風氣，也因民主化自由思潮的 激發與浸淫而變得更為積極進取和開放；甚至在擴大公民參與的層面上，更是明 顯從過去集體主義的權威導向一變為現在以社群主義理念相向的民主運作機 制；即便是往昔那種藉由利益掛鉤分配社會資源的陋規劣習，也能逐漸朝向公共 利益普遍化的方向加以調整；以及強調並重視消費者主權意識的提升和滿足個別 需求與品味的休閒方式...等等理想社會生活所及的面向皆是。
由此可知，在以往威權統治的時代，社會活動力所賴以滋長的深層結構，
常因政治力無孔不入的強行滲透與灌輸，導致整個社會的內在建構質素（諸如影 響食、衣、住、行、育、樂等日常生活行為模式取向的價值觀念體系）在在充滿 高度的「同質性」（homogeneous），此一同質性雖可以強化官方威權統治的濃厚 色彩，但無形中卻也成為舒展社會活力的障礙及社會進步的阻力，此亦即一種來 自政治力量阻礙社會朝向多元化發展的最大問題關鍵所在；此外，對於長久以來 一般人因循舊習與崇尚權威，藉以從眾取巧，從而排拒任何社會變遷的生活型態 與思想態度，一直並無多大的改善，例如，由於拜金主義風氣的盛行，致使人們 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金錢與物質上的滿足，而其所累積的財富則同樣以最庸俗的 格調從事誇富性的消費行為，也是形成另一種來自民間社會干擾多元化進程的主 要因素（陳其南，1992：211）。
然則，理想社會生活的多元化之所以生生不息者，固然貴乎公民個人與社 會群體之間都能彼此充分發揮尊重「個別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的精神，
亦即尊重相互之間有所謂「異質性」（heterogeneous）存在的現象；易言之，社 會如一旦欲由一元化（monism）邁向多元化，則其異質性的社會體質必須要能 先獲得適當的調適與發展。尤有進者，也要責成作為公民的每一個人，能知所涵 養一種「兼容並蓄及克己修身」的胸襟與情懷，以資成就現代公民社會所需的「公 民資格」（citizenship），此乃由於社會的包容性越高，則其多元化的發展性就越 強；連帶的，對於化解並消弭因社會變遷所導致的對立與衝突之可能性也就越 大。凡此，實為公民社會建構工程所需奠基的必備條件之一。
明乎此，不難發現：處諸當前臺灣社會急遽變遷的過程中，營造一個多元 而開放的社會固然是締造公民社會的一種必經途徑；但是，社會多元化的成功與 否，更是用以衡量及追求理想社會生活的一種重要指標。是以，只要是作為現代 公民的一份子，不僅要能從中知所重視個人、崇尚自由，以示尊重個別差異的存 在，而且也要能重視理性、崇尚平等、俾使勇於面對改革的挑戰，並進一步善處
「個性」（individuality）與「群性」（sociability）之間的參差與均衡，務使獲致 理想生活內涵上的調和與充實，而確保與時俱進。
（四）就優質的公民文化而言─在於致力「文化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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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是指作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公民，所應具 有的基本認知、情感和評價87。它包括對政府和政治的認知與情感，對政治競爭 規則的瞭解與尊重，對自我能力的評價，以及對參與責任的理解....等等（Almond
& Verba，1980：16-20）。是以，如就概念指涉的內容而言，儘管「公民文化」
與「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名詞形式雖有不同，然彼此間卻仍存有一定 程度的相互共生關係88。蓋公民文化除容易被一般人視為等同是一種混合性的政
（multi-culturalism）89質素（彭懷恩，2000：337）；但如就公民政治生活方式有 關「地域觀念」（a regional idea-type）普遍化的意涵來加以檢視之，在整體價值 取向上，則顯然更需要強調公民能對其認同的居息家園建構出一種「休戚與共」
（we-group）的「文化本土化」（localization to culture）概念，此亦即泛指一種以 建立臺灣本土（Taiwan-local）文化生活方式及內涵作為主體架構與政治地位的 生活中的文化內涵，是以，所謂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簡言之，指的是一種由公民社會 所形成的政治生活方式（徐宗林，1989：50-60）。
88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係指一套涉及政治過程的定向（如：意識形態、態 度、信仰）及其表達的方式。它通常被用以包含一些可資認定的次級文化，而以宗教、地域觀念、
種族團體、乃至於社會地位等為其建構的基礎（羅志淵主編，1978：190-191；林嘉誠、朱浤源 編著，1990：273）。至於政治文化的研究，則以 G. A. Almond & S. Verba 對於英、美、德、義、
墨西哥等五個民主政治系統的政治文化所涉各面向之研究最為著名，兩氏並於 1963 年由 Princeton 大學出版其研究成果，書名即為《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書中作者依據系統 特性、政治轉換過程中的輸入、輸出對象、以及作為主動參與者的自我等四種專門化的取向頻度，
進一步將政治系統所及的政治文化區分為「村民型」（parochial）、「臣屬型」（subject）、以及「參 與型」（participant）等三種主要的類型，並提出其有關的內容論述（Almond &Verba，張明澍譯，
1996）。
89 例如，泰勒（C. Taylor）即是一位多文化主義的倡議者，他認為：一個族群成員所共享的價值，
基本上是不能用一種聚合性的觀點來加以瞭解的，因為「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y）總是 先於個體之「界定性社群」（defining community）以形成個人認同的。是以，只有在彼此相互尊 重的「公民自由主義」（civic liberalism）的前提下，各個族群才能和而不同的相處，並建立政治
（或國家）認同（Taylor，1994：25-73；轉引自彭懷恩，200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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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的空間產生的，所以是本土的。而這群人的情感認同也必然因之而產生，同 時為了延續生存與生活之所必需，會以一種更為積極的投入態度將這一套行為的 思想模式傳遞給下一代，於是提升為一種以具有共同居息家園的生活方式，準此 用以作為區別我群與他群的基礎。
至於文化本土化涵蓋的範疇，雖然通常表現在「統獨態度」（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t attitude）、「國家認同」（nation-identification）、「省籍情結」（provincial ideology）及「敵我意識」（oppose-defend conscious）等四個層次的論述爭議中，
卻又是彼此環環相扣而糾結在一起的（沈宗瑞，2002：28）。
然則，此四者又以「國家認同」為當前公民文化走向「本土化」的一種問題 核心所在。因為在臺灣，國家認同一直是與國家安全和社會團結有關的課題，過 去在威權體制下，它被壓制而潛伏未顯；迨一九九 Ο 年代民主化以後，它終於 外顯而表面化。此外，因於「省籍情結」而來的族群對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是 它背後一種無形的影響因素90；尤其是長期以來朝野政黨權力場位和消長也間接 牽動了不同族群的集體權力意識，及其對國家認同的變化，乃至於抗拒一切可能 的變化（彭明敏，2003：15）。
具體來說，臺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應始自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而五十年前 產生的臺獨意識原型即是為了反對國民黨「外來政權」（external regime）所加諸 的中華民國國家認同；唯經由廿多年來的民主化過程，不但已將國民黨臺灣化，
也將中華民國臺灣化。是以，另一種國家認同的問題於焉產生，此亦即中華民國 被臺灣化後，有關國家規範的定義，乃從過去「大中國歷史意識」（Chinese historical conscious）的虛幻文化內涵轉而落實到現在「臺灣主體意識」（Taiwan subjective conscious）後所凸顯的認知落差、矛盾和不適應問題。而此種新的國 家認同問題，近年來遂成為臺灣社會價值和規範衝突的重要來源之一；至於其衝 突的群眾社會基礎，一是族群，二是政黨（蕭新煌，2004：15）。
在族群方面，外省新住民較為抗拒上述的國家認同臺灣化的轉變，而仍以包 括「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ese）為其國家認同的對象；相對的，臺灣河洛、
臺灣客家和臺灣原住民族91則是較能接受臺灣為國家認同唯一對象的事實。因
90 直到廿世紀以前，儘管臺灣本省住民中的河洛、客家和原住民之間，確曾有過衝突；但時至 本世紀，這些族群業已能融合而和平相處，不再有任何摩擦之情事發生。唯自一九四五年國民黨 政權來臺之後，為掩飾其「外省人」在政治上長期享受特權的事實，於是運用許多似是而非的動 聽口號，並透過徹底洗腦的教育政策，以及控制所有的媒體和無孔不入的嚴密特務組織等力量的 全力配合，企圖混淆視聽。一方面對臺灣人民強施洗腦，不斷強調：大家都是「中國人」，不應 存有省籍觀念，不然就是「心胸狹窄」；另一方面則對「外省人」暗作宣傳，認為「本省人」久 受日人的奴化教育，怎可自治，甚至過度渲染「本省人」仇視「外省人」的心態，託詞一旦「本 省人」取得政權，「外省人」必受迫害，藉以強化並動員「外省人」是少數族群的危機意識。是 以，近二十多年來，此一「省籍情結」和「族群意識」之爭的陰霾，一直即有如影隨形般，久久 不能去之，而每有大選，終究難免深化社會的對立氛圍，從而無形中消耗了過多的社會成本（彭 明敏，2003：15）。
91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4）公布的資料顯示，目前正式核准認可的原住民族群，計有：
阿美、泰雅、排灣、布農、卑南、魯凱、曹族、雅美、賽夏、鄒族、葛瑪蘭、太魯閣及德塞克等 十三族，其中以阿美族的人口最多（約有 13 萬人），賽夏族的人口最少（約略 4 千人）；而由泰
阿美、泰雅、排灣、布農、卑南、魯凱、曹族、雅美、賽夏、鄒族、葛瑪蘭、太魯閣及德塞克等 十三族，其中以阿美族的人口最多（約有 13 萬人），賽夏族的人口最少（約略 4 千人）；而由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