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結論：由「孤兒」變成「公民」
第三節 「台灣新故鄉」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由前面各章的描述可知，多重認同的概念，不論是吳濁流抑或是王幼華，都 是他們的身分認同的真實處境。對吳濁流來說，族群認同的問題，不應該構成國 家認同的障礙，大家應該秉持民主的精神，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反過來說，
不同族群之間的多重認同，應該也可以是促成台灣進一步民主深化的要素。就王 幼華來說，由他對於多元文化發展的肯定就可以看出，倘若說多元文化會有助於 台灣的民主深化，那麼，多重認同的概念也就會有助於民主化的進展。205
今日，在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紛爭趨於激烈的台灣本地，多重認同的啟示 是，倘若人們願意相信，台灣意識當中同時存在著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那麼，
在台灣的民主政治架構之上，各種的文化認同便有辦法開展出來。多重認同的概 念，其實散見於西方各大思想家的理論思索當中，舉凡是在論及認同的真實樣 態，還是在探討認同歧異的可能出路時，多重認同的想法就有可能突然出現。就 今日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而言，若撇除統獨爭議不談，正是台灣的民主制度保障了 多元文化論述的眾聲喧嘩。不論人們是否自稱為中國民族主義者，還是自稱為台 灣民族主義者，都是在這套制度之下獲得保障，而這種制度便是台灣人的政治認 同與國家認同。美國人的民主之所以有辦法達成跨越種族與族群的多元性，是因 為美國人的國家認同是優先肯定自己國家的民主制度而非民族，因此，在台灣的 民主深化的歷史路途中，政治認同的發展應該盡量剔除文化因素的干擾，盡可能 讓民主的自由政治制度進一步的拓深。
第三節 「台灣新故鄉」
就台灣這個詞彙的原始意義來說，「台灣」一開始指的台南的「大員」，亦即 荷蘭文的Tayouan，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開發有關（周婉窈 2004：52）。
後來由於鄭成功進駐並開發台南而讓「台灣」二字成為全島的統稱。從鄭氏用中
205 本文論及的兩位作家的多重身分認同狀況與台灣民主化之間的關聯，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此加 以回應。關於這一點，筆者特別要感謝方孝謙教授的提醒。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國大陸的地名來作為台灣土地命名依據的作法，就可以理解，「文化中國」從開 台聖王的漢人政權進駐開始，就已經與台灣一地種下了不解之緣，也就是說，台 灣意識與中國意識打從鄭成功屯墾台灣之時，就已經注定糾結在一起了。
細數台灣的歷史發展過程就可以發現，台灣歷經各種政權的統治台灣，光就 政權的輪替變換來說，在世界上就具有極大的特殊性。一般來說，台灣四百年史 乃是由具有文字記載的荷治時期算起，而西班牙與荷蘭的殖民台灣，便證明台灣 史一開始就屬於世界史的一環。儘管事實是如此，但是由於台灣人絕大多數都是 屬於漢民族的一員，因此漢文化對台灣文化的影響當然甚為巨大，而台灣與中國 的歷史淵源當然就比較密切。
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概念，乃是在孫文引進現代國家觀念，創立「中華 民國」這個符號之後才出現的。因此，清領時期大批移入台灣的漢人，其實並無 確切的近代性國家觀念，由「唐山」帶入台灣的「文化中國」等漢文化，指的是 閩粵等地的大陸東南文化，不可等同「祖國」的文化概念，因為近代的國家概念 在清朝還尚未出現。既然說清治時期移入台灣的漢人並未發展出國家的概念，對 居住於台灣的漢人來說，「祖國」這個觀念是否確實存在，實在是讓人有所存疑。
此外，不論「唐山文化」對於台灣文化有多大的影響力，在歷經幾個世代的「在 地化」與「土著化」之後，原鄉文化的影響僅能夠停留在文化象徵的層次，畢竟，
台灣才是真正實質上的故鄉，誠如薛化元、載寶村與周美里(2005:117)所指出的 一般：
台灣住民經過長時間的定居，生於斯，長於斯，已完全在地化，歷經移墾社會在 認同上「三代在地化」的發展特質，「唐山」逐漸成為只是精神上象徵性的原鄉，
台灣才是真正安身立命的故鄉。
在清朝領台的二百一十三年間，為數眾多的漢人，夾帶著強勢的漢文化佔據 了台灣，基本上已經把全台變成一個幾乎全面漢化的島嶼。在這個階段，台灣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漸漸由一個移民社會變成土著社會。於此，陳其南(1988:117)表示，新的漢人社 會乃是圍繞著寺廟神信仰組織起來的土著社會：「清代台灣漢人社會中，新的地 緣團體之建立是以寺廟神的信仰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村落或超村落之社會組 織。」就此而言，一個在地化的台灣漢民族就已經出現了，此乃意味著，對台灣 漢人來說，中國大陸的地位是「原鄉」，台灣的地位則是在地化漢人的「故鄉」。
關於來台漢人群體的族群特質，王明珂(1994:254)認為「中國難民」與「投 機客」組成了台灣人的族群體系：「台灣本島位於亞洲太平洋岸的邊緣，地理位 置使得她長久以來成為中國難民的收容所與投機者的天堂。這種背景造成台灣的 族群體系。」王明珂把台灣形容成難民的收容所與投機客的天堂，這樣的一種說 法，先認定台灣先民乃是一群落敗者，然後再強調落難者的種種失意性格，最後，
難民心態便會成為台灣人最鮮明的族群特性。不過，換個角度來說，台灣人也可 說是一群不願意受其他民族宰制，因此便一路由中國北方遷移到台灣一島的勇敢 群眾。此乃意味著，台灣人的性格具有寧願遠離家鄉也不願委屈順從的特質，因 而是一種反抗性十足的漢人性格，誠如鍾肇政(1982:362-263)所言的一般：
這些遷台的老百姓們不用說都是漢民族末裔。在漢民族之中，他們很可能就是最 富於進取的部族。他們原本住在黃河流域，當胡人大舉入侵中原之際，勇敢地起 來抵抗，刀斷援絕而不得不南遷。他們不願意在異族的鐵蹄下當順民。他們流浪 的足跡，幾乎遍及四百餘州。其中一部份來到福建、廣東一帶；又有其中一部份 渡海來到台灣，他們是有百折不撓傳統的純粹漢民族。
究竟台灣人的性格是悲情的性格，抑或是全然相反的反抗性格，兩種說法好 像都可以成立。「悲情」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反抗從來沒有獲得徹底的勝利，而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族群特性，更是一種「反抗性格」的佐證。實際 上，「悲情性格」與「反抗性格」乃是完全相反的兩種性格，卻同時被用來形容 台灣人的人格特質。悲情不一定只能是懦弱，反叛亦不一定等於勇敢，例如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吳濁流雖然被封為「鐵血詩人」，卻經常為了自己過去的懦弱而懊悔不已，因此，
我們可以說，吳濁流的人格特質乃是一種矛盾人格的集合，同時匯集了悲情與反 抗的人格特性。從清庭割讓台灣開始，一段悲情的歷史就已經展開，不過，一段 可歌可泣的台灣人反抗史也同時出現了。或許，台灣人的矛盾性格乃是一種邊緣 性格，因為台灣始終地處強國勢力的邊緣與夾縫：台灣先是位於清朝與日本的勢 力邊緣，接著是位於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夾縫，現今則是美日全球化文化的輸出 國，外部更有中共的武力威脅。如果台灣仍舊無法在國際上取得應有的主體性地 位，悲情的歷史應該就會繼續延續下去。
范振乾（2009：35）曾在吳濁流面前提及自己對於《亞細亞的孤兒》的解讀，
認為「孤兒」終要長大成人、成家立業，並且必須堅持自己的主體性。而此種詮 釋方式亦獲得吳濁流的默許，也就是說，台灣文化應該勇敢地走出一條屬於自己 的獨樹一格的一條路。細數台灣人的歷史文化，人們就會發現，荷蘭、西班牙、
明鄭、清庭、日本的文化，以及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因接受美援而引入台灣的美 國文化，都已經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隨著台灣的本土化、民主化與多元化的 演進，這些文化應該都會變成台灣文化的種種元素，進而成為台灣文化源源不絕 的動力來源，最終把台灣人的主體性呈現為多元文化身分認同的匯集地。於此，
此種身分認同應當是一種樂觀而非悲情的多重身分認同。
於日治時期，相較於關東人或關西人，九州的日本人備受歧視，不過呢，一 旦九州人願意從日本移居到殖民地台灣，就會變成具有優越感的日本人；同樣 地，戰後退居台灣的外省人，會說字正腔圓國語的人其實不多，但是，與操台語 的台灣人相比，同樣是具有優越感。206不論是在日治時期抑或國民黨威權時代，
台灣人的存在都是次一等的存在。若說「亞細亞的孤兒」一定要變成一位擁有主 體性的成年人，那麼，這樣的成年人就最好是一位懂得自制且把握權利的「公 民」。畢竟，懂得包容與尊重別人文化的公民，比較不會陷入優越感的惡性循環
206 楊照，〈戰爭結束，困惑沒有結束──重讀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
http://tw.myblog.yahoo.com/jw!80MS29GfExsj_EuMC0JNUSkT5w--/article?mid=4925。2010/11/1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當中。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公共領域亦開始多元化，因而公共性就會展現為 一種多元性民主（顧忠華 2004：154）。由於多元性民主會成為一種常態，因此 公民身分的取得就顯得十分必要，因為公民身分可以超越族群的封閉範疇，進入 開放的公共領域空間。多元性民主乃是一種公民社會的民主概念，因此生活於其
當中。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公共領域亦開始多元化，因而公共性就會展現為 一種多元性民主（顧忠華 2004：154）。由於多元性民主會成為一種常態，因此 公民身分的取得就顯得十分必要，因為公民身分可以超越族群的封閉範疇，進入 開放的公共領域空間。多元性民主乃是一種公民社會的民主概念，因此生活於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