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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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的政治學

鄉土文學的特殊性便是在於突顯特殊的風土民情，強調文學必須扎根在創作 者生長的家鄉土地上。鄉土文學呈現出的是一幅家鄉的景象，對擁有共同歷史背 景的讀者來說，鄉土文學引發的地方認同，便是一個「家」的渴望：渴望一個曾 經擁有的「家」，不然就是渴望一個更好的「家」。當然，就胡太明來說，他最渴 望的便是一個沒有差別待遇的「家」，能夠為自己尋求認同的旅程劃下句點，也 就是一個能讓自己安頓下來的家。而秉持反抗侵略的現實主義傳統的寫作者吳濁 流本人，反而更像是一位「理想家」，渴望著一個無差別待遇的「家」。在文本中，

胡太明陷入認同的泥沼，心情常為認同糾葛所苦。相形之下，吳濁流的反抗精神 反而讓自己的身分認同有了清楚的指向。正因為如此，吳濁流的反抗意志一直牽 引著《亞細亞的孤兒》的行文路線，彷彿是在告訴當時的台籍知識份子，要嘛就 繼續與胡太明一樣繼續忍受精神上的煎熬，要不就趕快採取反抗行動。

有人認為認同政治的研究，便是去研究一種「家」的政治(Honig 1996)。實 際上，用「家」的意象來代表「認同」，其實就是用「共同體」此一概念來研究 認同。共同體的形成與強化，可由兩方面來討論。首先，人們必然是出生在某個 歷史時空當中，一出生必然就具有某個群體的特殊印記，因而同一群體的人肯定 都會擁有一定的文化共通性。其次，由群體內部與外部的各種差異衍生出來的衝 突，亦提供了彼此磋商與協議的機會，從而更加強化了共同體的團結。前面已經 提過，乙未割台讓「台灣」出現了。就外部現實的政治而言，日人治台的差別待 遇政策強化了台灣人意識。就內部的文化來說，台籍知識份子不受中國同胞的信 任，亦強化了台灣人意識。在內外部的雙重社會排除之下，台灣人意識便具有一 個穩固的共同體性質。

若「家」的意象可以代表「認同」，胡太明在空間上的失去認同空間，在精 神上的流離失所，代表的是「家」的幻滅，就心理與社會層面來說，他都被放逐 了，此乃意味著，他徹徹底底是一位「無家可歸」的「孤兒」了。在東京的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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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場合，太明由於表明自己是台灣人，就被視為間諜（吳濁流 1993：77）。此外，

由大陸逃回台灣之後，日本統治當局也是以間諜的身分來看待他。前者是在他國 的土地上被自己的同胞排斥，後者則是在自己的家鄉被統治者監視。不論是在他 鄉還是故鄉，都不被視作「家人」看待，沒有獲得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台灣人 意識的鞏固已然是逼迫之下不得不的結果。是故，孤兒意識的出現，意味著台灣 人意識的確立。

日本留學歸國過後，由於求職並不順遂，便把夢想寄託在大陸這個新天地（吳 濁流 1993：108）。每當太明出現認同危機的時候，都不是採取政治行動來改變 現狀，反而是運用空間轉換的方式來作為出路。吳濁流至始至終都以批判性的態 度來描述胡太明的行為，認為空想的理論無濟於事，畢竟老莊、陶淵明歸隱山林 的作法已經不再可能，而詹、藍等人物貫徹主張的行為，更讓自己相形之下顯得 無骨氣（吳濁流 1993：103）。透過藍的言論：「台灣青年所能走的路，也就只有 政治一途了」（吳濁流 1993：72），吳濁流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認為政治乃是優 先問題，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來改變現狀，而不是埋首於學問的空想裡頭。然而，

胡氏對於太明最嚴厲的批判，就在於太明不思改變現狀的作為，已然是殖民者帝 國主義的幫兇，自己卻不自知。在這種情況下，太明原本汲汲於現實而不思改變 的單純想法：「人生的幸福就是健康」（吳濁流 1993：137），就道德上來說也會 有所瑕疵，畢竟，「真正的和平」還沒有到來（吳濁流 1993：210）。

吳濁流對自己創造出來的人物所進行的「道德」批判，認為漠視社會不公的 存在，不採取行動來改變現狀，無形中就是殖民者的幫兇。甚至認為沒有知識學 問的廣大農民們，由於能夠「與鄉土共生死」，表現出來的行徑都比整天沈溺於

「理論空想」的知識份子好多了。雖然說知識份子有責任破除意識形態，但是，

知識份子也是活在意識形態當中的人。倘若陳映真所言為真：「曾、詹與藍沒有 認同上的難題」（1993：59），因為他們都堅毅地採取了政治性的介入行動，我們 就必須留意到，這些人也是活在意識形態當中的人，認為甚至是為了理念而犧牲 生命都是可以接受的，而其實這也是吳濁流的反抗書寫亟欲傳達給讀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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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吳氏傳達給讀者的是一種死亡意志，原因就在於，就算是再怎 麼悶不吭聲，歷史的動力也會將所有人席捲進去，因此，與其等待別人來決定你 的生死，倒不如由自己來採取生死抉擇的政治性行動。反抗書寫的死亡意志，展 現在一個文本上面，因而是一種不夠徹底的死亡意志，並且，由於這是一種透過 文本媒介的反抗行為，便可稱之為「文化抗爭」，讓書寫者有機會等同於社會改 革者。只不過，若按照吳濁流本人的標準來說，寫作者怎樣也比不上「與鄉土共 生死的廣大農民」。再怎麼說，作家的角色比較近似「社會病理診斷者」而非「社 會改革者」，而這是吳濁流本人所陷入的最大弔詭。然而，吳氏的反抗書寫的優 勢之處，也就在於他所貫徹的反抗意志讓自己的「一家之言」有可能昇華至「行 動」的層次。

「作家」創造出來的「一家之言」，內容描繪的是「無家可歸」的孤兒，而 這個孤兒便是台灣人的象徵。若尋求認同的孤兒追尋的是一個可以棲身的安穩的

「家」，人們就多少必須滿足於現狀，畢竟，若現代性尋求的是一個不斷進步的 未來，那真正的完美就只是暫時的美好罷了，那就意味著，「無家可歸」的狀況 會一直持續下去，而孤兒的困境便沒有終極的出路，只有暫時的解脫。胡太明由

「故土」台灣前往「異鄉」日本，回到台灣之後，再由「故土」台灣前往「祖國」，

109其後又由中國回到了台灣，最終從台灣這塊土地上消失了。首先，我們要知道，

「故鄉」與「祖國」並非同一件事，其次，故鄉與祖國之間有一種特殊的聯繫，

一種不同認同之間的特殊關係。然而，也正是由於無法斷定「故鄉」與「祖國」

何者才是真正的「家」，胡太明才會有認同糾葛的問題。

109 施政鋒(2001:98)在「故土」與「祖國」之間做出了區分，認為「故土」指的是台灣，而「祖 國」則指的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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