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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但為匪宣傳與討論台灣獨立組織事項卻又非真，且遭逮捕羈押均非學 生身份，研究者認為其中可能屬隨機發生，或當時情治機關刻意等待之特定 時間。但兩人身份的差異又造成逮捕後的不同對待，軍人身份的陳，則多遭 受酷虐刑求。因此兩人遭羈押逮捕後呈現的官方判決書說法之不同，也形成 後續傷痕記憶的差異，蔡的建構內容與其他五 0 年代學生時期受難者類似，
但卻因囚禁其間難友情感影響，又多了社會實踐的積極性。陳的建構狀態則 與六 0 年代陳欽生較相似，持續遭受惡夢侵擾，且傷痕記憶呈現閉鎖狀態。
（三）第三類，具清楚主體意識進行反抗思想的政治案件，此類型則在各世代中 均存在著，郭振純、陳明忠、蔡寬裕、吳俊宏等四人象徵五 0、六 0 及七 0 年代，主體意識相差甚遠卻又相似的積極與當時政府對抗。判決書文本當然 無法精準的記載著他們思想的真實內容，與內心對土地或國族意識的關懷，
但卻又比起其他兩類型對象的敘述多了幾分真實，但還是有偽造部分。對四 人而言，郭與陳遭受較為嚴酷的刑求，蔡與吳則並未經歷該等行為，但傷痕 記憶的建構卻很相似，渠等思想信念支撐他們度過苦難，迄今仍積極投身社 會實踐，惟又因台灣現況社會政治意向，對統與獨意識包容的差異，有著實 踐力的差別。
貳、國家暴力脈絡下的記憶
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發生的人權侵害現象，可從三個歷史脈絡觀察、瞭解其所 造成之系統性國家暴力性質，第一是中國本土的國家建構工程脈絡，與第二為國 民黨在台灣的國家建構工程脈絡，所涉及的政治暴力。兩者內涵均含括民族、族 群衝突，及階級衝突與隱藏其中的民族衝突，其中階級衝突部分則具反共性質，
惟民族或族群衝突則有相異性質，一者對象係針對本地統治階級，另一則視台獨 為對象。第三個脈絡是全球冷戰，此國家暴力則係美國霸權默許乃至鼓勵下的結 果（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2008：168）。三個世代十位受難者的傷痕記憶原點 中，曾經所想、所看的情境，與國家暴力的歷史脈絡關係，按年代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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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0 年代受難者的遭遇，從社會建構的傷痕記憶特質觀之，他們過去生活的 集體認知中，均普遍提到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種種不公平與正義，加上 二二八事件、清鄉及戒嚴，便造成人際互不信任與人性極度被扭曲的長期白 色恐怖氛圍。戒嚴等所衍生之國家暴力，在此年代係中國為主體的國家威權 建構，以兩種形式展現，一者是鎮壓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與接續之清鄉行 動；另者是 1949 至 50 年代中期的大規模肅清左翼份子行動。
兩種類型暴力展現，係以嚮望延續中國國家統治並鞏固殘存政權勢力的 目標下，對陌生台灣領土上的所有對象，包括清除不合作或反抗中央權威的 在地菁英，及被以匪諜名義逮捕處決監禁的台灣本地人與中國大陸籍人士。
國民黨政府來台灣，它是逃難政府所帶來人員的文化素質，無法應付台灣的 環境。在台灣無法生存，要完成統治夢，就要消滅可能的反抗的力量……」
（郭振純：12-15）。
對當時威權政體而言，他們無法、也許不想、或更無能力深入瞭解二戰結束 後台灣人在文化上與中國本土的明顯差異，超過幾十年文化差異的改變基礎 下，國家與民族認同對臺灣人來說是極不穩動的狀態。蔡焜霖描述臺灣脫離 日本統治時的他們那代人當時的心情，大家聽到要回到祖國的消息，都很高 興。尤其父親那一輩，民族觀念很強的世代，他父親 1895 年馬關條約割讓 那年 2 月出生，6 月日本統治臺灣，他當清朝子民幾個月後來變成日本國民。
他父親小時候受過大清漢文教育，後來日本開始進行教育改造，歷經私塾漢 文教育到日本公學校教育，光復後又變動，但當時男女老幼都非常高興，大 家開始回學校（53-60）。
只是那個高興並沒有維持很久，後來因為經濟上的通貨膨脹非常厲害，生活 也越來越苦，同時祖國來的軍隊軍紀也不好啊等等。要去找衙門做什麼事都 要紅包，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經驗過的情況，所以這個不滿就一直累積……（蔡 焜霖：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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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期待、欣喜到失望的起伏跌宕，因為當時執政當局的治理態度與行 為，與日本統治時有著相似與不同，對臺灣人來說，相似的是，似乎並無因 為所謂的回歸祖國後被殖民次等公民的不平等感受有所減滅；不同的卻是，
原本習慣法治現代生活的習慣，卻又完全產生變化，經濟因通膨生活變苦、
官員貪污則又時常耳聞。
二二八事件爆發主因之一，是對這種內部殖民主義的反彈，因此具有反殖民 的民族／族群衝突性質。與此相對，下令派兵鎮壓的中國中央政府事實上也 將二二八事件認知為分離主義，因此鎮壓二二八的國家暴力帶有明顯的民族 或族群衝突色彩（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2008：168）。
除遭前述民族或族群衝突色彩之二二八國家暴力，所戕害的本地統治階 級或本土地方菁英外，另一中國本土內戰延伸的國家暴力也接續展開，時間 集中發生在 1949 到 1955 年間，對象則被鎖定疑似匪諜身份者，不管其對象 身份是台灣本地人或中國大陸籍人士。此期間的國家暴力所轉化而成具體羅 織罪名的各類政治案件，其中省工委事件牽連本地籍受害者可謂屬多數，
中共「省工委」在二二八之後，利用台灣民間普遍不滿國民黨的心理積極進 行組織發展，試圖將後二二八期台灣人對祖國的不滿情緒，引導向或者左／
右的階級衝突，或者民主／獨裁對立的認知，從而將台灣人反對派收編到中 共民族解放陣線之中（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2008：169）。
陳明忠提到，讀書時秘密加入省工委，當時臺灣青年在二二八後從國民黨為 代表的白色祖國，開始失望轉變左傾態度，共產黨在台地下組織於是擴大。
據其說法，「二二八的時候，地下黨只有七十多個成員，一九四八年就有四 百多人，到了一九五 0 年全面逮捕時，根據蔡孝乾的交待，已經有一千多人 了。」（李娜整理編輯，2014：95）。依他說法與本研究十位受訪對象中的幾 位五 0 年代受難者描述，研究者同意從中國本土內戰的國家暴力展開脈絡來 看，當時代表國民黨政權接管臺灣的陳儀等組織人士，所採取相似日本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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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心態治理方式造成社會不公平與正義狀態，以致引發民怨。進而促使部 分知識份子基於意識型態的自主選擇，參與涉入省工委等相關組織；但以合 理性的邏輯推論，也應有部分人士是不滿，且為了抵抗國民黨的實際需要加 盟。「但恐怕更大多數的人，是在國、共兩個國家爭奪台灣人忠誠的慘烈過 程當中的無辜受害者」（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2008：169）。
承上所述，五 0 年代受難者遭國家暴力所建構的傷痕記憶，其中內涵透 露著，因二二八事件後持續未消失的民族或族群衝突，到 1950 年中期省工 委遭肅清前涉入國共內戰延續的左右或階級問題，含括了他們對於紅色中國 的認同，也誘發台灣民族主義的想像，與獨立運動的開展。
二、六 0 與七 0 年代受難者的遭遇，五 0 年代中期省工委的全面瓦解後，進入後 期所遭遇國家暴力的對象，也逐漸從內戰的對象逐漸轉移到內部異議份子
（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2008：169）。持續鎮壓肅清的同時，另一同步進 行的土地改革與政治選舉制度亦悄然且快速的展開 ，土地改革制度的變化，
讓農民階級不再敵對國民黨政權，在地方選舉中有意栽培提名本省菁英，也 象徵性的化解以外省外來族群統治握權的執政形象。但二二八延續以來的族 群衝突卻似乎並未真正被解決，係因當時執政當局對於統治的根本性心態並 未改變狀態下，迄至六○年代以來本地反對運動仍多以族群、乃至民族主義 動員的形式出現。臺灣前途的發展，經 1950 年代後到了 1960 年代後出現改 變，曾經冀望紅色中國前來解放臺灣的五 0 年代部分臺灣人，大部分人已遭 當時執政當局逮捕殺害，及少部分人則遭無期囚禁，以致進入六 0 年代後，
臺灣獨立的主張逐漸浮現。
從政治暴力的角度觀之，這種殖民體制不可避免地誘發了以族群或民族認同 為基礎的反對力量，因而用以鎮壓本地反對者的國家暴力，也就不可避免地 帶有族群或民族壓迫的性格。六○年代以來，台灣獨立案件逐漸增多，有的 甚且頗具規模（如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等），這正是國民黨少 數統治體制下的結構性必然結果（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200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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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為鞏固政權的當局政府來說，策略性的運用不同政治手段以分別弭 平不同階級對象的不滿外，持續性的延續五 0 年代末期鎮壓內部異議份子，
與外部的左翼對象仍是並未間斷的執行著國家暴力行為。更重要的是，此等 國家暴力行為的展現並非侷限在臺灣的區域性領域，而是在二次戰後美蘇兩 大集團對峙的冷戰結構中出現的全球性現象。
美國雖在 1949 年曾經決定放棄國民黨，然而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又重新鞏 固了冷戰陣營的界線，使美國重新支持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正是在美國
美國雖在 1949 年曾經決定放棄國民黨，然而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又重新鞏 固了冷戰陣營的界線，使美國重新支持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正是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