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結論：由「孤兒」變成「公民」
第二節 作家、社會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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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台灣的人當然應該有台灣意識，也應該尊重在本土成長、流行的文化，但 台灣意識的主要精神，在於確認台灣文化的自主性與發展性，經由歷史的省思重 新探索人與土地、環境的互動及其所呈現的人文精神、族群關係及宗教信仰，並 具體表現在對台灣的認同，及對不同族群語言文化的尊重、欣賞與容忍，使不同 族群的文化都能建構成台灣本土文化的主要部分，而不是盲目排外的大福佬主 義。
（邱坤良 1997:19）
在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裡面，胡太明把中國大陸視為「原鄉」，把台 灣一地視為「故鄉」。就台灣的族群政治來說，倘若外省族群願意與其他族群一 樣，把政治化的「原鄉」認同轉變成以台灣此一國家為其安身立命的「故鄉」， 國家認同的歧異性就比較有可能化解（蕭新煌 1999：236）。反過來說，倘若台 灣民眾願意把遠從中國大陸或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視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把多元 文化主義的精神確實落實，台灣認同就能有更豐富的內涵，因為全球在地化的文 化也可以被視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節 作家、社會與認同
吳濁流的前半生生活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後半生則生活在國民黨的威權 統治之下。日本的殖民讓他的存在只能是一位「順民」，不過，國民黨的威權統 治亦沒有讓他成為一位「公民」，反而一直只能維持「孤兒」的身分，因為個人 的身分認同無法找到最終的歸宿：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人，地位只能夠是一個「次 等公民」，而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人，也因為被污名化為具有「奴化思想」
而備受歧視。依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台灣人」三個字乃是飽受污名的字 眼，不過，在沒有其他選項可選的情況下，「台灣人」三個字在被普遍接受的同 時，其意義也歷經了改變，被賦予了正面的意涵，而這也就是為何「本土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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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出現的原因。吳濁流日益增強的台灣人意識，似乎意味著，台灣人主體性的 建立，乃是為「孤兒」解套的一種作法，然而，衡諸吳氏主張超越本省外省的族 群差異性的想法，似乎「孤兒」解套的方法不僅是主體性的樹立而已，更在於台 灣人的公民意識是否有辦法培養出來。
王幼華由於受到鄉土文學論戰的深刻影響，因此他的創作思維基本上具有
「回歸現實」的傾向。李丁讚（2004：51）曾表示，1970 年代出現的新世代，
雖胸襟偉大、勇於批判，卻政治邏輯壓垮經濟邏輯，敵我的區分異常嚴重，最終 容易會變成族群民族主義者，而1980 年代「中國結與台灣結」爭辯後出現的台 灣民族主義，以及1990 年代新黨成立後出現的中國民族主義，讓台灣的國家認 同問題變得十分嚴重。王幼華勇於批判的寫作風格，乃是「回歸現實」世代的一 個特點，而所謂的「回歸現實」，在寫作上指的是現實主義風格的寫作方式，在 生活上則要正視自己立基於台灣這塊土地這個事實。身為原籍山東的外省第二代 作家，又是國文老師，對於孔孟出生地山東自然容易會有某種文化認同，而本土 化路徑指向台灣民族主義的結果，便會與自己對於文化中國的認同有所扞格。王 曉波(1986)曾用「亞細亞的新孤兒」來指稱外省子弟的處境，其原因就在於，隨 著台灣意識的持續增強，台灣的地位由地方一省揚升到具有國家的位階，不願意 接受台灣作為一種政治認同的外省子弟，疏離感自然會十分強烈。於此，王幼華 便認為，外省作家必須接受台灣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的事實，畢竟遙遠的過去 業已一去不復返。現今雖然是一個全球化身分認同混雜的時代，但是，民族國家 的疆界卻仍舊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單位，因此，「文化中國」的文化認同依舊必須 在台灣的政治認同獲得確立的基礎上才能成立，而這樣的一種政治認同，就台灣 的處境來說，應該是一種認可民主制度的政治認同。
就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來說，一般而言，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大 多數都會在中國民族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徬徨不定，而吳濁流《亞細亞的孤 兒》男主角胡太明便是一例：不論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抑或日本的帝國主義，都不 願意接納或認同這一位來自台灣的知識份子，最終迫使被這塊殖民地的台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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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浮現出來，可說是雙重排除之後的結果。然而，不論後果究竟為何，有一件 事倒可以確定，亦即中國民族主義、日本帝國主義與被殖民者台灣等三重認同意 識已經匯流在胡太明身上，也就是說，胡太明身上體現出了多重的認同。此外，
對絕大多數的日據時代的作家來說，寫作乃是一種反抗策略，企圖以迂迴間接的 方式來控訴日本統治對於台灣人的壓迫。對吳濁流來說，寫作更是一種趨近死亡 的活動，有可能因為挑動了當時的政治禁忌而惹來殺身之禍。另外，吳濁流身為 日治時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所著的《亞細亞的孤兒》已然是當代探討台灣人 意識的覺醒與否的經典文本，而其中論及的「孤兒意識」，自1970 年代以來，已 經出現了各種論點相異的解讀。針對《亞細亞的孤兒》主人翁胡太明的「孤兒意 識」而來的解讀，最大的分歧點出現在「中國結」與「台灣結」上面，也就是出 現在「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歧異上面。而這樣的一種歧異，便是台灣內 部族群衝突的首要因素。
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化，乃是一段多元現代性薈萃的歷史。既有日本明治維新 之後的現代性思維引入台灣，又有中國五四運動之後的現代性思潮流入台灣，讓 台灣文化的面貌呈現出多重現代性交疊的狀況。吳濁流出生於十九世紀的最後一 年，歷經了日人統治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對他來說，這似乎是一段外部殖民銜 接內部殖民的歷史。漢文化本位的民族意識、日人殖民者統治下推行的現代性意 識、以及身為台灣殖民地一員的被殖民者意識，乃是多重的認同意識的主要組成 元素。雖然說吳濁流生前僅創作過一部長篇小說，也就是《亞細亞的孤兒》，但 是，若我們也把他的另外兩部帶有虛構成分的傳記納入考量，大河小說的樣貌也 就有了一個雛形。若與撰寫《亞細亞的孤兒》時期的吳濁流相比，撰寫《無花果》
與《台灣連翹》之時的吳氏顯然具有更高的台灣人意識，只不過，這樣的一種台 灣人意識不只是著重於台灣人主體性的建立，更強調不同族群彼此平等對待的公 民意識。
王幼華崛起於1980 年代漸趨都市化與多元化的台灣文壇，素以繁複多變的 前衛寫作技巧而廣為人知。事實上，從早期的〈天魁草莽錄〉、〈南山村傳奇〉、《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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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地》，一直到後期的《土地與靈魂》，都存在著一條清楚的思路軸線，也就是認 同的曖昧與糾葛。外省第二代作家往往有著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歧異：對於悠 久中國文化的愛慕嚮往，實際上卻甚少踏上中國的故土；對於出生地台灣有如母 親一般的感恩與愛戀，卻也因為母土現今極力彰顯台灣主體性而令自己的存在倍 感壓力。於此種情況下，身分認同的多重性就會被突顯出來，似乎，此種身分認 同的多元性雖然會給王氏帶來困擾，但也為他帶來了跨越族群疆界的契機。
《廣澤地》乃是王幼華繼《兩鎮演談》之後推出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也是他 個人首度以都市文學方式進行寫作的長篇小說。王幼華所著的〈健康公寓〉曾被 視為台灣都市文學的奠基之作，《廣澤地》亦是他延續此種論點而來的長篇著作。
《廣澤地》的角色安排便是今日台灣各大族群的縮影，王幼華把不同族群的人全 部彙整在同一塊土地上，便意味著台灣人的存在乃是一種多元並生的存在狀態。
《土地與靈魂》則是一部首度對漢人中心本位進行反省的長篇小說，把論述視野 拓展到四大族群之外，認為只要認同台灣，願意立足台灣的人，便有資格被稱為 台灣人，最明顯的例子是將大半輩子奉獻給山區原住民的歐洲裔神父，因此，血 統上的種族差異不應該是台灣認同的一種障礙。王氏的台灣史小說書寫，一直存 在著一種跨族群和諧的多元共生的意圖，也就是說，「族群共生」的理想一直是 他進行寫作的重要概念藍圖，而此種多元並存的理想藍圖，基本上是奠基在多重 認同有可能和諧並存的基礎之上。
於本文的第三章當中，本研究已然指出，《亞細亞的孤兒》裡面已經蘊含了 多重認同的想法，而在本文的第四章裡面，吳濁流更提出了類似民主化的論點，
期望不同的族群可以藉由認同台灣來解決認同歧異性的問題。就本文的第五章來 說，解嚴後崛起的小說家王幼華，其實已經表明自身早已具備了多重認同的思 維。而在第六章裡面，王氏的重要長篇小說《廣澤地》與《土地與靈魂》，都可 說是一種多重認同概念的體現。循此，從吳濁流到王幼華，這兩位橫跨近百年台 灣文學發展史的客家作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與多重認同的觀念產生了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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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面各章的描述可知，多重認同的概念，不論是吳濁流抑或是王幼華，都 是他們的身分認同的真實處境。對吳濁流來說，族群認同的問題，不應該構成國
由前面各章的描述可知，多重認同的概念，不論是吳濁流抑或是王幼華，都 是他們的身分認同的真實處境。對吳濁流來說，族群認同的問題，不應該構成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