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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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威脅。現在主客易位，台灣人站起來了，因為我是外省人的身份，又自動被排 除，不少我曾經幫助過的人，現在對我非常的「見外」。

（王幼華 2007：164）

雖然是外省第二代作家，王幼華卻強調不只要認同自己的本源，也就是外省 的山東文化，更要認同本土，也就是認同台灣。依據王幼華的創作題材與主題，

又根據與他本人的訪談稿，一方面，本人將嘗試釐清王氏本人的認同變化；另一 方面，本文將從「認同」這個主題來進一步統整他的創作的思考脈絡。

第一節 多元的認同

台灣因為是一個移民社會，認同方面的爭議始終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移民與 原住民之間存在的是種族認同的問題；不同移民之間存在的是國家認同的問題；

外省人士與省籍人士之間存在的是省籍認同的問題；閩客之間則存在著族群認同 的問題。單就這些方面來說，我們就可以發現，台灣人的認同基本上是一種分裂 的認同，或者，也可以說，台灣人的認同是一種曖昧的認同，不同的認同問題，

譬如說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問題，總是會糾結在一起。

關於外省人的處境，在〈天魁草莽錄〉一文中，王幼華用「安樂莊」這個違 章建築來描述外省人的居所（王幼華 2006c：77），一方面指出了外省人的流離 處境，只能居住在臨時搭建的住所裡頭，另一方面，只要願意認同這塊土地，違 章建築也可以變成一個「安樂莊」。另外，在〈有應公殿下慈悲〉一文中，一群 曾經備受敬重的開台老兵，最後卻變成一群在醫院療養的老弱殘兵。一度是備受 敬重的人，如今竟變成人人鄙夷的對象。不過，「千人墓」與「萬人塚」的設立

（王幼華 2006e：201），意味著傳統的建立，更意味著認同本土的開始。在〈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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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漢唐〉¹⁴⁴一文中，「水鬼」李漢一輩子都居住在防空洞裡頭（王幼華 2006f：

279），而這個防空洞象徵的是外省人的孤立處境。在心靈上找不到歸宿，就好比 李漢一輩子都希望能有「反攻大陸」的一日，卻始終無法如願；在社會上找不到 立足之地，就好比李漢只能夠終生寄居在防空洞，這種疏離的情況，到了外省第 二代身上，疏離狀況可能會演變成心理與社會層次的雙重疏離：「於是我們既不 是真正的外省人，也不能算是這兒的人，心靈失去依附，失去土地，而只能在嘗 試、尋找、摸索中胡亂的動著」（王幼華 2004a：7）。王幼華之所以用外省老兵 的處境來反映外省人的分裂認同，乃因為這一群曾經獲有「榮民」稱號的人，如 今大多淪落為社會邊緣人：「外省兵仔曾經是安定台灣的最大力量，他們也是本 地人最感恐懼的力量之一。逐漸的他們垂垂老去，失去戰場，沒有了兵器，許多 沒有知識、技能，沒有家的，成為社會裡孤單的遊魂」（王幼華 2004d：35）。

與外省老兵的處境類似，原住民的社會地位也是處於社會的邊緣。從邊緣來 省視中央的作法，乃是王幼華論述時的一貫作法，目的是為了突顯對於弱勢的關 懷。在〈南山村傳奇〉一文中，「南山村之狼」乃是外省人與原住民結合生下的 第二代（王幼華 2006d：112），而「南山村之狼」決定留在南山村繼續努力的舉 動，意味的是認同本土，從自身的土地出發，從而才能為分裂的認同尋找出路。

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外省人與原住民都可說是邊緣人。不過，若從心理的角 度來說，都會生態特別容易出現的各種精神變異，譬如說「失望絕望者、失戀者、

空虛者、孤獨者、困頓寂寞者、臆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犯罪狂、報復狂、

精神萎縮者、人格異化者、單相思者、妄想症患者、懷疑論者、自毀自殺者」（朱 雙一 2006：251），乃是王幼華的思索對象。這些人的精神狀態大多徘徊在「正 常」與「不正常」的邊緣。由此，王幼華對於社會問題的探索，進一步地深入了 精神的層次。精神層次的各種深刻裂變，讓邊緣人的身份認同狀態顯得格外地曖 昧不明。因此，王幼華對於老兵的思索，不僅停留在社會的層次而已，更一併考

144 原稱為〈兄弟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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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了社會與心理的交互影響。若從社會與心理的雙重角度來考量一個社會問題，

人格方面的扭曲就可能不只是個人單方面的問題，而是一個集體的社會問題。

社會與心理的交界，既是集體與個人的交界，同時也是常態與非常態的交 界。對精神變異的人格特質進行研究，其實也就是對社會規範的正當性進行研 究。由於現代都會同時存在著多樣的價值觀與規範，不同的社會規範既有可能會 彼此謀和，亦有可能彼此扞格。除此之外，個人認同與集體認同也有可能發生矛 盾。職是，精神變異的人格特質展現出來的是曖昧的認同。

對於邊緣性人格進行思索，其實也就是對社會規範的界線進行思索，同時，

更是對社會規範是否合適進行反思。從社會的角度來說，邊緣性角色的代表是罪 犯，因為罪犯的「惡形惡狀」其實可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對既有的社會規範提 出挑戰；從心理的角度來說，邊緣性角色的代表便是精神病患者，因為沒有勇氣 對社會規範提出挑戰，便只好向自己的內在發動攻擊，從而促成了精神病的出 現。對外在邊緣人與內在邊緣人進行研究，也就是對罪犯與精神病進行研究，便 成為王幼華的創作的兩大主軸。罪犯與精神病患就站在社會與心理的交界之處，

這是一塊「曖昧」的地帶，展現出的是「癲狂」的行為與態度。

1980 年代的台灣由於經濟起飛，國人消費能力大增，人口向都市集中，台 灣島又因為資訊產業特別發達，都市文學便隨之應運而生了。相較於1960 年代 的現代主義創作，1980 年代的整個時代背景讓創作者更有能力徹底執行現代主 義精神。此外，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實際上也一直延續到了 1980 年代。就王幼華的寫作來說，鄉土文學關懷本土的精神¹⁴⁵與現代藝術的多元思考 方式結合在一起了。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王幼華既十分強調杜甫的文以載道的知 識份子胸懷，又非常看重藝術本身的前衛實驗精神，因此就以多元的角度來描繪 各種社會畸零人，從而發揮關懷弱勢的精神。從都市文學的角度來說，若真要發 揮現實主義的社會關懷，思索的焦點必然就要集中在精神飽受煎熬的人身上，而

145 「父親常常傳遞給我一個訊息，要愛你的鄰人。你要在這裡生存下去，要和你的鄰人好好相 處。這樣的信念是我一直很認同的，在大學時又受到鄉土文學的啟蒙，更加深了這樣的想法」

（王幼華 200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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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罪」與「惡」也就當然是思索的主要對象了，因為罪犯與精神病患均背 離了社會規範的管控。

面對台灣目前的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分歧，王幼華顯然受到鄉土文學的啟 蒙，呼籲人們要捐棄成見，認同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而自己的「重新擺起香案」

其實就是想要透過重擺祭祀來重新豎立自己對於這塊土地的認同，進而期望能夠 擺脫一再出現的「內在流亡」感受（王幼華 2004e：45）。除了認同這塊土地之 外，王幼華還提出了另一種解決族群認同歧異的方式，也就是純粹人道主義精神 的愛：「我在十年前就很確立我的方向；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要怎樣面對台灣，

甚至面對我父母親的問題，外省籍、本省籍的問題，原住民的問題，甚至外國人 的問題，我想我已經有了一個答案……那就是對所有人類的關懷，對人類的愛」

（王幼華 1997d：188）。

把「認同」與「愛」當成族群紛爭的解決之道，可能有點簡化族群問題的複 雜性，然而，這又何嘗不是一種不虛妄的務實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