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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數百次的修圖後再修草模的過程,從歷經這段苦難他的身上,學習到對歷史空 間還原的堅持,並調整自己實事求是的精準。

從參與模型製作的觀察中,確實看到了他們共同努力的經過,更看到每位來 人權館兩園區參觀者驚嘆與佩服的神情。模型或復原展示對人權館等相關歷史場 所而言,常有不同的意見,有學者認為歷史空間就應該維持它經歷時空迄今的原 貌,空的場景就該維持不該再增加任何已失去的設施或材料;但有不同專家則認 為,若有足夠證據,應適度還原當時情境或場所氛圍,更可強化參觀者印象與學 習。藉由以還原的場景與氛圍,陳新吉在景美園區說到,更容易將情緒融入,可 將自我受苦經驗坦然講出更深刻的轉化後感受,因為在漫長的時間長河與亙久的 斑駁場域中,他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也體悟到,「真正的偉大是單純,真正的智 慧是坦承,真正的力量是謙和,以這個大前提來敘述我的苦難經驗」(陳:21-24)。

對促進受難者再建構其積極道德主體參與之角度而言,應讓他們傷痕記憶透 過口述與照片對照述說,此為很重要的解構過程,經解構後的再建構所完成的場 所,有著他們參與過程的積極再現成果,此成果再成為他們說故事的平台,與年 輕人或其他參觀者產生更具體的互動。

貳、失落的尋覓

過去白色恐怖時期,他們總是被迫處於政治失語的狀態,無法對自己家人、

朋友或其他人敞開胸懷談論遭遇,那是遭國家暴力刻意塑造成的排除例外狀態,

在該狀態下,他們被迫消極、被動或毫無作為,更多的人則去適應或迎合社會營 造出群體道德異化的消極情境。但受害地性格改變成人權館之後,他們在此場所 可重新開始毫無忌憚的多次深刻談論,甚至對所有進到場所的陌生人述說,過去 留在他們記憶經歷過的一切傷痕。認識時代的傷痕記憶,從人權館開始,人權館 也讓他們走出伴隨歷史的痛苦。

人的社會作用中的人類理性和人類良心是任何力量都可能阻擋和泯滅的,總 有一天正義與良知終將在人的道德主體性方面占據首要地位。這是任何人,

係。有些現象可能包含其他現象」(Norberg-Schulz 著,1991:6)。人、傷痕記 憶及場所構成虛與實體間的交錯,其意涵彰顯的是,「當人在場所轉向內心,自

http://www.civictaipei.org/treasury/extend/2_239_4.html,201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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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而生,也甚至能夠為著他的理想與價值而死」(Frankl 著,1995:122)。受 難者在人權館,曾經傷痕記憶中受傷害過的場所說故事,不斷醒悟與省思進行療 癒傷痕的解構轉化,此為自覺式的調整過程。

人權館也成為他們除了居家生活外,另一可以安身向心極強的歸處,此場所 可以讓他們與難友間更有機會在此見面噓寒問候,也可與年輕人有著更多互動。

在這場所人際間的頻繁接觸,是促成解構轉化的正面因素。「說故事」參與便扮 演著,對其個人產生積極療癒轉化的功能角色,此功能不僅鼓舞接觸過他們的青 年人,可以獲得重新認同與參與社會的動力。對他們自己來說,也會回頭又影響 他們對歷史與社會預期產生的成就感。解構轉化傷痕記憶,便從自我與聆聽者彼 此間互相交流開始。

受難者個人傷痕記憶在人權館可以因為說故事,進而獲得轉化影響,產生轉 化感受後成為積極道德的主體參與者,群體的社會也因為個體的主體轉化,將冷 漠與噤語逐步改變成關懷與勇敢表達;對從受害地身份轉變的人權館,則因為與 受難者參與後的成為夥伴關係,逐步建構其公共性特質。但個體、群體、社會狀 態、人權館到臺灣實踐轉型正義的方向,多重複雜關聯中的連動影響中,當聚焦 在台灣過去人權運動發展歷程,與轉型正義實踐的失落狀態時,人權館角色扮演 的意義延伸,研究者認為應從以下起點再思考。

他們的死是臺灣威權體制下軍警情治組織黑幕作業的產物。長期而嚴密的制 度性「黑幕」如何揭明?不是容易的事,牽涉到諸多單位和諸多人士的利益。

「究明真相」的最佳時機,似乎是在一個社會從威權走向民主自由化之後。

但沒有保證這樣的時刻能到來──如果社會的主流思想主張「忘掉過去」的 話。我們今天好像就處於這樣的情況。若用概念來說,臺灣社會從獨裁統治 到民主化,歷經巨大的轉變,各級選舉落實了,人們不再因思想問題受到迫 害,但「轉型正義」並未真正到臨(周婉窈,2009:8,文字粗體係研究者所 加)。

人權館扮演角色的意義在於,雖然人權館無法成為唯一轉型正義的實踐者,

但應該扮演提醒社會不能忘掉過去的重要存在者,尤其在臺灣目前實踐任務中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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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落的此刻。找回失落的實踐任務似乎沒有固定方式,每個國家或社會都有個 別的傳統與文化,吳乃德在人權之路書中的文章提到,

轉型正義一般包含三個主要任務:第一是處置加害者,包括威權政府中發號 施令的高階層人士,以及主動從事、或被動服從指令而侵犯人權的情治、司 法人員;甚至包括許多在威權政體中工作、也因此而得利的政府官員、媒體 負責人、學術領導人等。我們應該用何種道德態度來對待他們:譴責、輕視、

或同理心的寬容?這些問題經常成為新民主政府和民主社會的政治和道德難 題。第二是賠償受害者:如何在物質和精神上給予賠償和承認。第三是歷史 記憶的「創造」和保存:如何創造有助於社會和解的歷史記憶,同時透過歷 史反省,讓後代避免重蹈覆轍(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2008:174,文字粗 體係研究者所加)。

轉型正義與民主法治國家的人權發展結合,且具解決衝突、創造和平、重建 社會、促進發展合作功能,它固然跳脫規範性理念,進而期待成為改善政治治理,

強化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施正鋒主編,2013:67)。不論從法律、制度、社會政 治到人權基本保障,均屬抽象形式規則運作,惟針對實踐轉型正義而言,縱然國 家機器或機關均被視為應該被追究的主要對象,但機器或機構本身並無法具備反 省,關鍵在於運作機器或機構的個人與群體。

因此本研究認為,實踐轉型正義的核心落實,應聚焦於具道德主體的個人與 群體;按人的角度觀之,知識中的歷史與理念在社會中傳遞與接受,需要一中介 載體提供交流平台。再從場所的角度視之,人權館應成為載體,提供受難者主體 傳遞知識客體的中介平台,此平台係實踐轉型正義的具體發散與聚斂樞紐,聚斂 所有承載傷痕記憶的主體,發散知識中歷史與理念的客體;人與場所的結合,便 成為第一步之實踐轉型正義行為。

個人的他(她)們因為不同的受難原因與過程,影響過去自己對歷史決定的 態度,但透過與人權館成為夥伴關係的參與,令渠等可共同的更積極投入社會參 與改變行動。對個人與集體社會的意義,便成為積極的道德參與者。這樣的行動 對顯性與隱性的歷史責任都存在直接或被動的影響,也就是在於,對於已知名單

28 此概念改引自 Jean Baudrillard 物體系中提到的,氣氛的結構「擺設(rangement)對立於氣氛

(ambiance)。」(林志明譯,Jean Baudrillard 著,1998:33),但本研究係採較嚴肅的方式,擷 取其針對結構概念中的部分定義,即氣氛是,色彩、材質、形式和空間的演算。惟本研究以氛圍 界定,就歷史傷痕的博物館展示而言,整體嚴肅歷史氛圍的形塑,更應慎重思考場景復原的真實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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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軍警情治單位如何運作的細節了。沒被社會群體認知的政治性系統暴力,

沒被社會群體從人道、人權和民主自由的價值譴責的暴力,隨時可能回來。

從獨裁到民主的這個「轉型」,是脆弱的,如果民主、自由和人權沒有成為新 社會的核心價值的話;當暴力再度來臨──或戴著其他面具來臨,人們可能 毫無知覺,更不要說起而捍衛轉型社會的價值了(周婉窈,2009:8)。

台灣轉型正義在經歷體制民主化歷程後,政府先後完成了紀念碑、紀念館所 建置及平反、補償事務,但我們卻似乎還不明瞭當時國家暴力運作的細節,也不 瞭解該政治性軍警情治系統執行的細節,更未知當初參與該等系統中的群體或個 體如今何在時,究竟誰最該在該運作系統中負責,那些並未實際執行刑求卻曾在 旁參與過的個體,他們的想法如何,當我們還有這麼多未知真相時,我們很難可 以對受過苦難的受難者們與孩子們說,我們可以坦然面對過去歷史的傷痛。

「台灣有一個特色:至少有一萬多個受害者,可是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二 十年過去了,我們還不知道到底誰應該為這一萬多件侵害人權、凌虐生命的案件 負責。」(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2008:177)。人權館只是實踐轉型正義環節中 的一份子,研究者認為具博物館特質的它,在組織職權授權上不會包括系統性罪 責蒐證、調查、追究及審判等司法職責,或比照南非或其他東歐國家成立真相調 查委員會等,但它卻應該從探尋歷史真相的角度切入,透過研究瞭解過去戒嚴時 期的三十八年間,哪些決策及非決策者參與過,渠等相關責任又是如何。

在「知」的層面,該負責的人負起責任;換句話說,他們必須承擔來自社會

在「知」的層面,該負責的人負起責任;換句話說,他們必須承擔來自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