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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家所想

曾生活在四 0 到五 0 年代的個人,都親身經驗過光復前後日常生活物價狂飆、

官員貪腐、社會動盪的情境反差,也都體認過,因反差造成對土地與人民不捨所 致的悲憤,與對執政當局從期待到不滿的情緒轉變。陳明忠回憶起經歷,

…民怨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了。光復初期的激動,興奮,揚眉吐氣,都成了 深深的失望。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官員多用大陸來的,看到的儘是貪污腐 敗。國軍橫行霸道,又騙又搶,根本亂來(李娜整理編輯,2014:72)。

不論受難者係因什麼理由遭牽連入獄,此番認知社會狀態的理解,已成為目前臺 灣白色恐怖論述的社會狀態基礎,也明確的存在著個人與集體記憶彼此間的密切 關連。

五 0 年代是白色恐怖的開始,深刻瞭解他(她)們經歷過歷史時的所思所想,

是本研究很重要的起點,對他(她)們而言,經歷見聞極巨大的生活變動,人生 又逢遭遇無法被彌補的失去歲月。故本節段落中,研究者關心的是那段歲月中他

(她)們價值觀的形成,前一節討論過傷痕建構與正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思想 信念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正面力量,也在訪談中他(她)們都很自然談到,近五十 年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已具備成熟教育體制,讓他(她)們自年幼起的教育基礎養 成,有著相當深刻的人格價值觀基礎建立,此價值觀形成的思想信念也成為他們 克服苦難與折磨的勇氣。

白色恐怖發生前的臺灣,跟所有經過二戰時的國家相同,經過那麼長時間的 戰爭,社會整體物資處於極度缺乏情況,有些城市則因受到空襲有些毀損如台北 市。但蔡焜霖所生長的台中市非屬主要工業城市、也非軍事基地,他回憶到城鎮 狀況遭戰爭影響不大。對於五 0 年代他們父執輩心中,仍有很強烈的中國民族觀 念(蔡:51-55),因為城鎮環境戰後狀況沒太大變化,居民們都沈浸在回歸祖國 的喜悅下。五 0 年代臺灣出生的人民經歷過日本與中國國民身份的急遽轉換,那 他們的父執輩們則又經歷過更複雜的清代、日本及中國國民身份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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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親近的人身上他看到,父親小時候受過幾個月大清漢文教育,即使日本 統治臺灣後幾個月,也都還持續到私塾讀和文(蔡:56-58)。被稱為省工委風雲 之女的張金爵提到,養父很有錢也是很有民族思想的文化人,與賴和有往來,不 肯學日語,還不怕被抓的再家偷偷教漢語(盧兆麟等口述,2003:107)。日本開 始日文教育後,他們便進入公學校接受日本教育制度;教育對人的影響,制度可 以即刻改變,但人的表面固然被迫遵循,思想與內心的衝突必也存在,他父親是 如此掙扎的生活於三種國民身份轉變中。在「白色王子」紀錄片中他提到,即使 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生活,但父親一聽到臺灣回歸祖國的那天,還是像小孩一 樣的拿出預藏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

蔡焜霖自己的教育經歷是,就讀小學五年級臺灣全面進入太平洋戰爭,開始 接受教育時,全世界已進入戰爭的年代。生活在戰爭世代中的他們,常常因為空 襲無法正常讀書只有勞動,三年級也曾被調去當娃娃兵(蔡:12-22)。對於愛讀 書的他來說,光復的意義,便是可以回到學校。雖然必須適應制度與師資的改變,

但毫不影響好學的他進取心,綜然感受到思想上的變化但表現依然優秀,光復後 仍是學校的菁英,「光復的第二年…拿到第二名…暑假,就被派去在淡水所舉辦 的第一屆臺灣省青年夏令營,所以我接受這種思想教育算起來是很早的,…」

(蔡:68-84)。

他,是當時各地中學從各年級學生中挑出五到十個學生之一,派去參加青年 夏令營,受訓後也加入國民黨,回學校後還受模範生表揚(蔡:100-107)。弔詭 的是,對於他這般優秀的五 0 年代年輕人,被當時政府列為重要栽培的對象,但 栽培他的黨國機器卻也在後來傷害他最深。

六 0 年代蔡寬裕說著,景美園區常設展間的展示,在白色恐怖罹難的黃榮燦 所刻畫二二八當時「恐怖的檢查」版畫後,接著是「自由中國」雜誌封面(蔡:

10-12),五 0 年代過了十五年後進入六 0 年代中期,他與所有一起成長過的人一 樣,跟著臺灣進入另一社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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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菁英份子被剷除,倖存者恐懼噤聲的土地上,……一個意識型態偏執 的國度。臺灣在經濟成長的表象背後,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極 權體制,但挑戰體制的人仍不絕如縷—雖然下場不是被關就是被殺,以及逃 亡(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2008:98)。

七 0 年代在經歷 1977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之前的年代初始,楊翠描述有一群破 冰年代的衝浪者,當時青年作家王拓以〈吊人樹〉登臨文壇,文中邱永富,象徵 了七 0 年代新生代反抗力量,也對衰老故鄉可能重生的隱喻(王拓等作,2013:

198)。

白色恐怖是整體受難者所經歷體驗的共同記憶,臺灣當下部分人對發生原因 與過程的看法是,隨國民黨政府到台灣的人員素質不佳,以致無法應付台灣環 境,因它無法生存但又要完成統治夢,就要消滅可能的反抗力量,也就是我們受 過日本高等教育的第一批菁英(郭:12-16)。對與他相同看法的人而言,二二八 事件是第一步,當時政府為消滅本土菁英,對外結合各國反共俾令國際支持,對 內則發佈戒嚴令,寧可錯殺一百人也不可放過一個人。

…葉石濤便覺悟:『不管我如何地謹慎行事,畏頭縮尾,偷偷苟活,時代的風 暴絕不會放過我。』國民黨政權刻意製造的人人自危的恐怖瀰漫整個社會,

以自保、以鞏固其政權(王拓等作,2013:77)。

與蔡焜霖相同成長經驗的郭振純說,當時代台灣人的態度,因為受日本教育已養 成守法觀念,對於回歸中國也充滿喜悅,便開始學中國話(郭:27-32)。但當他 們一心想融入回歸中國所接管的臺灣時,發現來接收的軍人或管理臺灣行政的官 員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與自己習慣了幾十年的日本統治時期的人事物完全不同。

陳明忠描述當時自己聽聞,有次部隊的兵來市場買一大包約六十公斤的米,當時 價格約值兩百塊,買米的兵就拿一張面額一千塊的大陸關金紙幣,老闆沒看過不 收。部隊的兵說,中國人怎麼可以不用中國的錢?老闆只好收,還找八百塊給他,

那紙幣也不知道是大陸哪時期某個軍閥所發行的,當然是廢紙(李娜整理編輯,

20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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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前述事情他們看多看久了之後,從期待到失望,看到這樣岌岌可危的社 會狀況,「無論台灣本土的知識份子或隨國民黨來到台灣的有識之士,無不以這 政權的脆弱、虛幻、危險而為臺灣前途憂心。」,此等憂心很快發展成一連串讀 書會行動,有些行動背後確實有共產黨地下組織在積極運作,但也有僅是知識份 子間的聚會,但在國民黨政權恐共的心理下,也很快採取戒嚴反制,白色恐怖就 在寧可錯殺也不可錯縱的狀態下,成為使人喪失生命或失去自由的年代(王拓等 作,2013:76-77)。在那個年代生活的他們,從一開始積極投身想要融入回歸祖 國的社會,進而被恐怖的情境捲入,遭遇人生前所未見的磨難,在面對關鍵的時 刻,不管是對自己生命應該活下去的堅持,或是被脅迫要選擇出賣難友時,他們 當下不妥協的思想信念是,郭振純提到,

活下去!我們一當時,日本受的教育想起來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 被敵人抓過去,武士道是主張自殺。但是還有一條是這樣說,不可輕死一定 要找機會逃出。死是不得以的,一定要找機會活下去(郭振純:176-179)。

曾經面對過生死關頭,有著深沈懺悔的五 0 年代涂南山回憶起,當他被逮捕 關押後,有天被帶出去問話要他將組織、關係人事物等交代清楚後就可離開。一 時之間,他想招出一起開過會的王子英等四位朋友,募然間卻想起《羅馬書》中 保羅說的「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他突然覺得自己竟然如此卑 鄙的人格破產,竟然為了自由有著出賣的念頭(盧兆麟等口述,2003:90-91)。

不同年代的他們有著經歷時代後的思想關懷,蔡焜霖與父親從不同國族身份 的轉變中尋找認同卻失落。當時人的微渺,即使只想好好讀書、安分守己的工作,

也是如此困難。郭振純與陳明忠,有著南轅北轍差異的思想型態與國家意識,也 同樣撐過極為殘忍的酷虐刑求及漫長的囚禁,他們想的,迄今仍然堅持走著自己 信仰的路。蔡寬裕與王拓則生長在轉折很大的年代前後,不迷炫經濟成長的現象 持續衝撞體制,為成長的土地尋找主體認同,他們想著,延續反抗力量救贖衰敗 的鄉土。他們所想的,在不同年代中,從過去到未來醞釀積累逐步化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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