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多元文化與多重認同：外省第二代作家王幼華的身份認同
第四節 作家與知識份子的雙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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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華(1992a:165)曾用「找到土壤的種子」來形容準備與原住民女子結婚，
一同在自己開墾的土地定居下來的荷恩。這當然是一種意味深遠的說法：不管人 們在種族或文化上有多大的差異，只要願意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就有資格在台灣 定居，有資格被稱為台灣人，而最佳的例證便是，那些遠從歐洲都市移居到台灣 偏遠山區傳道的神父，把一生都奉獻給台灣，這些人當然絕對有資格被稱為台灣 人。在今日外籍移民大量移住台灣的情況下，這樣的問題更值得被好好思索一番。
第四節 作家與知識份子的雙重定位
身為外省第二代的台灣作家，崛起於 1980 年代的王幼華，自然會關注到「中 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論戰相關議題。1989 年，他前往上海復旦大學發表 了一篇外省人觀點的台灣文學史論述，題名為〈台灣外省籍作家的文學及處境〉， 處理的是外省人於日本戰敗後在台灣的文學發展。外省人論述外省人在台灣文學 史中的定位，這樣的論點首先點出了台灣意識的存在，要把台灣外省籍的作家放 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觀看。文中，王幼華(1990b:191)表示「立足台灣，心懷大 陸，放眼世界」乃是一般台灣人的基本認知，若我們把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概 念引入，「政治台灣、文化中國、關懷世界」的層次就會出來。這誠然是一種多 重認同的思索方式，以同心圓的方式由內而外從台灣這塊土地出發，畢竟，在台 灣生活了幾十年，不論省籍為何，都很難不認同台灣。
國共內戰戰敗後退守台灣的國民黨，一直還瀰漫在戰爭的情緒當中，在文藝 上則顯現為反共文學的出現。由於國民黨是一個戰敗的政權，或許是為了安撫一 百多萬軍民的情緒，或許是為了給他們一些希望，於此種情況下，反共文學對於 政權意識形態的強力背書，應該有其值得諒解之處。至於說台籍作家對於此種文 藝政策的不諒解，王幼華(1990b:184)則認為：「他們沒有嚐過流亡顛沛、家破人
基督徒」，生番是住最久的，最早來開發的不是漢人，而是西班牙傳教士、生番，作者顯然企圖 作一邊陲與中心的扭轉，也強調了移民文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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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之苦，所以很不以官方的文藝政策為然，也是可以了解的。」處於國際冷戰的 結構當中，同為漢人為主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規模龐大的內 戰，飽嘗戰時顛沛流離之苦的外省軍民，他們在驚慌失恐之下對於反共文藝政策 的支持，與日治時期台灣人所創作的皇民化文學，其實都反映了一段悲劇性的歷 史：
事實上台灣從未發生過大型的戰事，本省同胞也未與共產黨直正接觸過、抗爭 過，外省籍人們覺得他們可能過於天真……在中日戰爭中台島人民也曾為皇軍效 忠屠殺過大陸人民，事實上台灣首先遭到母國遺棄，日本以強大武力征服此島 後，依附此政權、服從此政權乃為台灣人民歷史上的悲劇，台島人民的不安全感，
在徬徨猶豫之下做出的許多事是難以苛責的，在主權上台灣數百年來永遠是弱勢 者，這種命運大約在未來還仍持續者。
（王幼華1990b：188）
王幼華認為數百年來台灣在主權上一直是一個弱勢者，且未來還會一直如 此。外省留學生選擇到美國留學，顯示對於「美援」的依賴，還一直存在，而本 省籍學子選擇到日本留學，則顯示日本殖民時期的影響力還一直存在：「在六〇、
七〇年代有這種現象，那就是外省學子留學以美國為多，而省籍學子以日本為 多，留學生文學的寫作大多也以大陸來台第二代為主。描寫的異國十之八九也是 美國」（王幼華1990b：186）。誠然，外省籍學子選擇到美國留學，與冷戰體系 下台灣身處圍堵共產體制的美國陣營有關，因此到美國留學，最能突顯出「自由 中國」與「共產中國」的最大差異。至於說到日本留學，則多少與台籍人士在歷 經國民黨白色恐怖迫害之後的心理轉折有關，即便說日本曾經嚴厲地殖民過台 灣，但日本卻把現代性制度計畫性地引入台灣，落實了台灣的基礎建設，因此乃 是有心於建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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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華認為，外省籍作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明明就已經在台灣生活了數十 年，卻仍然不願意把關懷放在這塊生活於其中的土地，卻寧願把時間停留在幾十 年前的兒時模糊記憶當中：
在七〇年代中期後，前兩代的作者面臨了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除了回憶大 陸，描寫過往的人事時地物之外，沒有辦法由眼前的土壤出發，不論是軍中作者 或學院派、海外的知識份子，都沒有深入大眾、本土的能力，所寫的作品也無法 抓住時代與大眾的心聲與脈絡，荒謬的狀況是許多作家在此地生活了三、四十 年，在大陸只過了幼年期，那模糊的幼年記憶卻支持了近四十年的寫作。
（王幼華1990b：193-194）
若外省籍作家只願意停留在美好的「文化中國」的回憶裡，不願意去關注自己雙 腳站立的土地，當然就也是一種病態的社會現象，在今日台灣的地位已經揚升至 國家的情況下，台灣人的主體性顯然已經不是中國下屬的省籍認同而已。台灣人 的國家認同乃是奠基在台灣的民主體制之下，且對於民主體制的政治認同乃是各 種文化認同得以開展出來的前提，而這樣的體制乃是現前大陸的共產體制所無法 給予的。在民主體制的保障之下，四大族群（亦包括外籍配偶這個「第五大族群」）
的各種宣稱都有必要予以尊重，即便說這些宣稱涉及到國家統獨的議題，各自表 述的權利應該予以保障，但前提還是要先把民主制度的政治認同確立下來。
Miller 曾以美國為例解釋道：「若美國民族認同不再具有特定的族群內容：
族群自然就會把自己設想為有聯字號的認同（愛裔美籍或亞裔美籍等），只要聯 字號後面詞彙的意義可以超越族群差異即可」(1992:136)。台灣的族群爭議若想 要獲得比較妥善的解決，首先當然是要把台灣人一詞背後的族群意涵完全清除，
只留下一個中性的詞彙，而這樣的中性詞彙，指涉的對象只能是台灣的民主制 度，也是台灣政治認同比較可能被接受的公約數。倘若台灣的國家認同指的是對 於民主制度的政治認同，四大族群各自的文化認同就會有自由表述的空間。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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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自由獲得落實的情況下，文化的發展就能擁有自主性，而台灣作家也應該對於 各種意識形態有充分的自覺：
在這樣的時代裡，政治對文學的干擾已降到最低程度，作家們是否有足夠成熟的 智慧與能力拋棄作繭自縛的意識形態，寫出屬於這一世紀台灣—中國的偉大文學 作品，一直是文學界的殷殷期盼，這期望是否仍如以往般的落空，是文學創作者 應自我警惕的。
（王幼華1997b：147-148）
就華語創作的世界來說，台灣的文學創作系統，顯然與中國大陸的文學創作 系統有著極大的差異。數百年來多重殖民的歷史，讓台灣的歷史有著十分鮮明的 獨特性，因為多元的文化均以各種方式融入台灣的文化當中，因此，台灣文學史 的主軸當然是台灣本土，不應該直接就置放在中國文學史的脈絡之下：
事實上就眼前台灣的中文現象而言，它與中國大陸有著相當不同的獨異性。在內 容形式，或最基本的文字上，台灣不同於對岸、香港或所有的華文創作。是以在 台灣文學史的論述上以台灣做為中心，以台灣本土作為出發，以台灣式的文學觀 點做詮說、定位自己的文學流變史，我認為既無任何不妥，也符合我們的需要。
（王幼華1997c：166）
多元文化主義強調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對待與相互包容。在台灣，多元 文化主義的盛行，乃是為了回應族群認同的歧異性問題。既然說台灣社會乃是一 個移民組成的社會，不論舊移民還是新移民、舊住民抑或新住民，只要願意認同 這塊土地，對等尊嚴的認可就應該獲得保障，就有資格被稱為台灣人。王幼華認 為自己乃是人道主義的實行者，而人道主義的精神就在於，對於人類的關懷，不 應該有種族、族群或是民族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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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怎樣的人，要怎樣面對台灣，甚至面對我父母親的問題、外省籍、本省 籍的問題，原住民的問題，甚至外國人的問題，我想我已經有一個答案，我自己 很早就有一個很肯定的東西，已擬定好一套自己面對各種不同籍貫、背景的人，
這個東西其實很簡單啦！那就是對所有人類的關懷，對人類的愛。我是一個平凡 人，我只希望我自己能當平凡人中比較好的人，我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分別心，
也沒有什麼差別待遇，我也不會歧視任何人，我想每個人都應該很公平，用很公 平的態度對待別人。我想這在十年前我就已經很確定了。我在寫我第一個長篇小 說叫《兩鎮演談》的時候，我就把一些基本觀念確定下來，我是故意把我很多觀 念，用一個比較容易接受的小說形式表達出來。
（王幼華1997d：188）
就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說，不論是傳統文學還是新文學，文學家經常是具有 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而自1920 年代出現了文化運動之後，文學創作更成為一 種社會運動的文化呈現方式，文學家認為自己對社會負有責任，有改革社會的使
就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說，不論是傳統文學還是新文學，文學家經常是具有 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而自1920 年代出現了文化運動之後，文學創作更成為一 種社會運動的文化呈現方式，文學家認為自己對社會負有責任，有改革社會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