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吳濁流大河三部曲中的多重認同
第四節 多重認同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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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多重認同的體現
臺灣是臺灣人所開拓的，並沒有借用清朝的力量。臺灣人之中，有在明朝滅亡時，
亡命來此的人的子孫。以後不堪清朝的統治，逃亡而來的人也有。在大陸，志不 得酬，為求新的天地，移住過來的也有……那就是明朝—漢族之國，這就是臺灣 人的祖國。
（吳濁流 1995:35）
若把漢人當成台灣人的祖先，那麼，就外部歷史而言，台灣分別經過西班 牙、荷蘭、滿清與日本的殖民統治，然而，就基本組成份子來說，吳濁流認為台 灣人乃是由三種人組成，分別是明朝滅後來台、逃避清朝統治、以及在大陸志不 得申等三種人士，此乃意味著，台灣人的文化多少具有這三種類型的文化心態，
因此乃是一種多重文化的構成，故此台灣人的認同便是一種多重認同的組成。
吳濁流對於祖國的眷戀，就反映在他那十分鮮明的漢民族意識（林柏燕 1994：334, 343）。載國煇(1990:116-117)亦認為吳濁流的漢詩創作，顯現的是對 於漢文化的眷戀，然而，由於他認同的並非清朝的漢族文化，因此便點出了未來 台灣的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歧異性問題：「吳濁流所說的台灣人的「祖國愛」
的對象是歷史上的『漢族』而不是清朝，這種『祖國愛』隱含著理想與現實的撕 裂，甚至是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矛盾」（黃俊傑 2000:113）。
如果說語言乃是文化當中最為重要的要素之一，那麼，就日常的語言運用狀 況來說，吳濁流在語言上無疑是一位多元文化主義者。葉石濤(1981)便曾表示，
吳濁流多語混雜的說話方式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吳老的話匣子一打開你就再也 找不著插嘴的餘地……而且那夾雜著日語、客家話、閩南語的一串串話語又是那 麼難以瞭解，最後會弄得你心膽俱裂，恨不得一頭鑽進桌子裡去。」實際上，夾 雜著日語、客家話、閩南語的說話方式，多少意味著吳濁流已經內化了這些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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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從比較開放的角度來說，它的說話方式已然透露出了多重認同的意涵，
即便是朋友之間的一般性談論，多語並用的特性也不會被刻意壓抑成單只運用某 種特定語言。
吳濁流的臺灣人意識也會顯露在他的文字用語裡頭。比方說，在戰前，他常 用日本帝國口吻的用語「本島人」來形容台灣人；在戰後，他便沿用了國民政府 的用語「本省人」來指稱台灣人（張良澤 1995:30）。這說明了一件事，若吳濁 流願意用「本島人」來形容台灣人，就表示他多少有點都認同這樣的用法，因此 他對日本制度應該是有認同的地方。此外，由於他也願意用「本省人」來指稱台 灣人，就意味著他亦認為台灣與中國之間仍是有所關連的。由此可知，在吳濁流 願意同時接受「本島人」與「本省人」這兩個用語之時，不管他是否有意識到其 間的差異，至少都表示他已經認同了這兩個用語，也就是說，他已經有了雙重的 認同。而游勝冠138(1996:154)與葉石濤139(1992)也都認為，吳濁流基本上是具有 雙重的認同意識。
荊子馨(2006:237)曾用「殖民—民族—在地的三角關係」來形容日據時期的 日本、中國與台灣之間的複雜關係。張惠珍(2007:39)亦有類似的說法出現：「殖 民地台灣人的自我／祖國的認同分裂，還同時糾葛了原鄉／中國性、台灣／本土 性與殖民母國／日本性的複雜情節。」茲舉胡太明此一例子來說，他幼時曾受過 私塾教育，會吟頌並創作古詩，一直把明漢文化當成自身文化認同的來源。其次，
他也接受過日人的現代化教育，對現代制度的理性面與科學面頗為肯定。再其 次，身為被殖民的台灣人，在不獲日本人與中國人的認同之後，「在地的台灣人 意識」似乎就成為唯一的認同選項。就吳濁流本人來說，認同的標的由早期的「明 漢文化」替換成晚期的「義民爺」，就意味著他本人有著比自己創作的人物胡太 明更為強烈的台灣人意識，故此他會更強調台灣歷史文化環境的獨特性。
138 「我們也在《文友通訊》、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的專論與吳濁流一些零星的論述文字看到本 土論的吉光片羽，這些本土論，在光復後典型的文化台灣意識支持下，呈現台灣作家中國—台灣 的雙重認同意識結構。」
139 「吳濁流顯然具有雙重性民族結構。一方面承認台灣人是台灣的歷史環境培育出來，有其特 殊性，一面又肯定他們是漢民族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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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文化傳統，就會導致多重的文化歸屬的出現，而認同的分歧與對峙便 也會隨之而來。前已提及，認同的多元與分歧有兩種解釋方式，分別是曖昧的認 同與多重的認同這兩種理論取徑。胡太明不只是日據時期台籍知識份子的寫照而 已，更代表了「失落的認同」（陳映真 1993：51）。失落的認同意思等同於「失 落的原鄉」，意味著找不到確切的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亦即找不到屬於自己的 民族歸屬與文化歸屬，不論移動到何種空間，都會像胡太明一樣，遍尋不著可以 認同的落腳之處。140
荊子馨(2006)用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與殖民地台灣等三種意識匯合 而成的「濁流」來代表日據時期的知識份子的意識，也就是說，諸如胡太明這樣 的人物，其意識的組成乃是三重意識匯流的意識。若我們願意接受多元文化主義 的看法，相信各種文化均有其價值，因此應該以彼此對等、相互肯認的方式互動，
那麼，三重意識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觀點，都應該肯定其優點而有獲得保留的空 間。換言之，三重意識匯流的意識，其實是由三種已被認可的認同意識匯聚而成 的，此乃意味著，與胡太明相類似的日據時期台籍知識份子，這些人的意識當中 可能存在著三重意識構成的多重認同。
若帝國主義乃是一種早期的全球化主義，那麼，早在日據時期的台灣，全球 化與在地化的辯證交錯就已經出現了。一開始是日本殖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 對峙，卻因為後來陳儀國民政府主政的失策，台灣的民族主義遂漸漸增強了力 道，由吳濁流一再強調的台灣人意識就可以看的出來。若就《亞細亞的孤兒》主 角胡太明來說，台灣人意識的出現，更可說是在不獲日本與中國的雙方認可的情 況下，由於受到雙重排除而僅剩下的唯一選項。141
140〈亞細亞的孤兒—自序〉曾對胡太明遍尋不著認同空間的狀態加以解釋：「說起來胡太明的 一生，是在這裡被扭曲的歷史下的犧牲者，他追求精神上的寄託離開故鄉，徬徨日本，也渡海到 大陸，然而哪裡都沒有能夠讓他安住的樂園。因此，他一生苦悶，覺得沒有光明，心情憂鬱，他 不斷追求理想，但理想往往背棄他，終於遭遇到戰爭的苛酷現實，他脆弱的心靈受不了，一下子 就發瘋了。啊，胡太明終於發瘋了。有心的人，誰能不發瘋了？ 」（吳濁流 2005:11）
141鍾肇政(1994)便表示，「孤兒意識」乃是日治時代的台灣人的普遍心態：「從『祖國情懷』到
『孤兒意識』，這應該是日治時代每個台灣人心路歷程上必經的，對戰後種種，在分歧中仍有著 一個脈絡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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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吾人必須留意，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意識裡頭，其實一直夾雜著「殖 民—民族—在地」的三重意識，因此乃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多重意識的結合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