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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準備講稿，那個要設定好，這樣才能控制。第二個當你講到什麼講到什麼，
會拉很長，像老先生一樣會拉不回來，我經過訓練。我在教會訓練我們會作 見證，在教會訓練，電力公司也會訓練，電力公司有很多機會讓我講我的這 個專業。我都會先準備，然後時間就會控制好。依不同的對象來改變（陳新 吉：493-508）。
他們參與人權館過程中產生信任與認同，與郭振純同樣在人權館成立前，就 一直參與景美園區事務的蔡寬裕提到，他是在民進黨執政適逢 2002 年綠島園區 與 2006 年景美園區成立，在於文建會副主委用心，委託中研院進行調查研究，
加上自己較熱心助人是故積極參與（蔡：179-182）。參與這幾年當中，他提到這 些年他投入白色恐怖解說工作的因緣，與還原歷史真相努力的整個心路歷程，
當時是陳水扁執政，左派的人士拒絕參與，有兩個原因，一是意識形態的關 係不參加，二是還有恐懼感，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這段歷史是自身親身經 歷過的苦難歷史，應該要把這段歷史保存下來，結果有人批判我說被馬英九 收買，但我說把歷史紀錄下來與意識形態是無關的，這件事情政府不作，我 們就要要求政府作，假如政府做了，我們就要協助政府作，這個心態很重要，
因為這不是替別人作，是替自己作，我用這種觀念遊說他們，做這件事是我 的使命感（蔡：206-213）。
二、公共性價值
夥伴關係對他而言，反映在幾點原則「在人權館當審查委員，我有 3 個原則，
第一必須真實呈現，不要說假話，第二個是不要批判以前的難友，第三個不要有 意識型態。」（蔡：214-215），人權館尊重受難者自我專業、意識型態或經驗闡述 等決定，是讓他能信任參與的關鍵。人權館成立後迄今的兩年間，他在業務參與 後更談到另一獲得受難者認同原因，
我覺得這兩年來，人權館確實有績效出來，主要建立受難者間互動的信任 感，以前常批評你們作表面功夫，但最近這種聲音漸漸消失，主任這幾年跟 難友密切互動進行關懷，所以最近比較多人願意接受口訪，過去的疑慮慢慢 消失（蔡：21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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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信任感，比如說你們作的不是表面功夫，現在是國民黨執政，相關 口述歷史及出版品，對國民黨的批判都沒有隱晦，大家都看在眼裡……」（蔡：
222-224）。除他所提到的信任感以外，陳欽生很肯定的提出，兩年多來參與人權 館業務後的內心話，他說，改變了過去沈重心情，心境從個人傷痕記憶中痛苦的 感受，轉化成帶領年輕朋友認識他們經歷的生命苦難價值，進而改採正面態度講 述歷史，希望不讓錯誤再發生。參與的實質行為上，他將原本投入慈濟志工的時 間，大部分挪給人權館，且又說「因為我認同人權館，所以要更努力，所以不在 人權館時我就想一下自己的經歷，現在已寫了約 4、5 萬字，還在繼續寫」（陳：
131-136）。
每位受訪者用不同的方式與觀察投身人權館事務，此投身過程是夥伴關係建 立的肇始，於該等關係參與中衍生信任與認同。研究者認為，與人權館所建立的 夥伴關係中受難者的信任與認同感，是將該館建構具公共性的關鍵基礎。「人們 如何知道彼此之差異？當希臘人必須和自己不同的人處在同一個地方，他就知道 這是中心了他感覺到所面臨的彼此差異，發現了使用“我們”這個字眼的方法
（Sennet, 1988：82）。一個城市中心，就是指有些事是由政治性地爭取、發生、
學習尊重與容忍而獲致的。」（夏鑄九，1994：35，文字粗體係研究者所加）。對 於人權館價值中的參與意義來說，與不同傷痕記憶建構受難者對象，及各自存有 主觀立場的參觀者建立夥伴關係，並在彼此信任感基礎上，形塑該館公共性價值 是重要的方向。
公共性價值的落實，關鍵在於資訊的透明與營造有利對話的機制。按人權館 業務性質來看，它與一般博物館相似，以橫向業務領域類別來說，大致可分為幾 個部分，如研究、典藏、展示、教育推廣及一般行政管理等；再以縱向業務狀態 而言，則可分為政策規劃、執行及評估。按一般博物館例行性行政程序，大部分 外聘委員均參與在規劃階段，尤其當委外採購案件評選過程最為常見，惟規劃階 段結束後的執行及評估，則均多由機關內部逕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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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館的橫向業務領域中，有兩部分受難者較少接觸，一為典藏，因為該領 域多涉及專業文物修復、整理及收藏環境維護，固有其專業特殊性；另一則是一 般行政管理，如保全、清潔等，其他橫向領域的各縱向業務狀態，受難者近兩年 多來則已多參與。惟研究者自今年五月開始，於例行每月一次的全處同仁業務會 報中，每次邀請兩位受難者全程參與，讓他們面向更廣的深入了解人權館的業務 推動狀態。
陳新吉參與人權館 103 年 6 月 5 日第四次處務會議中，他說「今日參加會議 感受到籌備處的業務盯得很緊，平時同仁工作的腳步也比其他單位快，各種會議 也安排的很緊湊、密集。謝謝籌備處把我當自己人看待，感謝」。同一天參與會 議的蔡寬裕則說，「今日受邀出席會議，方了解籌備處以很少的人力、有限的經 費作了很多的業務，在這情形下，仍請籌備處同仁辛苦的為歷史責任接下補償基 金會之相關檔案資料」。蔡焜霖參與 103 年 7 月 8 日第五次處務會議中，他除了 更深刻體會人權館人力不足，卻積極任事的感動外，更說到「非常高興王主任鼓 勵同仁『不因為一次失敗而感到挫折』的看法，各位同仁也要不怕失敗而勇於去 學習、去衝，相信成功指日可期，與各位共勉之」。盡可能擴大受難者參與人權 館業務，是增進彼此夥伴關係認同與信任的關鍵方式。
Barrett 肯定當代博物館運作公共領域的潛力，認為就社群發展與民主實踐 的面向……在當前許多紀念館或人權博物館，已被用來提出及討論特定公共 議題……惟有體認到公共領域多元的本質，並將公共性理解為兼具開放性、
易達性與公眾參與對話的動態過程，當代博物館才有可能成為支持民主的、
真正的公共空間（吳品寬，2014：6）。
夥伴關係基礎上的公共領域多元本質，是人權館的價值，即是令受難者的深 化信任感的核心感受，強化了他們對於人權館的參與，參與後的結果也更促成社 會群體投入追求歷史真相，進而實踐轉型正義。博物館與社會互動是雙向的關 係，2013 年人權館參與 FIHRM 聯盟，更藉由此聯盟網站將陳欽生的受難故事傳 遞至國際，試圖透過積極參與式的人權館形式進行推動，去年邀請德國、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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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權相關館舍館長來臺灣，也是國際化重要的開始。國際化的網絡聯結 外，透過人權館讓受難者與年輕朋友間的座談分享，更做到了安排受難者走進校 園的方式，經由與北中南東各一所大學歷史系所的教學備忘錄簽訂，令他們與學 校、社會連結的更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