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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治案件下的傷痕

臺灣在 1949 年到 1987 年戒嚴期間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張炎憲教授曾依據 案件判決書內容,分為十八種類型,包括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匪嫌關係、有利 叛徒宣傳、臺獨運動組織、讀書會、民主運動、原住民獨立運動、其他政治勢力 團體、政治權力鬥爭、軍人投笛、洩漏軍機、洩漏公務機密、軍人非法團體、意 圖兵變、意圖武力反政府、學生充兵、誣陷他人,及其他等(邱榮舉、黃玫瑄,

2014:3)。判決書內容所載各受難者涉及案情事件,與事實往往存在真假實偽難 辨部分,尤其對於冤假錯案對象,但依目前可得到的公開相關資料觀之,判決書 似乎又是部分可用來參照事實的重要文本。按前述文本所示的描述情境,十位受 訪者所呈現的六種類型傷痕記憶構成,似乎又與該等時虛實偽的情境出現某些關 連,以下研究者從各簡化後的判決書文本情境,置入各類傷痕記憶建構。

一、六 0 年代陳新吉、陳欽生,分別被指涉及台灣獨立與陳欽生事件;遭判陰謀 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與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刑期前 者為 5 年,後者為 12 年。陳新吉被指稱於 1962 年春節,受江炳興等討論「台 灣獨立」組織型態,非法從事叛亂活動,擔任陸軍修護士時被捕。陳欽生則 被指稱於 1964 年元月暨 1965 年 2 月間,在馬來西亞參加共產黨,後來到台 灣收集社會、治安等資料,提供共產黨並接受其情報訓練。成功大學就讀時 被捕。判決書文本中對兩位受難者描述,與本研究口訪資料參照,其中真實 者係陳新吉確與同案相關人等有過聚會,但卻非談文本所述事由。陳欽生則 完全遭莫須有文本羅織誣陷,他到台灣只為了追求從小心儀的中華文化。研 究者推測,被捕者身份係影響遭對待之手段,軍人身份的陳新吉與自己一人 獨身來台的僑生陳欽生,被當時執政當局系統鎖定一年多時間後才進行逮 捕,加上兩位受訪者無所知的無法承認非事實的事由,隨著羈押後的殘酷刑 求強度就可想像得到。前揭行為造成他們心中傷痕與記憶的特質,強烈且持 續受惡夢侵擾,即使當時心中存在正面力量撐過當時遭受的苦難,但仍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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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錯假案羅織罪名的恐懼,與餘悸猷存的酷虐刑求後的惡夢侵擾狀態,令兩 位受難者的傷痕記憶建構呈現閉鎖狀態。

二、五 0 年代陳孟和,被指涉及三個事件,分別是歌詠隊、劉占顯與劉占睿案、

泰北中學事件,遭判參加叛亂之組織,刑期 15 年,於師大就讀時被捕。他 被指稱於 1948 年夏季參加學術研究會名義的共產黨外圍組織,接受相關共 黨理論與閱讀相關書刊。與判決書文本事實不符的關鍵點在於,學校生活中 同學間的聚會是事實,但聚會內容卻非如文本所述。與前述兩位受難者不同 的是,他並未經歷酷虐刑求,傷痕記憶建構類型卻相似於陳欽生與陳新吉。

研究者推測此係個人性格因素影響,有可能本身學習藝術繪畫,總有著豐富 敏銳的心思,加上原本規劃前往日本繼續深造求學的理想,突遭遇橫禍被判 15 年刑期,心情極難平復,因此內心記憶之傷痕強烈且亦受惡夢侵擾。打破 閉鎖式傷痕記憶的唯一方法,只能透過烈酒與繪畫後獲得舒緩。

三、五 0 年代郭振純,被指涉郭振純案與陳文山事件關聯,遭判參加叛亂之集會,

無期徒刑,後因減處有期徒刑 15 年,30 歲從商店員時被捕。他被指稱於 1949 年 4 月至 7 月間受人教育閱讀「民主同盟宣傳單」及「228 真相」等反動刊 物,參加叛亂集會 4 次,並介識同學參加集會且調查駐軍情性。從訪談資料 與判決書文字對照後得知,郭歷經日本時期與二二八事件,遭逮捕時已是 30 歲青壯年期,個人思想體系已臻成熟,且親身經歷官僚貪污腐敗的人民遭欺 壓等社會狀態,又獨自在被境管的未經許可下,離開台灣經香港到大陸觀 察,再見到兩地社會情境、法制與人民生活狀態的大幅落差,更強化其信念 的堅定。從判決書的虛實文本敘述中,真實的部分應該是相關書籍閱讀後思 想的反叛內容,但調查軍情部分又非屬事實,與該等內容和口述比較後,研 究者更瞭解,其堅定思想信念對其傷痕記憶建構的影響,即是無傷痕情緒感 受卻記憶強烈,並延續呈現的社會實踐正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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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0 年代蔡焜霖,被指涉蔡焜霖事件,遭判參加叛亂之組織,刑期 10 年,

21 歲任職公務員時被捕。前述官方說法與當事人口訪資料比較得知,蔡係遭 陷學生時期散發共產黨等相關傳單活動涉案,但事實狀態是,他自小極愛讀 書且在學校中也是品學兼優,對老師的話一項只會遵從重不違背,參加讀書 會也是老師要求。他並不清楚當時被指的涉案情節,屬被誘騙下同意遭羅織 的罪名。羈押過程未被刑求,有一可能是涉案情節並非重大,且蔡家在台中 地區仍有其家族影響關係,後來不知緣由被移至台南憲兵隊。但判決書文字 內容所未呈現的是,遭囚禁後的牢獄歲月生活中,他的傷痕記憶建構中正面 力量強化令他撐過苦難,尤其難友間的鼓勵與情誼對他影響顯著,且延續至 社會實踐。

五、五 0 年代張常美、周賢農、楊國宇,分別被指涉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社會主 義青年大同盟事件、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事件,卻同被遭判參加叛亂之組織,

刑期為 12 年、10 年、10 年,三人均於 19、20 歲為學生時被捕。依口訪資料 得知,張、楊及周雖均係學生時期涉案,但實際狀況卻不太相同。張與楊並 不清楚,係屬被誘騙下同意遭羅織的罪名,均未被刑求。周的情況則是,黎 子松已將他與相關同學招募入盟的情節交代清楚,且其也未再予說明,是故 也未遭受刑求。再者按判決書文本也可瞭解,周當時已有清楚意識型態上的 認知,與張、楊兩人情況並不同,但三人卻有著相似的記憶構成,正面力量 在口訪資料中均不顯著。

六、六 0 年代蔡寬裕,被指涉台灣獨立之廖文毅事件,遭判陰謀以非法之方法顛 覆政府,刑期 10 年又被延訓,31 歲為學校教員時被捕。依判決書文本所述,

案情係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懷怨恨政府之心,於 1960 年間先後邀集 相關人等談論「台灣獨立」問題,主張響應廖文毅推翻政府。傷痕建構中,

恐懼影響極微但仍可見,惟幾乎見不到痛苦、絕望及惡夢,惟清晰可見的是 類似郭振純的堅定個人意志與理念,判決書所述內容似乎又與事實狀態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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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遠,且其正面力量的延續性極強,可從後來對難友間公眾事務的積極參與 獲得驗證。

七、七 0 年代吳俊宏與五 0 年代陳明忠,分別被指涉蔡俊軍事件,與兩次陳明忠 事件,兩者同遭判參加叛亂之組織外,陳在第二次遭判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 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與六 0 年代陳欽生相同。依判決書文本所示,吳自 1970 年初起至 1971 年 11 月底間與相關人等成立「成大共產黨」組織,24 歲為學 生時被捕,刑期 15 年;陳第一次係 1947 年 6 月參加叛亂組織,並為叛徒散 發傳單之事實,據被告供認不諱,於 1960 年刑滿出獄後,仍與日本共產黨 等相關人士復聯,期間往來相關文書與音訊,兩次被捕時分別 22 歲為學校 教員,與 47 歲之工廠副廠長,分別刑期為有期徒刑 10 年、15 年。陳在當時 與郭振純、陳欽生相似均遭受極為殘忍的酷虐刑求,但他與郭的傷痕記憶建 構相似,卻與陳有著極大差異。

吳反抗當時政府的想法起源,與著陳的左傾思想源頭及形成完全不同,

但第一次遭判罪名法條相同,卻未被刑求,依口訪資料知悉此情節卻造成他 的遺憾。研究者認為,係因七 0 年的臺灣在整體國際情勢壓力下,對政治受 難者的處置與五 0、六 0 年代有所差異,加上吳對其行為亦供認不諱,是以 並無刑求手段,再者其身份為學生,便以囚禁作為終極處置。當然,依口訪 資料亦可得知,吳在被羈押移監過程,仍對當時執政當局對渠等的嚴密監控 與管制,心中存有疑慮。

依前述各傷痕記憶建構類型與政治案件判決書文本探討分析,研究者認為官 方所載判決書文本內容存在虛實真偽的不同個案狀態與情境,但在對照十位受訪 對象的口述資料後可歸納以下幾點推測狀況。

一、判決書文本被記載撰擬時間,一般按行政程序經驗推斷,係在遭羈押刑求後,

亦可以其內容與受訪者自述內容進行事實狀態還原確定,即是比較官方與當 事人說法上的差異,對於傷痕記憶建構類型的分析與瞭解,則提供建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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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狀態情境。

二、第一點的兩者說法上的異同,亦可還原受難者當時遭羈押刑求後,被羅織罪 狀情境的真實與捏造。以本研究十位受訪者而言,前述遭羅織罪名的實際情 境真偽,可分成三類:

(一)第一類,五 0 年代學生身份受難者的工委會與同盟事件,當事人在學期間 往往屬品學優異聽話的好學生,但對於被其他同學或老師牽連往往不知。此 類型的真實係當事人均認識舉報者,但官方說法中的其他敘述則均為偽造內 容,惟所偽造情節對應於判刑罪名為參加叛亂組織,刑期均不低於十年,該 等類型受訪者如張常美、楊國宇。此判決書文本對象之傷痕記憶建構類型,

係屬記憶猶存,傷痕情緒留存恐懼,正面力量影響不顯著。

係屬記憶猶存,傷痕情緒留存恐懼,正面力量影響不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