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吳濁流大河三部曲中的多重認同
第三節 混雜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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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左右碰壁且不被接納的扭曲認同134（吳濁流 1995：125）。在兩邊都不被認 可，在雙重的排除135之下，似乎，「台灣人意識」就不得不浮出檯面了。
吳濁流認為，台灣的歷史與環境有其獨特的一面，有其特有的發展方式，因 此，台灣人的存在就有其特異性（吳濁流 1995：210）。畢竟，多元移民引入的 多元文化，早已讓台灣一地的歷史具有多元薈萃的色彩，而這也就是台灣文化的 獨特性之所在。
第三節 混雜的認同
我經常都在想著多餘的事，卻又不能向那方向前進，我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活過 來的。這是我的煩惱，就是這種燃燒不起來的不徹底的中間思想使我痛苦。
（吳濁流 1995：136）
吳濁流的矛盾性格，想要反抗卻又提不起勁的個性，一直都是他的作品裡頭 最主要的感慨與反省的標的。在對自己一生的人生路程進行回顧之時，吳氏一直 覺得自己的一生存在著許多缺憾。究其原因，最大的因素是自己一直在扮演不願 反抗不公的中間份子角色，也就是說，自己是一位懦弱的知識份子，沒有勇氣直 接採取行動與權力當局對抗。這樣的一種性格，除了是自己本有的特殊性格之 外，其實也是一種典型的殖民地性格，在知識份子身上會特別明顯。
殖民地性格有三種雛形，也就是《亞細亞的孤兒》裡面提到過的「孤兒」、「畸 形兒」與「庶子」。孤兒乃是被遺棄、沒人認養的小孩，象徵的是台灣人在日本 與中國方面都不被認可的狀況。畸形兒指的是因為形體扭曲而被歧視的人，其言 外之意是，日本人不會真正認可台灣人的皇民身份，而中國人也不會把台灣人是
134 「在大陸，一般地都以『蕃薯仔』代替台灣人。要之，台灣人總被目為日本人的間諜，不管 重慶那邊或和平陣容這邊都沒有好感。那是可悲的存在」
135雙重排除效應若顯現在胡太明的自我認同上面，結果就會是自我認同的曖昧不明：「持日本護 照卻不承認自己是日本人，來自台灣卻佯裝是福建人或廣東人，甚至為求自保還得爭取『多重身 份』」（張惠珍 20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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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實當成自己的同胞，反而會因為台灣人的身份模糊而較常被視為間諜。庶子 指的則是姨太太所生的小孩，沒有資格繼承家產，其象徵的是，台灣人注定就是 要失去權利與主體性，一輩子都要默默承受失落的認同，如同鍾肇政(1982b:368) 所說的一般：「台灣人是懸在半空，無所依靠的最可憐的民族—就是當時存在於 台灣人心中一種孤兒意識。」
曖昧的認同讓台籍知識份子有被視為間諜之虞，在中國境內被視為日本間 諜，在日本境內則被視為中國間諜。吳濁流曾表示(1993:159)，漢奸共有三種：
第一種是無識之徒，往往為了生活而犯下了錯誤。第二種是利欲薰心之徒，且絕 大多數是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想要藉機牟取權益或利益。第三種則是有明顯賣 國求榮行為的賣國賊。於其中，第二種與第三種都有具體的漢奸行徑出現，而第 一種則是身份界線比較模糊不明的漢奸，處於漢奸與非漢奸的中間地帶。對吳濁 流來說，胡太明那種不知採取行動，只知道運用「研究學術」來自我逃避的人，
其實也是一種漢奸的幫傭，應此可以算是廣義上的漢奸。至於說令吳濁流本人甚 感慚愧的隱忍性格，乃是一種甘願被殖民的性格，也是一種隱性附和殖民地體制 的性格。
吳濁流表示(1994:26)，抗戰思想共可分為三派思想，亦即絕對派、超越派與 妥協派。絕對派努力於反抗思想的扶植，超越派則對政治絕望，只專心追求個人 幸福。至於妥協派則可以區分為消極與積極兩種類型，譬如說不願意擔任走狗的 農民，就是屬於消極型，而甘心為殖民政府做事來牟利的御用紳士，就屬於積極 型。於其中，絕對派與超越派都有鮮明的立場與看法，妥協派的立場則有不清之 處。比方說，有些曾經從事「皇民文學」的作家，就較難認定是否為御用紳士，
而無法不配合政策要求的廣大農民，也不知是否有明確的反抗意識。吳濁流對胡 太明不知起身反抗的行為，一直抱以極大的批判，似乎，對吳氏來說，沒有行動 就意味著附和殖民當局的作法，應該要自我反省。
除了抗戰思想的三種類型之外，在二二八事件過後，面對陳儀主政的國民政 府的思想派別，也可區分為類似的超越派、妥協派、理想派與抵抗派。與時局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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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的妥協派，乃是身份認同曖昧不明的中間型人物，也是最容易被誤解，最有可 能飽受心裡掙扎的人物，亦最有機會變成到處牟利的投機份子。舉例來說，吳濁 流的朋友彭參議便曾以「三不怕」自封。他在重慶的國民政府高居少將一職，在 偽汪政權貴為參議，在日本則是同文書院的教授，可以靠這三個職位來自保（吳 濁流 1994:108）。多重的身份，對彭參事來說，乃是一種用來自保的手段，但自 己由於沒有明確的立場，最終還是會有風險出現，比方說，彭參事最後還是以間 諜名義被日本當局毒殺。
性格上的奴隸性，也就是所謂的「殖民地性格」，常常讓吳濁流感到自惱不 已，時常都會因為自己矛盾不已的身份認同而感到苦惱。最極致的例子出現在胡 太明擔任審問的翻譯工作的時候（吳濁流 1993：206）。只要他一看到愛國青年 毫不畏懼死亡的從容就義，內心就會湧起極大的痛苦，個人的認同亦會感到莫大 的威脅。於此刻，內外流離失所的感受應該會達到極致，證明了胡太明乃是一位 永遠的邊緣人，而永遠只能處於旁觀地位的他，應該已經明確瞭解自己乃是整個 殖民體制的幫兇。
對於自身的殖民地性格的描述，吳濁流直接認為這是一種雙重人格的展現：
「應付日本憲警，經常是二重人格，絕不講真心話」（吳濁流 1994:20），因為他 的無意識傳統習性會自我提醒，「輕舉妄動會有危險」（吳濁流 1994:35）。由此 可知，殖民地性格會呈現出對內與對外的兩種不同個性表現，自己才會有辦法因 應外部世界的局勢演變。於此種情況下，吳濁流會有民族情感與理性無法一致的 狀況出現（吳濁流 1994:84），也就不難理解了。
吳濁流認為，皇民化越是做的越徹底的人，就會越瞭解自己離皇民越來越 遠，永遠無法升遷，因為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存在著一道永遠無法跨越的鴻溝。
136為認同問題而苦惱的人，不只是台灣人而已。那一位曾經激發吳濁流寫作興趣
136 「若同化政策是意指成為日本人，則『皇民化』的意思是『成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統 治者所企望之『皇民化』的實態，不是台灣做為日本人活，而是做為日本人死。」（尾崎秀樹 198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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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子，由於是在台出生的第二代日人，於戰後回到日本鹿兒島之後，也因為「台 灣的」關係而被視為「外籍配偶」，不被視為真正的日本人，因此後來的生活遂 變得十分艱苦。是故，曖昧的認同既是主體之所以會有認同危機的主因，也是外 部壓力的可能性來源。
曖昧的認同也會反映在民族主義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強化上面。若就《亞細亞 的孤兒》的例子來說，民族主義其實反映的便是男性的陽剛特性，女性的地位明 顯是處於邊緣的地位：
即以《亞細亞的孤兒》為代表的「孤兒文學」，及陳紀瀅、王藍等外省作家的「反 共懷鄉文學」為例，前者藉由主角胡太明輾轉於日本、中國與台灣之間的認同困 境，寫盡殖民地子民無父無家的悲情，自是台灣文學的經典之作。然而，男性「孤 兒」一意嚮往「祖國」，強調「血統」，其實正印證了「父子相繼」觀念的根深蒂 固；以追求日本女友、結褵中國妻子的挫敗，對應國族認同的追求與幻滅，所流 露的，豈不也是男性中心的思維模式？以致於，在性別化國家主體位置間流離失 所、因男性家國意識而頻生性別焦慮，遂成為洶湧於政治孤兒之悲情訴求下的另 一暗流。
（梅家玲 2000b:15）
由此可知，《亞細亞的孤兒》一文中的民族認同，其實夾雜了男性認同的成分。
似乎，若人們把台灣文學史脈絡中的民族認同與性別認同的關係加以檢視，就應 該會發現，它們之間的關係乃是一種合縱連橫的策略性結合關係。137
137邱貴芬(1997:48-49)表示，八０年代的「閨秀文學」，對國族主義採取的是表面配合的隱性反 抗策略：「換句話說，就女性小說與國家主義的關係而言，一九八０年前後的『閨秀文學現象』
似乎有相當不穩定的意義。一方面呼應主流（中國）國家想像，但另一方面卻也隱含顛覆國族主 義的顛覆性，介入長久以來台灣文學創作為特定國家敘述『奮戰』的傳統。」至於說九０年代的 女性小說，對於國族主義的介入則十分明顯：「一九九０年女性小說一大特色就是積極介入國族 主義發展的強烈政治企圖心，不同意識形態的交鋒對話也隨而反映在小說本身的佈局。性別論述 與國族論述巧妙的結合或相互切入，形成了這一時期女性主義小說的另外一個特色」（邱貴芬 199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