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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探詢療癒路徑，這個過程便是個體在自我尋覓存在的意義。
按照沙特（Jean Paul Sartre）的說法，人要創造他自己，他要設計其自身 的「存在」，也就是他設計自己包括「我應該是什麼」或「我應該成為什麼」。
然而我所認為的存在意義，並非由我們自己來創造的，而是要由我們去探尋 發覺的（Frankl 著，1995：124）。
即使有著差異極大的情緒反應，對初次重回人權館的受難者們來說，已開啟 對自身存在的探索，面對差異情緒反應是自我不同抉擇的克服結果，此抉擇結果 成為存在的開始。該等情緒反應，「是人的尋求意義與價值可能引起內在的緊 張…」（Frankl 著，1995：129），透過面對初次重回的情緒反應，喚醒等待他們去 實現的潛在意義，他們在人權館，對不同參觀對象進行說故事，內容再現便是喚 醒的開始。
二、故事再現
不同傷痕記憶建構對象重回受害地有著差異的情緒反應，不同的情緒反應則 影響著他（她）們進入人權館的參與及態度。說故事，是喚醒他們實現意義的方 式。接著，本段落將從他們參與的再現故事著手，敘說並分析解構傷痕記憶的說 故事中的故事，所包含生命經驗的關鍵性特徵與再現的特質。
說故事，讓他們認同性格改變後的場所，並透過場所再促成其正面思維的轉 化，轉化又讓個人生命意義重新被積極建構，傷痕記憶因此獲得療癒。個體的轉 化後也直接影響群體，反映在渠等對台灣社會落實轉型正義實踐的投入。他（她）
們成為志工後在人權館說故事，減低過去累積於記憶中的痛苦感受，不同對象有 著差異的故事特徵。郭振純提到自己對參訪者導覽時，說故事較著重務實、具體 及較少理論的講法，並會以自己在小學時受過的教育啟蒙經驗舉例說明，
我們在公學校七、八歲就開始入學，學校的校訓第一條就教我們，要走自己 的路，是一個人生哲學很深的學問，那當時的日本政府教七、八歲的孩子這 個，這是一顆種子留在我們的心中慢慢開花，變成在學校影響我們最深的一 句話。他們並不是教育我們要自私，反倒是要保持自己的尊嚴，我們要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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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己的尊嚴，就是一樣尊重對方的尊嚴，……（郭：257-272）。
郭與參觀者座談時，一般不會從自身受難經過切入，會利用近似思想啟蒙方 式著手，突顯價值對人的重要性，進而引發參觀者自我思考。陳孟和的方式則與 郭很不相同，他用另一種方式進行分享。研究者服務兩年多的參與觀察，得知眾 多受難者中大部分均使用文字進行紀錄，惟只有極少數的受難者可以用圖畫與手 工藝作品留下記憶，他是其中之一。目前在人權館典藏庫房屬珍貴文物幾項中，
至少就有三項就是他的作品，含括小提琴與綠島新生訓導處全區鳥瞰油畫。
因此與年輕朋友座談時，他會利用小提琴的故事帶出他當時的思念與支撐渡 過苦難歲月的經歷。經研究者參與後整理，他的故事鋪陳結構如下：（一）首先，
思念家人，「妹妹結婚的對象是跟我很要好的小學同學，家裡有什麼變動，都會 寄照片來給我看，我覺得外甥女很可愛」。（二）接著，營造情境，「那時剛好綠 島新生訓導處一股製造樂器的風氣，尤其是吉他已經有 2、3 百支，小提琴也有 好幾支，所以我就想到送一把小提琴給外甥女」。（三）再者，克服困境，「我那 時候很自由，可到處走動，常常跟樂隊的人混，他們比較有音樂方面的常識，可 以從他們哪裡學很多音樂方面的常識，後來要妹妹幫我寄一套音樂理論方面的 書，我妹妹也去找」。（四）賡續，實際執行，「從書裡看到小提琴的歷史、種類 及構造，都有詳細說明，還有我們隊裡蘇友鵬醫師他有一把小提琴，義大利製的 很漂亮……就用那隻小提琴模樣來模仿」。（五）最後，情緒分享，「我認為消磨 時間的動作，可淡化被關苦悶的心情。」（陳：272-286）
與陳藉由具體物件的回溯過去受難生活點滴方式，蔡焜霖又更為不同，他會 透過時間、空間、聲音及詩的文學形式，將傷痕記憶透過文字轉化成故事，很細 緻的將人在絕境時的無助與失落情緒表達的深刻動人，
我們能夠接見大約是在判決下來後，判決大概是在十二月那時候是我十二月 的生日，所以我的生日禮物是我免死的。然後再判決了以後又在第二年過新 年的時候，又被送去新店一個戲院改成的監獄，就被送到那邊的看守所。就 在那裡的時候迎接了農曆年，農曆年時新店外面都是市場的什麼的，都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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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時候很熱鬧的賣菜的或是賣東西的叫賣的聲音，當時覺得春天已經來到 人間了，但是我的春天還是…，當時還是寫日文的詩喔，寫了日文的詩（蔡：
345-350）。
記憶中透過寫詩或文章安慰自己的蔡焜霖（蔡：434），與他有著相近的傷痕 記憶建構模式的周賢農，在分享自己的故事時除了提到自己的受難經過外，總會 補充說著生命中的緣分安排，
人生就是一個緣，要不是我被關，我媽媽就不會去打牌，跟我的老婆媽媽變 成牌友，打牌過程中多少都會聊兒子女兒的事，所以我的岳母知道我的事，
之後安排我們見面（周：210-215）。
周現在享受著兒孫滿堂的幸福，每天早上為小學一年級的孫子準備早餐後送 他上學，下午四點半就到學校接孫子下課，雖然時間都被切割，但很快樂。與前 段兩位有著不同的傷痕記憶建構的陳新吉，他的故事中，有著與周賢農的相似，
參訪者聽他的故事，都會聽到兩項元素，一者是，他將偶然死裏逃生，歸功於上 帝的安排，「原本與同案難友要被送到泰源監獄但未被點到名，上帝的安排吧！
結果，他們又聯絡青島東路把我又被送回去」（陳：207-222）。再者則是，重新送 回軍法處後，卻又遇到終身難忘的驚嚇，
被一位女老師吊死自殺嚇到…門一打開的時候，結果跟我面對面，眼睛閉 著、舌頭伸出來、臉是完全是慘黃色的，我嚇死了，叫不出來，趕快邊跑邊 叫，班長啊、班長！跑到警衛室。……我就飯吃不下，都會聽到熊老師叫我，
小弟啊小弟，我有很多話跟你講。因為嚇個半死，半夜就在放封區一直奔跑，
跌倒了再奔、跌倒了又起來奔。後來是李○○與魏○○把我抱住，叫我不要 怕，你不要怕，……（陳新吉：224-250）。
他總是在分享這兩段故事時，向聆聽者傳達人生經歷的得與失，得之該喜或 失之猶悲，兩者的悲喜是甚難權衡。當時他若被點到名送去泰源監獄，或許就遭 遇不到終身驚嚇，但或可能就又遭遇一年後的泰源事件，在那事件中會如何他則 甚難預料。所以分享結束前他總是會用台語對參觀者說一段話，「生有時、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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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相聚有時、分散有時」，故事中有著教人應隨緣樂天的態度。
綜合以上內容，不同對象有著初次重回的差異情緒，也有不同故事特徵，研 究者歸納以下幾種類型：（一）運用具體、務實的親身經歷案例說故事，如郭振 純，最常舉例說的內容是，小學教育時曾受啟蒙「要走自己的路」的例子。（二）
透過物的意義說出故事，如陳孟和的小提琴與後來他進行作畫，綠島新生訓導處 全區油畫時的痛苦情緒。（三）用文字與情緒表達說故事，如蔡焜霖會運用精準 文字表達，輔以說明時的情緒，將他當時面臨絕望無助時的感受，傳達給聆聽者。
（四）運用歌聲與信仰豐富故事內容，如陳新吉，在導覽解說時適時穿插信仰的 力量，與遭關押時難友間傳唱的聖詩或歌曲，常能豐富聆聽者的感受，且能增加 小朋友的關注力傳遞歷史真實。
相同的時代有著因人而異的個人故事，個人不說出來時，歷史就將隨人離開 後石沈大海永不被後人得知。是故鼓勵受難者常回人權館說出傷痕，是台灣社會 面對過去白色恐怖歷史重要的集體建構歷程，集體是公共事務的母體，公共事務 的推動一旦涉及政治的意識型態，卻往往陷入無法擴大參與的困境。
人權館業務更是如此，對於歷史真相的完整還原，應極大化所有人事物的參 與，不應陷入各別政團或意識型態團體的主導與片面解釋。從前述受訪談對象的 陳述內容，我們可得知，他們因受年輕人的鼓勵與文化工作者的鍥而不捨努力，
讓受難者願意接受口訪踏出第一步，面對傷痕記憶。
研究者從受訪過程得知，個別性接受口訪後，也常伴隨著來回被侵擾的傷痛 感受，那是屬於封閉的詢答過程，即是訪談者往往為了學術或其他目的對訪談者 進行特定提問的詢問。此等詢答原本存在特定的目的性，受訪者固然可以描述親 身經歷與感受，但屬被特定架構框定住的回答，或許過程中訪談者可以尊重受訪 者感受適切引導，但並非每組訪談團隊成員都能如此，研究者曾聽受難者家屬提 過，因為接受口訪時訪談團隊的口訪過程並未注意他們感受，讓受訪者有類似遭 問案情的不舒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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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訪談場所也是另一造成受訪者傷痕記憶無法獲得療癒的因素，研究者 認為，一般訪談者為顧及受訪者方便性或舒適性考量，多選擇在其家中或訪談者 研究室等非公共性空間，但此等空間非屬具事件發生意義性場所，固然顧及方面 與舒適，卻在無形間會框限受訪者心靈狀態。因此受訪者於接受口訪過程，往往 侷限在自我傷痕記憶的來回敘述過程，不易為內心創傷獲得療癒的出口。
再者，訪談場所也是另一造成受訪者傷痕記憶無法獲得療癒的因素，研究者 認為，一般訪談者為顧及受訪者方便性或舒適性考量，多選擇在其家中或訪談者 研究室等非公共性空間，但此等空間非屬具事件發生意義性場所，固然顧及方面 與舒適，卻在無形間會框限受訪者心靈狀態。因此受訪者於接受口訪過程，往往 侷限在自我傷痕記憶的來回敘述過程，不易為內心創傷獲得療癒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