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中的多重認同

京。陳少廷（1994:240-241）表示，有五大因素催生了 1920 年代台灣的社會運動：其一是一次 大戰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倡民族自決，其二是日本此時出現了民主思想運動，其三是1917 年俄 國十月革命成功，其四是1919 年朝鮮「三一」獨立萬歲事件，最後則是中國五四運動的發生。

另外，醫療技術的進步與環境衛生的改進，亦讓現代社會運動有了發展的空間，1920 年代的台 灣已經沒有瘟疫已不再威脅，瘧疾也獲得控制，連西醫的人數比遠比中醫多（陳紹馨 1979:127）。

在整個社會環境邁向現代化的情況下，整個時機便非常有利於社會運動的出現。

180 「『台灣文學』是台灣自主性的運動，但很清楚地，它受到來自『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

兩方面的影響，但很清楚地，它受到來自『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兩方面的影響，在不可分 割的關係上開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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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兩種重要元素，職是，1920 年代開展出來的台灣文學便是蘊含了中國—台灣—

日本等三種要素。

松永正義則從中國文學的角度來詮釋台灣文學，並認為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 都屬於中國文學的一環。他也認為台灣的新文學乃是一種多重認同的文學，因為 他認為台灣新文學的主要問題與特性就在於它同時具有「中國」與「台灣」的雙 重民族認同（松永正義 1985：291）。按此種說法，台灣文學雖然具有中國—台 灣的雙重認同特性，但是此種特性也會促成認同的衝突或爭執。雖然與河原功同 為日本籍的學者，松永正義並沒有提及日本文學或日本意識對於台灣文學的影 響，僅強調中國與台灣的雙重民族認同的存在。不過，台籍學者林瑞明(1996:81) 則直接指出了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裡面三重意識並存的事實，認為日治時代的台灣 新文學一直存在著中原意識、台灣意識、日本意識的糾葛。此外，誠如松永正義 的雙重民族認同的說法，林瑞明（1996：88）亦認為雙重民族認同乃是台灣的認 同歧異的因素之一，時至今日此種認同之爭都還一直存在著。

台灣文學中的台灣意識之所以會出現，游勝冠(1996:23)的說法是，由於台灣 的新文學完全是在隔離於中國之外進行的，而台灣社會也有自身特有的風土民情 與特性，於此種情況下，雖然說台灣新文學大多是用中文來寫作，但是這並不會 阻礙一種與中國意識並行的台灣意識的出現。關於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彼此糾結 的關係，葉石濤（2008:60）亦認為日治時期台民的認同意識當中同時存有中國 認同與台灣認同。¹⁸¹基本上，葉石濤認為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並存的雙重認同意 識，向來都是台灣人精神層面的雙重結構，會隨著歷史上台灣內外部的變化而出 現彼此消長的情況：

181 「大致而言，日本統治的五十年四個月中，台灣民眾是團結在中國意識裡。儘管在漢人的主 要文化裡也容納了許多日本的文化價值系統，同時也有台灣意識的萌芽，但是推翻日本統治、回 歸祖國是台灣民眾的共同目標……決戰下的台灣文學所表現出來的，正是這種台灣民眾共同意願 的中國意識，同時也是台灣意識。」另外，葉石濤（2008:78）亦表示「可見日據時代的台灣民 眾的抗日活動，其精神的原創性動力都源自於廣泛而深刻的中國意識。當然台灣的特殊政治狀況 也使得起義者有濃厚的台灣意識，但是這台灣意識是與中國意識混淆在一起的，並非獨立存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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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針對葉石濤的認同面向，蕭阿勤(1999)認為七、八０年代的葉石濤還認為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 應該平行發展，九０年代的葉石濤則獨尊台灣民族主義：「葉石濤1987 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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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游勝冠(1996:131)認為戰後初期中台雙方由於瞭解不足而讓原本和諧並存的雙重民族認同出現 嫌隙，因此遂引發了一場認同之爭，特別是不認同外省人士用「中國意識」來含括台灣文學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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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的統治方式而讓台灣意識當中的在地化部分有了空前的強化。於此，我們 也就可以理解，台灣人的悲情實際上是因為，每一次台灣意識的強化，都是因為 新的殖民者開始以嚴酷的方式來統領台灣：日本人的統治台灣讓台灣人意識首度 浮出了檯面，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政策則進一步開啟了台灣人走向獨立的契機。只 不過，由於統治者的文化總是會成為台灣意識當中的重要成分，最終也會變成台 灣人認同衝突的主要因素。¹⁸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