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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的高度對峙狀況。凡此，其實早已形同對此刻正值萌芽茁壯階段的公民社 會預先埋下一些難以掌控的不確定變數，更是對長期以來亟欲擺脫威權體制桎梏 下的公民教育形成一種極不協調的反動壓力。職是之故，此一基於民主轉型過程 所可能導致的公民意識紊亂與國家認同危機的現象，無形中已然成為轉變中的臺 灣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所必須共同加以正視和化解的嚴肅課題。
總之，從威權體制到民主鞏固時期的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儘管在公民社會 有關的理念方面，雖已大致為國人所普遍接受與肯認而終究有達致的可能，但在 目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心理等各項條件要素仍未臻成熟的情況下，其 轉捩的關鍵，乃在於亟需進一步透過公民教育與公民文化的提升，尤其是如何經 由公民教育的求新求變與積極轉化之途徑，從而增強公民之公共性格及型塑優質 的公民資格，藉以邁向進步的公民社會。凡此，誠屬國人所殷切期盼的當急之務。
至於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之間，基本上存有一種緊密的邏輯辯證關係。首 先，公民社會如果未能形成，公民教育所涉的知識內涵雖然即已存在，乃至於已 被肯認；但卻容易淪為執政者遂行其文化霸權的一種工具性角色。因此，應該先 從公民社會有關的民主政治及公民參與能力加以提升，俾能凝聚共信與共識，並 藉由落實公共領域的討論機制及實踐的力量，待型塑成公民社會之後，公民教育 的內函也方能被肯認。換言之，要能先有公民社會主動參與公共領域的討論，並 有其歷史脈絡可資依循之後，公民教育才不致於失去其批判與肯認的實質內涵。
基於此一邏輯辯證關係的體認可知，在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的互動過程中，彼此 間既互為推力，又互為拉力，無論就人民參與公共領域運作的成熟度，或是政治 文化的社會性格傾向，抑或是人民實踐文化內涵的張力，或是人民的能動性之展 現，乃至於公共空間討論的創發與累積等條件要素的交相激盪結果如何，皆在在 說明唯有良好而健全的公民教育，而後方有公民社會的穩固基石肇建之可能；同 樣的，也唯有優質而理想的公民社會，而後方能培育出具有維持政治制度、社群 基本建制與公共福祉的意願與能力之公民。
二、轉化困境及其挑戰
承上所述，臺灣在以往威權統治時期所實施的公民教育，本質上係傾向為一 種「臣屬的」或「順民的」教育，而以培養愛國家愛民族、忠於領袖、信仰三民 主義、服從命令、崇法守紀之良順國民為其目的。唯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隨 著政治強人的結束，以及政治威權的式微，社會也急速朝向自由、民主、多元與 開放的方向發展的結果，臺灣社會遂併有過度與調適等問題的層出不窮。尤其是 作為現代公民的一份子，值此民主鞏固的重要時刻，在公民參與的過程中，乃是 一方面似乎急於扮演「公民社會」成員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卻又是對於作為一個 有自主性的公民社會成員，所應表現的公民意識、責任感、公德心、公民德行、
以及公共精神等仍嫌有所不足。由此，在在顯露出現階段公民教育在此一轉化過 程中可能面臨的一些困境如下：
首先，就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行為取向方面而言，根據學者張秀雄、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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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002）在渠等一項共同研究的觀察中，即曾指出，民主鞏固時期下的公民特 點，總的來說，它包括：一、自由開放但自律不足；二、爭取權益但過於功利；
三、追求民主但法治不彰；四、享受富裕但缺乏禮節；五、多元尊重但認同分歧；
六、價值多元卻流於真空；七、民間力量興起難免過熱等皆是106（張秀雄、李琪 明，2002：8-9）。凡此，也許是臺灣進入多元民主社會的一種基本現象；唯設若 長此以往，其所反映的公民行為取向，不僅在內涵關聯的對比上，充分顯示出相 互間的一種矛盾對立的必然性，無形中更是突顯出現階段公民教育在其轉化過程 中可能面臨的一種潛在性困境。
其次，就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民主運作方面而言，此亦即在透過公民教育 的實施期能從一個「私性社會」轉化邁向一個「公民社會」的過程中，參與型公 民文化所及的民主運作機制可能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此乃由於其容易使得：
一、民主政治的多數決定難以形成，以致降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二、公共政策 的制定過程易受扭曲，尤其是受諸於利益團體所左右；三、政治生活處處蒙上妥 協的色彩，導致既定政策得不到持續認同；四、每一團體皆以整體社會為代價，
造成政策上的無效率和不經濟；五、相互區隔或排斥的族群及團體，無形中加深 彼此的衝突與困擾（顧忠華，1999a：390；劉阿榮，2000：150）。由此可見，當 多元化公民社會漸次形成之際，其本身有關的民主運作機制並非全然是正面而可 取的；反之，可能因於公民教育轉化的未能適時配套而有所不逮。是以，唯有強 調深化公民的公共性格及民主素養，方足以消弭上述這些不利於公民社會發展的 負面影響。
第三，就公民社會與公民意識的教化認知方面而言，即是立基於現代化公民 社會的發展需要，卻一直無法將過去傳統公民教育以實施「大中國思想」為認同 主體的公民意識形態教化，順利轉化為當前以「臺灣意識」（或「本土化意識」） 為優先主體的公民教育所可能產生的一種困境。而此一問題的爭議重點，主要係 表現在以下兩種歷史教育觀的認知差異上：此亦即「主張以臺灣史為主體者，...
在公民意識上，尊重並認同大多數國人的共同想法；在國家認同上，承認臺灣是 國家，自己是臺灣人；在價值判斷上，不嫌棄臺灣，並樂意接納臺灣，且認同本 土，乃是國家之愛。反之，主張以中國史為主體的，...在國家認同上，認為臺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臺灣不是國家；在價值判斷上，傾向以中國為榮，而嫌棄 臺灣史短，甚至認為立足本土乃是畫地自限，而心胸窄隘。」（林麗雲，2004.10.23）
然則，何以會形成如此尖銳對立的意識形態之爭，蓋導因於過去臺灣的公民教育 係長期由國民黨政權掌控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則交給其外圍的所屬媒體，甚至家 長為拼經濟而放棄了家庭教育所致（戴寶村，2005.1.17）。
唯自二ΟΟΟ 年政黨輪替之後，基於國內外環境的急遽變遷，公民教育有關 的意識形態教化內涵較諸以往已有很明顯而具體的改變，譬如，根據單文經
106 以上所列，基本上雖係研究者渠等個人的一種體察心得，或許缺乏實證的檢驗而可能流於主 觀武斷，但多少也頗能揭櫫並反映出今日臺灣社會生活中的若干面向與現象，故仍有其值得參考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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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針對臺灣中小學公民教育與「臺灣人」意識的型塑問題，進行研究調查 的探討結果，發現由於臺灣的自主意識訴求已有日漸高漲之勢，而「臺灣意識」
也隨之逐漸凌駕了「大中國意識」；因而，在此種本土化（localization）意識已 然成為民意主流的時代，為順應民意的向背，教育決策當局必然會將所謂「臺灣 人意識」的型塑，轉化為教育，特別是在中小學公民教育有關的重要軸線上107， 庶幾存異求同，以免陷全民於一片囂囂然（單文經，2000：12-13）。
最後，就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的課程落實方面而言，基本上，其轉化的最大 困境，不外乎來自於：（洪泉湖，1999：174）
1.在過去，公民教育一向被認為是政府的一種文化霸權的教化工具；連帶 的，此一課程非但被認為缺乏專業知識，而且也難逃封建教條之譏。而此種刻板 印象，即便是在二ΟΟΟ 年國中小學階段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的今天，
儘管在公民課程目標與教材內容已經做了完全的改變，卻仍然殘留在許多國人的 心目中，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
2.在當前，由於升學主義的強大壓力使然，凡是不列入考科的，大都不獲學 生、教師及家長的重視；而國中階段的社會學習領域中的公民科，雖被列入考試 的範圍，但也僅為「社會科」的一部分，畢竟份量有限；至於高中階段的「公民」
（或「現代社會」等相關科目）則非科考，因此不是被用以配課，就是淪為改上 英數，終究難免聊備一格，於是後來遂有在大學指定考試中，獲致決議加考「公 民與社會」做為一種「必要之惡」的共識。
3.心態上，公民的養成，雖然攸關公民社會及民主政治運作的成敗，但臺灣 社會對於公民教育的關心卻是明顯不足而支持更弱，因此如何在一片「重科技、
輕人文」，乃至於「重實用、輕理想」的功利主義掛帥聲浪下，如何發揮價值澄 清及確立教育目標的轉化效果，乃是當前公民教育責無旁貸之事。
準此以觀，大抵可以理解到：從威權體制的傳統公民教育到民主鞏固的現代 公民教育，在轉化過程本身被賦予的重要意涵，無非旨在用以表徵並確立當前國 人對於公民社會理念及價值取向的一種肯認與追求的社會化模式。然而，公民教 育就在傳統私民社會與現代公民社會的競賽氛圍中，往往受諸於上述公民的行為 取向、民主的運作機制、意識的教化認知、以及課程的被邊緣化等因素互動所造 成的困境，導致學校公民教育迄今恐將仍無法擺脫來自傳統與現代共構而生的一
準此以觀，大抵可以理解到：從威權體制的傳統公民教育到民主鞏固的現代 公民教育，在轉化過程本身被賦予的重要意涵，無非旨在用以表徵並確立當前國 人對於公民社會理念及價值取向的一種肯認與追求的社會化模式。然而，公民教 育就在傳統私民社會與現代公民社會的競賽氛圍中，往往受諸於上述公民的行為 取向、民主的運作機制、意識的教化認知、以及課程的被邊緣化等因素互動所造 成的困境，導致學校公民教育迄今恐將仍無法擺脫來自傳統與現代共構而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