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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此狀態中失去，人則變得只剩沒有靈魂的軀殼。
生命的意義因人而異，因日而異，甚至因時而異。因此，我們不是問生命的 一般意義為何，而是問在一個人存在的某一時刻中，其特殊的生命意義為何
（Frankl 著，1995：134）。
說故事，因日因時的積累著，觸動他們書的生命意義，確實也對他們打開緊 閉內心之門極有助益，並成為解構記憶並撫平傷痕的重要方式，尤其在說了一 次、二次甚至三次以後，對自己便會產生正面的療癒轉化效果，降低過去受難苦 痛對自己的傷害。
一、轉化影響
對於遭受恐懼等感受影響最劇烈之陳欽生與陳新吉來說，內心傷痕記憶的轉 化效果最為明顯，陳新吉說，「第一次跟年輕人導覽的之後，會讓做惡夢的情況 會降低」（陳：477）。對於與他相同傷痕建構類型，遭惡夢感受侵擾最嚴重的陳 欽生更仔細的描述內心轉化狀態，他說，
這兩年來開始三、四、五次不斷的說故事後，我有一種很深的感受，我覺得 我每說一段歷史，漸漸把自己的傷痛逐漸分開，記得每次我越來越平靜的說 完後，年輕人反而會擁抱我哭泣起來，反倒是我說為什麼你們會哭的比我還 傷心，這些都過去了。（陳：85-88）
傷痛逐漸分開，是極明顯的部分，除反映在自我心裡深層的改變，逐漸脫離 惡夢感受侵擾的強度與減少次數外，便是他會轉化角色立場，從被動述說傷痕記 憶的身份，轉變成採正面主動方式關懷聆聽者感受，又回頭重新詮釋他過去的傷 痕感受。說故事對傷痕記憶進行解構，解構透過參與人權館的投身事務，讓說故 事經驗造成的內心轉化經過，也回頭療癒受難者。每個人對於他傷痕對記憶的解 讀和平復的歷程，確實都會受到他說故事經驗的影響。
與前兩位有著相同內心歷程的是蔡寬裕，他也詳細的描述著內心改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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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難者而言，是不吐不快，把心裡積壓已久的怨氣，抒發出來，有一種放 鬆、舒暢的感覺，是有幫助的，具心靈治癒之功能，就我個人而言，我很常 講這段歷史，但每一次都覺得有講不完整的地方，且每次講完都有鬆了一口 氣的感覺……（蔡：263-267）
但又與前兩位不同的是，他的述說故事多了想對歷史交代的自我期許，研究者兩 年多來與他的相處獲得很多白色恐怖歷史人與事的知識，他自己很認真閱讀並強 記博學，加上親身經歷時代的經驗。說故事時，他往往旁徵博引書籍文獻史料內 容，並扣合深刻的切身體驗後，規劃說出自己的看法。
再者，因為他的傷痕記憶建構類型中所經歷的恐懼、絕望及惡夢感受與前兩 位顯著不同，是故說故事便與記憶構成中的思想信念之正面力量，隱約連結，以 拼補出完整歷史形式予以展現，但與陳欽生相同明顯的是，說故事對他確也具治 癒其心靈傷痕的功效。
經過說故事歷程的每位受難者，都有過共同感受，也就是，每說一段歷史與 一次故事，都是將自己與傷痛逐漸分開，並獲得內心平靜。不論是對被惡夢侵擾 之傷痕記憶建構類型對象而言，說故事有其具體的解構轉化功效。抑或，對於其 他建構類型的對象，說故事的功能意義，亦對當事人具有撫慰效果。
郭振純說，與他相同經歷過五 0 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數高峰期的人，大部分 人都有過以下經驗，當同樣遭羈押睡在旁邊或同一囚牢的人，要被點名出去槍決 時，那個知道自己大限已到的受難者，都會跟同房的人說兩句話，「第一句都會 說，我先走了，你們多保重，第二句會說以後拜託了」（郭：239-240）。極為沈重 的託付，也烙印於他們內心的傷痕記憶，這份印記與陳欽生、陳新吉的驚駭與恐 懼不同，卻造成相同的心中枷鎖，說故事成為解鎖的鑰匙。
這把解開心鎖的鑰匙所象徵的意義是，沈重託付中思想信念的傳遞，傳遞的 意涵則是，他說，「最起碼的是，我們要為這些人說些為什麼被槍斃，替他們說 些話」（郭：238-241），為替死去的難友說出無法說出的信念。他今年高齡九十歲，
每天不論颳風下雨，只要人權館不休園，仍一定會從家裡步行到園區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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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會用電話時時通知其他難友們，應多參與園區事務或活動。從說故事與其他事 物的參與，讓自己尋得轉化的意義，過去幾十年傷痕記憶中束縛的沈重託付，也 獲得解構釋放。「我覺得我過去沒死活下來後是有價值的……對於過去那些枉死 的朋友也是有交代」（郭：281-282）。
他與陳欽生、陳新吉在說故事的角度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對兩位陳前輩導 覽分享時，均係從自身遭無辜牽連或莫名被捕入獄之生命歷劫開始，解說屬於自 己切身經歷的無常危難，並透過親身經歷的現身說法，鼓勵參觀者應勇敢面對自 己不同生命階段的大大小小挫折與苦難，他們採取的說故事方式，是苦難比較式 的內心投射，讓參觀者聽聞解說後產生差異比較，以獲得勇氣克服相較自我微不 足道的挫折。但郭振純不同的是，他反而回頭反省自身的遭遇，他說無法認同某 些受難者談論到自己苦難時，都把自我英雄化，而所受的痛苦都是為其他人承受 的（郭：241-243），他因為自我有著堅定的思想信念，故不認為遭遇苦難是英雄 表現，反倒是直接的為參觀者說到，
坦白講，我們當時的遭遇對現在台灣的民主一點都沒貢獻，反而延遲台灣的 民主，這麼多人被抓去殺雞而去儆猴，造成更多人不敢行動，……（郭：
244-247）。
他的被捕以致更多人不敢行動，是他很深刻的自省。與郭振純相同年代受難 的蔡焜霖，說故事後的心情有著與陳欽生、陳新吉相似，但又存在著細微的差異，
他彷彿將年輕參訪者看成記憶中已逝去的年輕難友，從與他們的對話中，除了分 享與鼓勵著對方外，卻又對自己進行自我內心療癒。他說，回到綠島後與年輕朋 友互動的陽光心情，感覺是延續著過去記憶中與難友相處時的心情，他自己在那 一刻，似乎回到受難時年輕的樣子。
談到過去我的難友，我都會跟年輕人說，我的難友們也是都很陽光、年輕的 不輸給你們，只是在知識的追求的大環境方面輸給你們，因為我們那個時代 沒有網路沒有數位工具，也比較單純。但是他們是很天真的，有些我的朋友 都長的比你們更英俊更好看喔！這個也是我回到綠島時候的那種陽光，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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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我所懷念的事跟我在一起度過九年的那些人跟那些前輩們（蔡：
534-545）。
多次敘說後，本研究認為受難者原本閉鎖的內心，與遭囚禁的失語狀態，及 封閉的傷痕記憶圖式，因為自主轉化的說故事過程，因日因時多次積累後逐漸觸 動打開閉鎖的內心。研究者將不同對象的多次敘說轉化影響，按前述討論再行歸 納如下：（一）陳新吉提到，跟年輕人導覽後，讓惡夢情況降低。（二）陳欽生說，
三、四、五次不斷說故事後，漸漸與傷痛分開。（三）蔡寬裕，不吐不快，積壓 怨氣抒發後，有放鬆、舒暢的感覺。（四）郭振純提到，那是沈重託付中難友思 想信念的傳遞，為的是同牢遭槍決難友的離別話語，「我先走了，你們多保重；
以後拜託了！」。（五）蔡焜霖說，在綠島與年輕朋友互動的陽光心情，延續了過 去記憶中與男友相處時的年輕歲月心情。
該等轉化影響存在療癒與解構傷痕記憶的意義。2300 萬臺灣人相聚在島嶼土 地，彼此坦承、面向陽光走過苦難的時代，目前大家共同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中，
是非常光明正面的事（蔡焜霖：505-509）。五 0 年代國家暴力造成的國族認同迷 失之傷痕記憶，因為記憶建構中之陽光且正面的思考，轉化構成他在人權館多次 述說故事時很重要的核心理念，不僅影響聆聽者，也轉化激勵自己。此係多次敘 說故事後，理念與年輕參觀者的社會實踐聯結，重新覓得國族認同，也療癒了內 心封閉的傷痕。
「生命的真諦，必須在世界中找尋，因為它不是個封閉的體系。」（Frankl 著，
1995：136）。人權館成為他們打開原本封閉傷痕記憶建構的鎖鑰，他們重回人權 館，擔任志工參與說故事分享歷史經驗，對個人與聆聽者產生正面影響，此影響 彰顯著，場所與參與者間確實存在雙向的互動關係，此關係也意謂著，他們的內 心會因為人與地的互動產生變化，生命真諦在其中形成。人權館的場所角色，在 歷程中發揮著公共舞台與平台般的介質功能，讓他們不管意識型態存在多麼南轅 北轍的差異，或受難過程怎樣的不同等，在此場所中，只要願意他們都能盡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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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說故事給所有來此的參觀者聽。聆聽與述說，讓他們彼此相互瞭解與貼近內 心，進而對場所產生信任，也會更願意走出歷史走入人權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