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多重認同的政治社會學向度
第二節 吳濁流與王幼華的台灣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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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的統治方式而讓台灣意識當中的在地化部分有了空前的強化。於此，我們 也就可以理解，台灣人的悲情實際上是因為，每一次台灣意識的強化，都是因為 新的殖民者開始以嚴酷的方式來統領台灣：日本人的統治台灣讓台灣人意識首度 浮出了檯面，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政策則進一步開啟了台灣人走向獨立的契機。只 不過，由於統治者的文化總是會成為台灣意識當中的重要成分，最終也會變成台 灣人認同衝突的主要因素。185
第二節 吳濁流與王幼華的台灣史論述
在過去，漢族一直認為自己乃是世界的中心文化，因此把自己稱作中華，而 周圍各民族則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蠻族名稱來稱之，於其中，東夷指的 是日本，南蠻則是指西班牙及葡萄牙人（21 世紀研究會 2002：20）。就華人的 歷史而言，漢人一直是處於文化的核心地位，其他的民族只能淪於文化的邊緣，
即便是取得政權的其他民族，最終還是會有將自身漢化的情況出現。於此種情況 下，「漢文化中心主義」的本位思想，有意無意間，自然就會變成華人世界的常 態思想。
就台灣的歷史來說，原住民乃是台灣一島真正的主人。在台灣文學的發展過 程中，鮮少漢人作家會從「去漢人中心主義」的觀點來進行創作，還原原住民在 台灣歷史中的真正定位。事實上，從漢人進駐台灣之始，漢人對於原住民的奴役 與屠害就未曾終止，而批判精神強烈的王幼華，即便是對台灣文化中的漢人英雄 鄭成功的種種迫害原住民的舉止，也會進行大力的批判：
185今日，若我們願意跳脫台灣、日本與中國三角立場的關係，從更寬闊的視野來解釋台灣文學，
或許就會發現，單就語言的多樣性來說，台灣文學本身就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文學。例如說，張 錦忠(2007:64-65)便提出了多語的台灣文學觀點，認為台灣文學的複系統可以包括：國語（中文
／華文）文學、閩南語（福佬／河洛／台語／台灣話文）文學、客語文學、原住民語文學、日文 文學、英文文學、翻譯文學。事實上，此種多元文化主義的台灣文學觀，應該也是比較被多數人 接受的台灣文學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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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來台灣也是奴役平埔族，平埔族反抗，都被鄭成功的部將殺的七零八落，
漢人很可惡，本來就是很可惡，各位你去讀歷史會發現，你把你漢人立場跳開的 話，我們平埔族原住民在台灣的土地上住了五、六千年，從來沒有發生這麼大的 屠殺，你把我土地佔了，強姦了我的姊妹、媽媽，還把我趕走，這是深仇大恨，
什麼人造成的？絕對是漢人，而且漢人很狡詐，因為他智慧比較高，文化能力比 較強、武力比較強，他是有計畫地把平埔族消滅掉，有計畫地屠殺……
（王幼華1997d：197）
王幼華的創作階段橫跨了解嚴的前後，受到鄉土文學運動的深刻影響，因此 本身會具有本土化意識。雖然身為外省第二代，王氏卻常常以「自認為比一般的 台灣人更瞭解台灣的歷史」自許。王氏對於地方文史的理解，可以從他參與編撰
《頭份鎮誌》與《苗栗縣文學史》的作為便可以看出，另外，由於他具有理想主 義者的性格，認為必須實質上參與社會才能夠對社會有所影響，因此便於苗栗一 地糾結同好成立「雷社」，在地方辦理了不少的文藝活動。另外，身為外省籍作 家，卻被客委會歸類為客家作家之一員，便可看出王氏對於客家文化的瞭解與用 心。
由於王幼華的主要長篇小說都是 1980 年代晚期出現，便大致上可以看出，
他的主要長篇作品乃是出現在解嚴後期。在台灣宣布解除戒嚴令之後，民主化的 真正動力也至此開啟了一線生機。1970 年代國內外的諸多重大事件，諸如中日 建交、中美建交、台灣的聯合國席位被中共取代、石油危機、釣魚台事件、以及 中美公報在上海的簽訂，直接促成了鄉土文學的出現。而鄉土文學的成長與茁 壯，意味著台灣民眾瞭解反共已無望，中華民國的唯一生機便是朝向本土化的路 線邁進。因為鄉土文學的發展過程是一種由下而上、由民間滋長出來的運動，自 此以後，台灣的民主化歷程便與種種本土化運動匯流在一起，因此我們可以說，
台灣的民主化便意味著本土化。在鄉土文學運動歷程中成長的文學世代，不論省 籍意識究竟為何，基本上都會具有或多或少的本土化意識。就王幼華的寫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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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從探討閩客問題的《兩鎮演談》、思索族群衝突的《廣澤地》，一直到探索 台灣人認同的《土地與靈魂》，都可以看見本土化意識對於這位原籍山東的台灣 作家的影響力。
解嚴之後，台灣的文學便出現一片生機勃勃的狀態，各種多元文化議題的文 學創作紛紛出現。由於人們的言論自由獲得了保障，環保文學、人權文學、政治 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同志文學與都市文學於此時便紛紛出籠了，原本被視為禁 忌的問題，現在幾乎都變成可以公開談論的議題。多元文學議題的接連出現，意 味著台灣社會的民主化發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而文學論題的觸角之所以會朝 多角度的方向邁進，原因就在於，威權專制的統治者已經不復存在，因此文學論 題便不會集中於同一個焦點，反而會指向不同群體的特有關注焦點。在吳濁流進 行小說創作的時代，批判的對象顯然都有明確的焦點，都與政治上的不平等對待 有關，譬如說，《亞細亞的孤兒》的批判焦點指向的是日本殖民政府，《無花果》
與《台灣連翹》的批判對象則指向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
解嚴過後，在文學亦走向本土化與民主化的匯流之後，任何的「文化霸權」
都有可能成為批判論述的批判對象，畢竟，「文化中心主義」的存在，意味著某 些文學正遭受不平等的對待，被中心文化排擠到文化的邊緣。台灣文化屬於廣義 的華人文化的一員，而華人文化又有獨尊漢文化的狀況出現。於此種情況下，針 對「漢人沙文主義」而來的「去漢人中心主義」相關論述的出現，就變得可以理 解。循此思路，王幼華對於戰後出現的種種不知自我反省的霸權論述，當然也會 進行大力的批判：
以台灣光復四十餘年的現象來看，有幾條相當明顯的歧異路線。一是以日本模式 為範疇的思想與立論，此類人物較缺乏民族意識，文化自覺，文化根基和思考模 式仍處於殖民狀態。二是以中國本位出發者，事實上古老中國早已去而不返，共 產中國與台灣重新斷裂，傳統文化亦需調適，農業社會和封建制度下的經典也未 必合於台灣的現實。三是以西方的泛美經驗為經典的移植……四是以台灣本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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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為中心的立論。由於根基薄弱，文化累積不足，文字語言斷落，且歷史反覆教 訓提倡「本土意識」的最易遭摧毀。是以此處為出發者往往充滿悲劇感，本土論 在台灣人自我意識的確定，信心的建立，鄉土情感的培養有其重要貢獻。但過於 侷促的心胸，狹隘的格局，發之於言都顯得情緒大於實質，粗糙的叫囂顯露其心 虛與虛淺的弊病。
（王幼華1997a：67-68）
於此，王幼華總共對四種台灣人的偏狹心態進行批判：其中兩項具有被殖民者的 性格，由於過於肯定美日的文化優勢，無意間延續了美國與日本對於台灣的文化 殖民。此外，雖然身為外省第二代，王氏亦指出了傳統中國文化對於現代台灣社 會的不適用性，事實上，傳統中國早已一去不復返，定居台灣的外省籍人士必須 接受台灣土地才是自己真正的故鄉。最後，對於「本土意識」的過度強調，就有 可能因為格局不夠而僅能以悲情來收尾。此種批判方式顯然指向了任何可能形成
「文化霸權」的論述，基本上，要是本土化意識過於極端而排斥了其他多元論述 的發展空間，此種論述也就有必須加以批判的必要性，誠如彭瑞金(1995:64)所 言，台灣文學雖然應該走向本土化的道路，但是，台灣文學的本土化不應該淪為 任何政體的附庸，應該獨立地走自己的道路。
不同於王幼華寫作的時代，吳濁流是在日本殖民與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的年 代進行寫作。吳濁流常用「揭瘡疤」來形容自己的寫作風格，並常用「拍馬屁的 不是文學」來與台灣的文學工作者共勉。吳氏的寫作具有鮮明的政治批判風格，
在政治消音與肅清風聲鶴唳的年代，此種寫作風格往往要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才 能達成。就《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來說，吳濁流自陳，此書乃是他冒著生命危險 才創作出來的，畢竟，在警局的對面書寫批判日本殖民政策的文字，一不小心被 抓就會失去生命。於此書中，吳氏的批判對象有二，其一是日本的殖民政府，其 二是只知逃避卻不知起身反抗殖民當局的台灣知識分子，而此兩點便足以展現出 他的強烈政治批判精神。延續了《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的政治批判精神，吳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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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二書中開始對行徑比日本殖民者更加惡質的國民黨 政府進行批判。在這個階段，吳濁流不僅是以「沿門托缽」的方式到處募款來成 立《台灣文藝》，更捐出自己的十萬元退休金來設立吳濁流文學獎，充分顯露出 了自己的理想主義性格。不同於《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的暗地寫作方式，吳濁流
在《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二書中開始對行徑比日本殖民者更加惡質的國民黨 政府進行批判。在這個階段，吳濁流不僅是以「沿門托缽」的方式到處募款來成 立《台灣文藝》，更捐出自己的十萬元退休金來設立吳濁流文學獎，充分顯露出 了自己的理想主義性格。不同於《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的暗地寫作方式，吳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