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重認同與台灣人意識：《亞細亞的孤兒》的一種解讀
第五節 認同糾葛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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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國煇曾經表示，《亞細亞的孤兒》的主人翁胡太明，有時候三分之一是吳 濁流，有時候則三分之二甚或百分之百是吳濁流本人的寫照。110若我們把這兩者 的關係挪至作者與文本的關係，那不同時期的胡太明就分別代表了吳濁流不同比 例的身分認同：三分之一的吳濁流指的是精神備受煎熬的胡太明，百分之百的吳 濁流則應該是偷渡至大陸昆明進行反抗的胡太明。反過來說，這些認同均屬於吳 氏的自我的一部份，也就是說，自我可以擁有許多社會認同，就好比個人可以同 時扮演許多社會角色。
既然自我可以擁有許多社會認同，自我的多重性應該就可以說的通，而社群 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論點，111認為人自出生便與社群脫不了關係，也意味著人的 意識中同時聚集了個人認同與社會認同。若台灣人意識同時重疊著文化認同與政 治認同，若胡太明的意識之中亦重疊著三重認同，多重認同的存在就應該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說法。如按吳氏的說法，多重認同只會導致認同的衝突與對峙，最終 的出路若不是精神分裂，就只能是採取政治性的行動。吳氏強勢的政治意志讓所 有的選項變成極端的選項，不是全有便是全無，不是行動便是瘋狂，任何不思改 變的行為都會是帝國主義的幫兇，任何的妥協行為都只是一種不夠徹底且懦弱的 中庸之道。此乃吳氏反抗書寫的極致表現，也是他所陷入的意識形態泥沼：苟且 而活遠比不過光榮的死！
第五節 認同糾葛的化解
就人的視覺結構而言，人類的視覺影像同時包含了物的顏色與形態，也就是 說，人既看見了物的顏色，亦進一步看見了物的整體。此乃意味著，人類的視覺 具有雙重性。舒茲認為生活世界乃是一個多重現實的世界(Schutz 1962)，生活世
110 出自張良澤(1996:20)的整理。
111 社群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關係，就時間的先後順序而言，由於 Maclntyre 的社群主義論點 出現在1980 年，而 Taylor 的多元文化主義論點則出現在 1992 年，因此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稱 之為「社群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比較合適，若更精確一點來說，應該通稱為「社群主義論點」
才是。關於這一點，筆者要特別感謝方孝謙老師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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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作為基礎，在其上存在著各式各樣的「飛地」，有藝術家的領域、有科學家的 領域、有幻想的領域、也有夢的領域，全都奠基於生活世界之上。就藝術家的例 子來說，藝術家生活的領域，便重疊了汲汲營生的生活世界與藝術家的領域，職 是之故，藝術家的世界也具有雙重性。以漢文化為主的台灣文化，主要傳承的是 中國的漢文化傳統，再加上台灣本地所具有的特殊風土民情，台灣人的意識結構 因此便重疊了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即便是日治時代的知識份子，漢文化意識還 是非常強烈的。然而，雖然說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對於日本的殖民政策甚感不 滿，但是對於日本去除封建的現代性思維卻是肯定的。若知覺的二重性、生活世 界的二重性、以及認同意識的二重性，乃是一種常態，多種認同的重疊性便是可 能的，因此，擁有多重認同意識的多元文化身份，在學理上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而「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糾結，應該就可以被化解。
前已提及，胡太明的認同意識乃是三重意識匯流之後的「濁流」意識。對於 此種「濁流」意識，若前述多重認同的說法可以接受，認同的歧異就不會以認同 的衝突結束，而族群認同的差異便也不會演變成族群衝突。在太明的意識中，傳 統文人的漢文化思想肯定存在著，特殊台灣風土的地方認同當然是免不了，至於 說日本的帝國主義雖然是台籍知識份子反抗的對象，但日本人講究衛生、破除迷 信的現代科學思維，卻也是他們認同並加以借鑑的觀念。眾多的日本人當中，也 不是所有人都以身為日本人的優越感來對待台灣人，譬如說鶴子一家人（吳濁流 1993：74）與左藤（吳濁流 1993：246），都讓太明有不錯的印象，因此日本文 化當中必然也會有獲得認同的部分。若三重意識都是主體認同的意識，三重意識 的「和解共生」就是可能的。
倘若太明的瘋狂是因為沒有能力為認同的糾結尋找出路，那麼，胡老人的中 庸之道應該就可以為多重認同尋找安頓的住所。112認同的分歧隨處可見，比方 說，胡文卿就接受日本人的說法，認為去大陸乃是為了「發展大陸」，太明則比
112 從胡太明的角度來說，爺爺胡老人的中庸之道似乎具有一種超然的自處之道，與胡太明本身 的懦弱的中庸態度不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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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接受中國民族主義的說法，認為去大陸是為了「建設大陸」（吳濁流 1993：
181）。在台灣的公開場合，太明必須說日語，回到家則說客語，公私領域的區隔 讓太明彷彿過著雙重人格的存在。到了中國大陸，語境變成了北平話，又是過著 另一種雙重人格的存在。凡此種種，在在都考驗著太明化解認同糾葛的能力。即 便是吳濁流本人，在命名書名之時，也游移在漢文化本位的《胡志明》與台灣本 位的《亞細亞的孤兒》。
太明雖十分欣賞墨子非戰的和平論想法，卻認為這種想法不過是時代濁流中 的一滴清泉（吳濁流 1993：199）。同此，歷史的「濁流」會把所有人都捲入其 中，特別是身處現代「總體戰」時代中的我們，沒有人有辦法完全地置身事外。
就太明本身而言，由於受到了日本人與中國人的雙重社會排除，他的身分就被貶 低為豎子、畸形兒、庶子與孤兒。豎子指的是不可與之共事的人，畸形兒指的是 身體有所缺陷的人，113庶子指的是二房所生的孩子，孤兒則指的是無家可歸的 人。孤兒是一個沒有家且不被認同的人，不受到任何保護，在這種情況下，靠自 己的能力自立更生乃是不得不的選擇，職此之故，台灣人意識遂出現了。
113 荊子馨(2007:245)先生表示，「孤兒」與「畸形兒」的差別，就在於畸形兒已經被視為不值得 信任的人。此外，陳映真(1993:57)則認為，「畸形兒」指的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台灣人被扭曲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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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關於大河小說的實質內涵，葉石濤(1979a:148)的說法是：「凡是夠得上稱為『大河小說』的 長篇小說必須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其小說的觀點。」鍾肇政(1982:352-253)則認為「『大河小說』
這個詞，絕不是日本或韓人的發明，而是源自法國。法語roman-fleuve 翻譯過來，正好就是大河 小說。這裏的fleuve 就是大河流，或滔滔不絕的意思。roman 不用說是法語長篇小說的意思了。
由此可知。法語『大河小說』這個名稱，真可以說是取得妙極了。大河小說就像長江大河，有眾 多分歧的支流，匯合而為一條水量豐盈，滔滔不絕，構成一部包羅廣泛的雄鉅篇。」此外，他亦 表示，大河小說的主軸份為三部分：一、以個人生命為主的大河小說，二、以集團的進行為主的 大河小說，三、以一代到三代人為主的大河小說（鍾肇政 1982：352-253）。
楊照(1995:94)對大河小說的界定有比較充分的說明：「『大河小說』這個名詞直接的來源應 該是法文的Roman-fleuve。Roman 意指小說，fleuve 則是向大海奔馳的河。而法文 Roman-fleuve 最早的意思只是用來形容長度滔滔不絕的故事，並沒有特定文類的概念。到了十九世紀之後，
Roman-fleuve 才被拿來對應指稱英文中的 Saga Novel 或德文裡的 Sagaroman。所以溯源來看，『大 河小說』在性質上是比較接近的Saga。」此外，他亦認為大河小說主要有三部分：「Saga Novel 與其他小說最大的不同點，第一是其中濃厚的歷史意味，故事發生的背景往往設定在某個變動劇 烈的歷史大時代；第二是其敘述是以一位主角或一個家族為中心主軸，利用一人或一家貫串連續 的經歷來鋪陳、凸顯過去的社會風貌；因此第三，Saga Novel 中會以較多的篇幅處理社會背景以 及當時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細節；綜合以上諸條件，要都能盡職達成的話，Saga Novel 當然不可能 是短篇小說，Saga Novel 的第四個特色就是其敘事綿綿不斷，好像可以和時間一般永續不斷，一 路講下去成就了的不只是長篇小說，更是特大號的超級長篇」（楊照 1995:94-95）。
在台灣文學的歷史中，楊照認為大河小說有一些特點。其一，它強調的是相對於中國史的台 灣史：「『大河小說』這個名詞、說法，過去基本上是流傳於處於邊緣地位的本土文學論述裡，
也因此在如Saga Novel 般的文體、文類規定之下，『大河小說』還有一項沒有明說的內容標準：
那就是『大河小說』要刻畫、建構的歷史敘述，是相對於中國史，外於中國史的台灣歷史」（楊 照 1995:96）。其二，台灣的大河小說創作特別強調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不能被忽略：「造成本 土小說家比一般主流小說家懷抱更強裂的歷史熱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台灣歷史長期被 忽略，一般生活中不再能展現從日據時代以降的連續性」（楊照 1995:99）。最後，大河小說也 強調台灣人的反抗精神：「台灣的『大河小說』，主題是台灣人對統治者與周遭環境無窮無盡的 反抗。不論是《台灣人三部曲》或是《寒夜三部曲》，都非常強調台灣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 大反』的『反骨』精神，也都透過故事中的主角參與幾場二０年代最重要的幾場反抗運動，從『議 會設立請願』到『文化協會』到『農民組合』到『民眾黨』乃至到左翼台共活動」（楊照 1995:101-102）。
116林柏燕認為《亞細亞的孤兒》雖非自傳，卻可說是半自傳小說：「由於吳濁流在師範學校，即
116林柏燕認為《亞細亞的孤兒》雖非自傳，卻可說是半自傳小說：「由於吳濁流在師範學校，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