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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與的意義
政府政策的制訂與推行要取得公民支持，必須將公民視為治理伙伴，並透過 參與及程序機制的安排，擴大公民參與的治理過程，此為現行政府進行公共政策 制訂時，必須深刻面對省思的重點（林子倫、李宜卿，2010：3）。參與，對於所 有公共事務的執行都是重要的規劃環節，博物館機構是如此，人權館更應該重 視。對人權館與受難者們來說，參與應該係指 Arnstein 所指「公民參與階梯」中，
已超越「無參與」（Nonparticipation ）與「形式參與」（Tokenism ）階段，而進 入「公民權力」（Citizen Power）階段之夥伴（Partnership ）關係（李宗勳，2009：
137）。夥伴，是人權館與受難者彼此很重要的關係態度，對於人權館來說，紀錄 歷史與教育推廣人權價值，此揭係以受難者為主體的核心關鍵；另對於受難者來 說，當他們能將人權館視為夥伴時，對於介入館的事務推動將會從客體轉化成為 主體，也是人權館公共性價值被重視的起步。
與「參與」息息相關的另一關鍵對象，按系統思考角度觀之，便是決策關係 人，透過釐清外在環境趨勢、限制及決策關係人的複雜關聯後，便能確定決策定 義域。決策定義域，也是公共政策所指的政策窗，決策定義域的清晰確定，將會 促成後續政策推動、執行之順利及效能提升。與人權館業務密切相關的決策關係 人之一，便是受難者與家屬，更重要是受難者團體間有著各自鮮明的意識型態與 政治立場，是故明確瞭解決策關係人範圍類型，便是規劃人權館業務參與的重要 第一步。
一、夥伴關係
夥伴關係的建立會產生彼此的信任，信任會讓他們投身人權館事務更為積 極，且會一有空閒便會來到園區參與，積極性的參與也直接的影響心情。陳欽生 提到出獄十多年後，第一次接受文化工作者在家裡訪談與在人權館說故事，兩個 場地間的心情差異，從第一次在家接受口訪時，自己想起過去恐懼與痛苦的苦不 堪言，到進入人權館多次與年輕朋友的述說分享，不僅痛苦逐次降低，更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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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的說著歷史的同時，跨越第一次簡化、不敢深入僅輕描淡寫的回憶方式，
改變態度，試圖不斷深入探索傷痕並找其他佐證資料印證記憶（陳：81-85）。經 過多次的說故事後，他對於不同聆聽對象也有著不同的分享內容規劃，
我會針對不同對象，準備不同的內容及講不一樣的重點，……例如對大學 生，我說的方式就與中學生不同，中學生會說的比較淺顯。而對外國朋友，
我說的就會從比較細緻的感情切入，例如我會說被關在綠島作廚房外役時，
不敢跟其他人說話，就會跟我偷偷養的一隻狗，叫小花，說話，所有的話都 說。外國人很重視我們受難後如何回顧或過程中的心情感受（陳：140-147）。
蔡焜霖透過與人權館同仁日常密切往來的機會，經常獲知人權館的活動訊息
（蔡：591），參與的過程中，則提到在人權館主要是跟年輕人進行分享，他常常 會跟他們說，我們就是在你們這個年齡的時候被抓的。說故事的方式他會採取回 到自己當時身份的情境，也就是當被視為匪諜高中生的身份來跟他們談，座談分 享的時候，他會先讓聆聽者瞭解，當時他在想什麼，最喜歡什麼，怎樣追求過女 朋友，最喜歡讀的書是什麼等等。從說故事的方式看來，他彷彿讓自己成為年輕 人的朋友，以朋友跟朋友、年輕人跟年輕人身份跨時代的聊天感覺，更重要的意 義在於，他似乎也將到人權館的年輕朋友，視為他記憶中以逝去的伙伴。他清晰 的說著，跟年輕人在人權館的感覺。另外在分享的方法上，他說到，
因為不同的對象，他們想知道的和我想讓他們知道的應該會不一樣，那麼我 就會先回憶自己的過去給它一個定位，然後把我覺得對這個對象比較適合的 是哪些內容，因為很多很多的內容、生命經過八十幾歲了嘛！我就會想哪些 是會讓他們感到興趣的，而且他們容易比較理解的，如果有照片我就會用照 片輔助（蔡：546-552）。
郭振純參與人權館業務上，除了透過導覽與分享讓他說出自己堅持的信念 外，更重要的關鍵在於，對曾經從身邊被帶去槍決難友間彼此心照不宣默契的承 諾，他說「我覺得我也是有交代」（郭：281-282）。除了導覽解說與座談分享外，
他與蔡焜霖都極為精通日文，就人權館的對日本方面的交流來說，他們都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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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伙伴，對於日本參觀者前來園區的訪問，他們第一手的現身說法往往不必過翻 譯的轉譯，可以直接的將最真實的感受與經歷精確表達，如當日本人朋友前來園 區參觀遺書展覽時，郭振純總能詳細且流利的解說著，每封遺書背後的哀傷與動 人的經歷，與在那時代中無情的事件與情境，有位日本朋友在遺書展的留言板上 留下參訪心情，
今天承您（郭振純先生）告訴我們這麼多有關台灣歷史的故事，非常感謝。
過去從未有機會從實際經歷過的人口中聽到他的親身體驗，所以今天首次聽 到真的深受感動。「走你自己的路」…這句話讓我更加覺悟現在的年輕人其 實是多麼的幼稚天真。我想我們不應該忘記台灣的這樣的歷史，所以今後會 多透過這一類的活動來增加瞭解（清水麻子，2014/01/02）。
除了參與人權館導覽解說與座談分享外，人權館實踐與受難者的夥伴關係上，還 包括國際交流業務。對郭振純來說，印象深刻的還有，2013 年代表人權館以受難 者志工身份前往日本沖澠與姬百合紀念館簽署合作備忘，在兩個館舍的網頁上彼 此分享館際展覽消息，雖然該館屬民間基金會經營，但仍唯一戰爭期間人權遭難 的代表紀念館，更關鍵的是，該館仍是當年受難者努力到日本全國各地極力宣導 戰爭對人權的殘害錯誤。從同為受難者積極參與館所事務，將經歷的親身證言對 年輕人述說的方式而言，與受難者在人權館目前努力的方式極為一致，因此他 說，「國際交流很好的，就如同我代表去日本沖繩姬百和紀念館簽署合作備忘錄 的事，就很好」（郭：307-309）。
與蔡焜霖相同，和人權館同仁相處很密切的陳新吉與陳欽生說到，他們透過 導覽辦公室、同仁及臉書或難友間臉書訊息獲知人權館的活動，陳新吉說「我常 常會到簡中生那邊去，他常常會玩電腦用 fb，每天都會看 fb，所以在網路上放 訊息很重要。我都會去黑板看」（陳新吉：635-640）。活動訊息的掌握，讓他們能 更主動積極的參與人權館事務，因為參與密度的密集，則使陳新吉規劃座談分享 內容時，經常會很縝密詳細的思考，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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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準備講稿，那個要設定好，這樣才能控制。第二個當你講到什麼講到什麼，
會拉很長，像老先生一樣會拉不回來，我經過訓練。我在教會訓練我們會作 見證，在教會訓練，電力公司也會訓練，電力公司有很多機會讓我講我的這 個專業。我都會先準備，然後時間就會控制好。依不同的對象來改變（陳新 吉：493-508）。
他們參與人權館過程中產生信任與認同，與郭振純同樣在人權館成立前，就 一直參與景美園區事務的蔡寬裕提到，他是在民進黨執政適逢 2002 年綠島園區 與 2006 年景美園區成立，在於文建會副主委用心，委託中研院進行調查研究，
加上自己較熱心助人是故積極參與（蔡：179-182）。參與這幾年當中，他提到這 些年他投入白色恐怖解說工作的因緣，與還原歷史真相努力的整個心路歷程，
當時是陳水扁執政，左派的人士拒絕參與，有兩個原因，一是意識形態的關 係不參加，二是還有恐懼感，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這段歷史是自身親身經 歷過的苦難歷史，應該要把這段歷史保存下來，結果有人批判我說被馬英九 收買，但我說把歷史紀錄下來與意識形態是無關的，這件事情政府不作，我 們就要要求政府作，假如政府做了，我們就要協助政府作，這個心態很重要，
因為這不是替別人作，是替自己作，我用這種觀念遊說他們，做這件事是我 的使命感（蔡：20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