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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於個人內心。研究者發現在遭噤語年代中，他們處理傷痕記憶，是採閉鎖與 逃避的方式，最常見者是透過工作與養育孩子遺忘記憶，出獄後縱然他們能走出 實質監牢，卻仍被囚禁在自我心牢。但當他們經過主動或被動初次重回人權館，
經多次說故事後其傷痕記憶的負面黑暗情緒確實起了轉化影響，並出現療癒感 受。此療癒感受，又會與部分傷痕記憶構成中明顯受潛在正面力量影響者，產生 極為清晰的關連，此關連則具體促成他們成為積極道德的主體者，更鼓勵著從事 社會實踐的領域。承前所述，再從研究架構的角度觀之，本研究確實發現，受難 者傷痕記憶轉化與渠等生命故事間，彼此存在著，傷痕記憶與人權館參與歷程的 自個體內心到發散向外的正面回饋循環關係，即是，因為不斷的參與人權館並在 其中多次說故事，讓個體傷痕轉換獲得及正向的療癒結果。
二、集體顯像之轉化風貌
從瞭解個體傷痕記憶的情緒構成，研究者認為將可提供未來我們得以同理心 之理解方式，感受他們深層的內心情感與渠等溝通交流，交流是傳承歷史重要的 開始。另從集體傷痕記憶的角度來看，本研究則發現與瞭解以下風貌的改變。
（一）首先是，透過受訪者口訪資料歸納分析後，更深刻知道不同年代受難 者所處時代，他們所想的與看到的親身經驗確與目前社會建構的集體記憶，有著 一致的認知。除了一致認知外更瞭解到，不同傷痕記憶建構模式的受難者，影響 自己迄今重要的教育思想、或長輩正直的身教行為，及青少年閱讀後之潛移默化 價值觀等。（二）其次是，瞭解非冤錯假案受難者沒有傷痕的完全不同記憶構成，
對冤錯假案對象避之唯恐不及的所有造成恐懼情緒事項，反而成為他們堅持信念 的榮耀，更以未能遭受刑求而甚感遺憾。且更弔詭的是，原本屬自發本土時代醞 釀發展出的七 0 年代左派反抗獨裁政權思想，卻因囚禁時空的相遇，匯流入五 0 年代左派思想更為認同共產黨理念。另外，對於他們來說，記憶建構模式的失落 卻出現在，目前無法公開闡述所屬團體左傾思想信念的困境，無法讓更多人認識 左派思想，成為他們內心的一份遺憾。（三）最後是，集體傷痕記憶置入歷史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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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時，研究者則看到背後運作的象徵與真實。真實與象徵，呈現出過去政府當局 為鞏固執政利益與目的，對與其認為具威脅前述利益與目的之不同思想或意識型 態的公民施行國家暴力。
個體展現的冷漠、逃避及轉移等外顯態度，係因傷痕記憶類型構成不同而差 異，多眾個體匯整成社會集體記憶後，則出現過去時代的風貌，如政治犯的刻意 遭遇孤立與噤聲效應，造成集體性的公共事務參與之冷漠習慣。但反觀個體傷痕 轉換獲得及正向的療癒結果，聚沙成塔的效應也將發生在正面的影響狀態中，且 潛移默化的持續進行。本研究發現，受難者因為聆聽者的鼓勵，打破自我囚禁的 冷漠情緒，踏入重回社會實踐參與社會運動，聆聽者則因為感受到受難者信念與 正面力量的傳承，也從自我身邊小行為開始落實正義態度表達，集體傷痕記憶於 是產生轉化，集體社會風貌也從大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與逃避，開始出現熱情與 投入，雖然不是全面性改變狀態的湧現，但已可以看出小局部的變化。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要瞭解台灣受難者傷痕記憶的主體轉化，應從時代的 歷史脈絡切入，瀏覽瞭解社會群體的風貌後進入個人之內心情緒，如此方可認知 其回到人權館說故事的積極道德主體轉化的意義。以下是總結語：
台灣在二戰結束後，經歷日本殖民時期很長時間的體制內自治改革作法，與 日本戰敗後遭立即傳入之回歸祖國論述影響，五 0 年代受難者們以著熱烈歡迎的 心情迎接當時即將到來的新局勢，但很快對接踵而來的政治更專制獨裁、經濟管 制、官商勾結及人民生活困苦的狀態，將所有不滿的累積從二二八事件開始爆 發。事件造成台灣當時菁英與青年嚴重死傷，活著經歷過的人民，卻開始進入害 怕政治噤語的年代。
接著 1949 年國民黨政府來台，帶來近約百萬軍民人口，台灣居民面對著此完 全陌生大群人的共同生活，可以知道兩群人彼此的隔閡與疏離，一群是遭噤語 者，另群則是無知於前群人曾經歷過的巨大傷痕事件感受，後群人的誤會與漠視 也造成前群人被壓迫的情境。此壓迫情境在白色恐怖時期更為激烈與顯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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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不敢說話，甚至被教育或妖魔化受難者與家屬形象，形成社會集體排斥氛 圍，傷害他們的人格與造成生活上的困難，社會整體呈現的集體現象便是，人們 漠視政治，社會道德與正義感低落。
「黨國以『反共』、『反攻大陸』作為國家目標；1955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簽訂後，高層知道反攻已不可能，卻仍繼續拿來做口號。為了『反共』、『反攻大 陸』，臺灣的政治、社會、文化、學校教育、軍事，通通環繞著這個主軸運轉。
戒嚴下的臺灣，可以說什麼都禁。」（周婉窈，2014：230）。1960 年代是閉鎖的 時代，但仍有一群台灣政治精英透過黨外運動努力在體制內奮戰，雷震是其中之 一。1970 年代開始退出聯合國，是臺灣在國際社會被孤立的挫敗年代，鬱悶難解 的時代使得民間社會有這很大的焦慮，此時的受難者們，萌生自覺式的國族主體 尋覓，「1970 年發生泰源監獄事件；1975 年蔣介石過世；1977 年發生中壢事件；
1978 年蔣經國就任總統；1979 年發生高雄橋頭示威、美麗島事件」（周婉窈，2014：
257）。六 0 與七 0 年代持續延續五 0 年代的民族意識的失落，除了衍生更為不同 的自主民族獨立意識外，更加深了階級不平等意識的強烈隔閡，此時在國家暴力 對待下產生的傷痕記憶性格，浮現了對鄉土熱情關懷的反抗意涵。
不同年代受難者的傷痕記憶在差異的歷史脈絡中，存在著異與同，相異的是，
不同脈絡中的國家暴力形式，卻造成相同的負面情緒感受；相同的正面力量，卻 有著相異的時代背景，遇見的相互鼓勵的難友夥伴，也有著相異的思想意識。不 過，透過重回人權館的多次訴說故事，不同受訪者個體卻都能獲得相似的療癒轉 化，也能共同促成群體社會風貌的改變，更重要是促成人權館邁向公共性價值的 建構，完成自我積極道德主體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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