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重認同與台灣人意識：《亞細亞的孤兒》的一種解讀
第二節 通往救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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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與學問，至出國留學，再前往大陸任教，都是想要為當時的困境尋求出路。
如果說太明最終的瘋狂狀況乃是屬實，那麼，或許這就意味著現代知識份子永遠 無法尋得終極的身分認同來自我安頓，永遠都要過著心靈上流離失所的生活。原 因就在於，倘若現代性指的是尋求不斷的進步，指向的是不斷進步的未來，那麼，
當下生活將永遠是有所缺陷的生活，而知識份子的批判亦將永遠無法停歇。終究 來說，知識份子的身分認同根本沒有安置的可能。
新文學小說之所以會引入台灣，乃是為了運用一般大眾能懂的語文來啟蒙他 們，以與蘊含過去封建貴族思想的文言文詩詞相對抗。因此，新文學小說乃是一 種具有現代性精神的創作方式。就藝術的創作手法來說，現代主義的現代性展現 在純粹的美學形式表現，最終難免又會變成一種封建的貴族美學表現，甚至只能 是一種純粹講究形式的空談。然而，吳濁流之所以要用現實主義的態度來進行寫 作，一方面是為了讓描述的內容具有特定的歷史風土特性，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透 過建構出胡太明的身分認同來重建讀者的身分認同，從而讓現實主義的描述變成 一種現實，也就是說，讓「描述」晉身到「行動」的層次。正因為如此，吳濁流 的文學現代性便不具有都會風格，反而具有鄉土風格，強調文學必須奠基在自己 出生的土地上。
第二節 通往救贖的道路
Bauman(1996)認為現代性所企求的認同是一種終極的認同，追隨者參與的是 一趟朝聖者之旅，目的是為了獲得最後的救贖。期望獲得救贖的人，並不會只滿 足在日常群眾之中過著庸庸碌碌的生活，反而會試著走入荒漠之中，寄望透過種 種的試煉磨難來發覺救贖之道。換言之，認同的獲取必然要先經歷千辛萬苦的折 騰。若日本據台引入台灣的是一套現代性的生活模式，那在現代性制度中長成的 知識份子胡太明則必然要歷經一段波折不斷的認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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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三角關係。他更指出，這種三角關係乃是一種衝突矛盾且無法化約的三重意識(2007:238, 245)。這三重意識僅能暫時妥協(2007:260)，維持一種暫時的凝聚感(2007:277)，無法獲得永遠的‧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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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柔寡斷即便說只是一個個案，但是如就象徵的層次來說，胡太明便可說是日治 時代知識份子的縮影，誠如吳濁流告訴我們的，身處在日治時代，不論如何地隱 忍忽視真正的情感，本省知識份子最少都要與太明一樣，必須忍受精神上的痛苦。
對太明來說，自我認同的首度重大危機，就在於與日人內籐久子的相遇。太 明雖然對久子十分傾慕，但他卻十分明瞭自己與久子之間存在著一段無法填補的 距離：「她是日本人，我是台灣人」（吳濁流 1993：34）。一開始，這樣的距離可 能只是一種心理距離，可能只是太明單方面的想法，但是，當久子也對他說出：
「我跟你是不同的」（吳濁流 1993：60），心理距離便立即擴大成一段社會距離。
這段社會距離就是日台不平等待遇的根源，導致了太明的身分認同危機：首先，
與認同相聯繫的是個人的心理狀態與情感歸屬；其次，與身分相聯繫的是個人的 社會位置。要是個人的心理陷入了掙扎狀態，社會地位也受到了不平等對待，身 分認同的危機就會出現，而這些狀況都明顯地出現在太明身上。
有論者認為胡太明代表的是失落的認同（陳映真 1993：51），表現出的是日 治時期台籍知識份子的認同危機。差別對待先是在日人與台人之間隔出了一段無 法彌平的社會距離，然後，中國人對台灣同胞的不信任亦讓兩者之間區隔出了一 段社會距離。乙未割台讓在台漢人團結了起來，日台的差別對待又讓台人意識更 加強化，而中國同胞對於在台漢人的不信任則進一步讓台灣人意識具有了特殊的 鄉土地域特性。在日本人與中國人對於台灣人的雙重排除之下，台灣人的身分認 同便獲得了穩健的基礎。是故，倘若現代性的認同追尋乃是一趟朝聖之旅，在這 一條尋求救贖的道路上，路上的荊棘與磨難雖然是一些障礙，但也是這些障礙逼 迫朝聖者尋找新的出路，進而新的身分認同才有可能出現。
佛洛伊德便認為，自我認同的追尋就好比是一場長途跋涉的戰役。一個遠征 軍部隊授命要去討伐敵軍，每一次征戰勝利之後，不只是要接著進行下一場更遠 的戰役，還要留下一批兵力來鎮守據點。因此，兵力雖然削弱了，下一場戰役卻 還是要繼續打下去(Wollheim, 1991:126)。這個遠征軍部隊代表的是人的原欲能 量，討伐的敵人代表的則是口腔期、肛門期與性器期。每一次「征戰」過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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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接受胡文卿比較認可的新式教育（吳濁流 1993：18）。此乃意味著，太明 的優柔寡斷性格多少是時代造成的，時代迫使他必須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作選擇。由於感嘆自己配不上她，遂認為自己的血流是污濁的（吳濁流 1993：36）。這種 污濁的血流，當然是一種譬喻，明顯是由三重意識混雜而成的「血流」，亦可算 院」與「胡家大廳」則是胡太明生命中的兩個儒學空間(2000:301)。
108 荊子馨(2007:261)先生用騷亂混雜的在世存有來形容胡太明所涉入的「濁流」。筆者則認為，
這條「濁流」也應該是三重認同混雜的一條「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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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會受到日本人的不平等對待，在中國又不受同胞的信任，胡太明似乎 處處都受到排擠。不過，胡太明受到的雙重排擠反倒是促成了台灣人意識的現 身。胡太明的生活態度乃是秉持著儒家的中庸之道，對於外在世界的不平等對待 亦總是抱持著隨遇而安的態度。這樣的一種態度，表面上是一種不得罪人的態 度，實際上卻有可能是一種不正視不平等對待的卑屈態度（吳濁流 1993：82）。
太明所依循的中庸之道，看起來應該是一種沒有認同問題的理性態度，實質上卻 是認同掙扎十分劇烈的隱忍態度，因為他的意識之中有三股意識在彼此激盪。反 之，詹與藍的基進行為，直接進行政治的抗爭，反倒是比較沒有認同的問題。誠 如曾老師所說的，太明應該選擇一條自己應走的路（吳濁流 1993：168），未來 才會與詹與藍一樣，身分認同的危機比較不會出現。若還是繼續以優柔寡斷的中 庸態度來行事，未來就只會是獨自在歧道上摸索（吳濁流 1993：111），繼續當 一艄「無意志的扁舟」。
若現代性的認同追尋是一場尋求救贖的朝聖之旅，那麼，這一趟邁向聖地的 旅程必然會處處充滿險阻。恰如胡太明在不同空間的轉換過程，雖然每個空間的 艱困程度不盡相同，但這無非都是為了尋找一個會被認同的空間，讓自己的身分 認同獲得安頓。空間的變換，目的是為了尋求一種終極的認同，就好比是行走於 不同空間中的朝聖者，為了尋找聖地而歷盡了波折。印刷術的發明讓基督徒可以 自行解讀聖經進而靠自我的力量來獲取救贖。從此以後，家庭便宛若是一個修道 院，人們在家便可進行修行，因此，空間的磨難便轉移到精神的層次，而不被認 同的人，或是找不到身分認同的方向的人，精神上的流離失所想必是在所難免，
恰如胡太明的認同之旅所展現的一般。太明想用「空間的家」來替換「精神的家」， 替自我認同尋找最後的歸屬。只不過，這樣的作法雖然說失敗了，但至少也不啻 是一種可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