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組織社會學中的制度學派
三、 制度的多元性與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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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znick 的學生 Stinchcombe（1965）進一步探究社會環境與組織內部活動之 間的關係，並且首先注意到「社會結構47」(social structure)對於組織的「銘印」
作用(imprinting)。指出組織創立時存在的各種社會條件，將在組織往後的求存 過程中，對其結構形式的延續與發展產生限制性的影響。在這篇文章中，
Stinchcombe 蒐集來自不同類型的產業資料，指出在不同階段所創設的組織，其 勞動力的組成結構、組織的規模、資本密集度等特質，都會有系統性的差異。
並且，這些基本的特質將會伴隨著組織往後的發展，維持很長的一段時間，除 非環境條件的變動劇烈，否則這些初始的生存經驗與結構特性，將會限制組織 採取創新行動的可能性。
這樣的觀點呼應了 Selznick 在「承諾」(commitment)與組織發展之間關係的 討論。Selznick（1992）認為「組織是自身歷史的人質(hostage)，也是他們所聲 稱的認同與理想的人質。」(p.232)組織依據自身的價值傾向、以及與地方社群 之間所協調發展出的「承諾」，將在往後的制度化過程裡，不斷約束其目標與 結構程序的演變，並對於組織領導所能運用的資源，以及其政策選擇的執行空 間帶來限制性的效果（Selznick 1957）。相較於 Selznick 強調組織研究是觀察其 逐漸被灌輸一套特殊價值所進行的歷時性過程分析；Stinchcombe（1968）更為 關注於組織所處時代的結構性特質如何透過組織中的「權力」關係發揮作用。
在此他也借用 Selznick 的「組織」(institution)概念，用以指涉說明那些存在於其 中，價值的歷史延續性(historical preservation)作用，進而說明那些握有權力的行 動者(power holder)，如何維持與實踐其旨趣與價值承諾的機制。也因為如此，
組織早期的結構特性得以持續在未來的發展上造成限制。
三、 制度的多元性與複雜性
制度脈絡的變化對於組織結構與行為的影響，除了以銘印的方式發揮作用 外。近年來許多制度學派的研究者也開始意識到，這些形塑著組織行為的制度 系統，並非是全然統一一致的。從而，Friedland and Alford（1991）提出一種替 代性的系統觀點，強調社會是由多重的制度秩序所建構出的一種交互制度化的 系統(interinstitutional system)，不同的制度秩序皆有其核心的運作邏輯，提供行 動者相關的物質實踐與符號結構的原則，在限制著個體行為的目的與手段的同 時，也提供他們構成的資源要素。因此，一個特定場域或組織層次的邊界實際 上是由這些制度秩序及其之間的關係所劃定的，並且，內部的組織行為也將受
47 Stinchcombe 此處所指涉的是一個普遍意義下的社會結構，包含有那些形塑組織所處環境的團 體、制度、法律、種群特質、社會關係等，即意指的是穩定存在於組織之外的社會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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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ings and Greenwood（2015）指出，近年來關於「制度邏輯」或「制度化 工作48」(institutional work)等概念的應用，都間接或直接地受到 Selznick 的影響，
強調行動者在制度化過程中保有的「鑲嵌能動性」。49Kraatz and Block（2008）
則認為，Selznick 早期關於田納西河谷局的研究，就是將組織鑲嵌在一種政治與 意識型態上高度異質的環境之中，並且明確地指出這些異質性的元素將為組織 的發展同時帶來破壞性或創造性的效果。
因此，Kraatz and Block（2008）進一步以 Selznick 的理論作為基礎，結合
「認同」(identity)理論與制度邏輯觀點，提出「制度多元論」(Institutional Pluralism)的概念，藉此探究那些運作於多元制度環境中的組織，所面臨到的正
這樣的理論觀點可以在 Kraatz 等人（2010）針對美國「文理學院50」(liberal arts colleges)的研究中看到，他們透過將 Selznick 的制度化理論與新制度論的場 域概念結合，藉由探討「註冊管理制度」(Enrollment Management; EM)在學院行 政系統中的擴散過程，來說明這種運作於多元制度環境中的正式組織，是如何
48 這是由 Lawrence and Suddaby（2006）所提出的概念，用以指涉個人與組織致力於創造、維持 和干預制度的一種有目的性的行為。(p.215)
49 然而，在多數的制度邏輯研究中，卻也經常忽略 Selznick 理論中的價值優先性（Kraatz and Flores 2015），而在分析組織如何回應於不同的制度衝突時，並未能明確地指出其源自於自我導 向或有目的性的行動方針，無法發展出一種關於「組織自我」(organizational self)的圖像。因 此，在這些研究裡往往未能探究，組織在制度化過程中，由價值承諾所發展出的獨立目標、獨 特歷史和關於未來的計畫。
50 或稱「博雅教育學院」，是美國高等教育部門底下的一種教育機構，課程的規劃著重於通才 教育，涵蓋有藝術、人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等基礎學科，因此也與其他以「職業技能」或
「研究」為主要設置目標的大學組織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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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適應(adaptive)與演化(evolutionary)過程中，進一步促成其原初價值變遷 與破壞的「非預期結果」。EM 作為一種行政制度上的創新，是一組包含有相 應規範的管理結構，試圖整合那些涉及在註冊程序中的各類行政功能51。這種創 新的制度規範在起初被校務行政部門視為是一種策略性的工具，用以改進效率 以及解決長期以來存在於日常行政中的技術問題，然而卻在 EM 專業規範的日 漸成長下，逐漸破壞了原先學院內部菁英的自主性，進而造成使用這種制度的 學院受到經濟邏輯的入侵，而成為一個漸趨「市場導向」的教育組織，這樣的 結果也是許多採行這種創新制度的組織領導者所未能預見的。除此之外，Kraatz 等人（2010）也進一步在研究中提出許多的假設命題，用以探究組織所擁有的 特質與制度採行之間的關係。他們強調，唯有當這種創新的制度能夠在學院行 政社群中受到文化性的認同與接受時，制度的擴散才得以在場域層次上發生。
因此，學院對於 EM 制度的採納，並非只是為了展現對於社會規範的順從所從 事的模仿行為（DiMaggio and Powell 1983），而是一種受到特定認同所驅動的回 應行動。
這種新、舊制度論觀點的結合也可以在Greenwood, Raynard, Kodeih, Micelotta
& Lounsbury（2011）所提出的「制度複雜性」(institutional complexity)概念中看 到。藉由整理過去針對多元制度邏輯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他們試圖建構出一個 實證研究可以運用的理論分析架構（圖二），用以捕捉場域結構面向以及組織 特徵如何影響組織對於「制度複雜性」的回應方式。
在圖二的分析框架下，他們進一步指出，「制度複雜性」的特質與程度，
是由場域本身結構化的程度(mature/emergent)，與存在於其中制度邏輯數量的多 寡，以及這些邏輯之間彼此衝突的程度52所決定。從而，相較於其他的場域特質 而言，分裂(fragmented)、正式(formal)且適度集中化(moderate centralized)的結構將 越有可能對於組織施加具有潛在衝突關係的多元制度需求（Meyer et al. 1987;
Pache and Santos 2010）。
為了說明這些來自於制度複雜性的各種壓力為何在組織層面的表現上未能 一致，他們也進一步強調那些於場域層次發揮影響力的制度邏輯，亦會受到組 織本身的特徵所過濾而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樣貌。這些特徵包含了組織在場域中 所處的位置(central/peripheral)、組織的結構(structure)、所有權(ownership)與治理 型態(governance arrangements)以及認同(identity)等不同元素。此外，正如圖二所 示，這是一個不斷循環流動的過程，組織面對制度複雜性的反應同時也會影響 場域結構的特性，進而反映在組織本身的特徵變化上。
51 特別是如文中所提特別受到影響的招生單位與財務援助單位
52 牽涉到其中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多元性以及兩者之間的特定性程度(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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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制度複雜性與組織回應的分析概念圖 資料來源：Greenwood et al.,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