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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轉型正義的實踐
台灣轉型正義在經歷體制民主化歷程後，完成了紀念碑、紀念館所建置及平 反、補償事務後的當下，我們可以坦然面對過去歷史的傷痛嗎？真相明白了嗎？
當代政治分析家探究歷史正義所傾向的觀點是，建立國家過往之惡的真相，可以 為新的政治秩序奠定基礎（Tetitel 著，2001：116）。真相的還原在轉型正義的實 踐過程，當然重要，真相的無法釐清讓我們社會，即使經過政黨輪替等政治體制 轉變後，社會建構的傷痕記憶與政治意識型態一直無法分開，本章第一節提到的 集體傷痕記憶其特質中，經濟政治不正義、不公平與省籍階級對立等迄今仍隱隱 浮動，每到選舉更成為候選人間的最容易獲得傷害彼此的口語利刃。
解嚴後，歷史真相除了藉由受難者個人記憶碎片拼湊外，台灣該直接釐清的 社會集體性問題是，為何存在一萬多個受害者，卻沒有任何加害者？二十年過 後，因為沒有人負責，我們也習慣不深入討論相關轉型正義涉及的處置方式（吳 乃德，2006：7）。對於加害者，我們真的從來不問？我們會談，但卻談的隱晦模 糊。對於超過近萬數字不明的侵害事件，背後所藏的鮮血與眼淚，負責的是誰？
客觀的歷史文件清楚地紀錄著答案，但錯綜複雜的運作體系卻刻意造成答案的未 知與不清晰，找尋答案的過程只要遇到政治，一切又變得遙遠又模糊，不敢直接 說出加害者的現象，便一直霧裏看花似地朦朧不明的存在著。一般人對歷史正義 冷漠的原因中包括，對道德議題持有曖昧的態度；臺灣與很多新民主國家相似，
除要面臨民眾因道德議題曖昧以致之歷史正義冷漠外，更多人將轉型正義問題視 為政客間的權力鬥爭，是故便陷入與其他新民主社會之相同情境，在借重舊政權 底下的政治菁英的治理經驗中，失落對轉型正義的實踐（吳乃德，2006：9）。研 究者想瞭解，政治受難者究竟如何看待前述，延續著社會建構之傷痕回憶特質的 社會集體漠然與實踐失落？
從平復個人回憶傷痕的角度來看，我們都同意，他（她）們當然有權利知道 真相，也該知道誰應為他們的苦難負責。很常在不同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中聽到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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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來說，真相揭露真的會有助民主體制之穩定？（吳乃德，2006：10），個人的 他（她）們如何看待自己對歷史決定的態度，與其態度可能對社會群體生活和諧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jul/12/today-p5.htm，2014/3/15
11 1988 年 11 月 5 日，法務部調部辦事主任檢察官陳守煌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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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管理叛亂、匪諜、資匪案件檔案，1945～1994 年的統計，合計 27,350 人；扣除重複情形，實得 16,132 人12。其檔案來源無法確定是否包括調查局部分，另
14 2012 年 9 月 11 日台灣立報族群版，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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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所有同案被告的筆錄與自白書15等重要資料，迄今仍未能被開放研究。涉及 轉型正義的相關政治檔案，因記載了過去政府行使權力對人權傷害的不當、違法 甚至違憲紀錄，威權國家往往傾向封鎖、限制乃至銷毀檔案。故對於檔案開放的 過於保守解釋與應用，將造成與威權獨裁國家同樣限制人民獲取相關知識權利的 限制，也勢必嚴重影響臺灣對於轉型正義概念落實的執行。他（她）們又如何看 待過去歷史無法被透明研究的狀態呢？在此狀態下，又如何期待人權館在此困境 中可以投入的努力？
研究者同意政治受難者與家屬有權利知道真相，調查真相是轉型正義的重要 要務，受難者又如何看待歷史真相應該怎樣被揭露？或揭露至什麼程度。前年曾 聽過五 0 年代政治受難者陳孟和談到，2009 年他參與綠島人權園區模型展規劃 時，巧遇一位戒嚴時期曾擔任監獄看守職務的人員與家人也正在參觀，活動結束 後這位人員帶著羞愧的心情與家人共同向他誠懇道歉，當時他心情非常激動與感 動。有相關文章提到，當加害者向受難者表達道歉，受難者瞭解真相後，可能願 意原諒加害者，社會便會獲得和解與和諧。南非在全球引以為傲的真相與和解經 驗，似乎並非全然如此，有許多受難者得知真相後，終其一生無法原諒坦承的加 害者，也無法接受後來對加害者的赦免。對於真相與人性的複雜關係，柏林轉述 康德名言：人性本是扭曲的素材，不能從中產生直截的事務（江宜樺，2007：80）。 以前述例子來看，這位為當時行為羞愧的廣義加害者主動對非同時期遭難的受難 者致歉行為，我們應該肯定，但研究者試圖提問的是，此等致歉行為，與他（她）
們所認知的轉型正義重要要務中，究竟有何關連，若此關連是屬正相關，此等相 關性又該如何反映在人權館？
按前述加害者、真相明瞭後的寬恕與社會和諧、受難人數及檔案開放等闡述 分析，我們可知已近四分之一世紀的解嚴後台灣，我們對轉型正義實踐中戒嚴歷
15 《檔案法》第 18 條。在檔案局以的限制下，只能與歷史真相一同被掩蔽。研究者也相同，所 有影響研究案情的筆錄、自白、檢舉資料與政治偵防文件，在「未獲得當事人或家屬授權的情況 下」，全部無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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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了解，仍止於不完全的受難者與家屬等個人自述回憶的還原狀態。此等狀態 凸顯我們社會集體在面對黑暗歷史時，似乎仍未善盡我們集體的責任與義務，放 任社會建構的傷痕回憶繼續失落。本研究便是試圖瞭解成為志工後的他（她）們，
看待前述課題的個體外顯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