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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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般來說，社會企業概念的浮現與福利國家治理模式的轉變有著密切的關 聯性。Chiu and Wong（2010）指出，福利政策的變化開啟社會企業得以生存發 展的制度空間，進而提供其營利所需的市場利基。舉凡美國的非營利部門企業 化趨勢（Dees 1998；Young and Salamon 2002），或者是歐陸地區所興起的社會 合作社運動（Borzaga and Defourny et al. 2001），都是傳統「第三部門」組織用 以回應福利國家轉變後所做出的調整。從而當福利意識型態開始出現變化，自 然也改變了障礙政策的整體發展方向。
回顧歐美福利國家的基本原則與結構，自 1970 年代末期的全球性經濟危機 以來，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隨著新右派論述的開展，福利國家的政策自此不 再被視為是社會問題的解方。全面性的社會福利制度逐漸受到嚴厲的檢討與批 判，財政緊縮與福利依賴所帶來的困境，進一步促成國家角色的重新建構與退 縮，市場力量或者準市場的機制自此時起，開始被引導進入福利服務的輸送模 式之中，作為強化其效率與效能的手段。伴隨著這些歐美國家在福利政策上的 改革與轉向，同一階段風起雲湧的障礙者權利運動，也同時針對國家權力的擴 張所造成的機構化與社會排除現象進行大規模的反思，為障礙權益及其相關社 會福利事業的發展帶來許多機會與挑戰，關於社會企業的概念討論從而也逐漸 浮現檯面。
在眾多關於福利國家改革的論述中，「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的政治主 張逐漸在極端的自由市場機制與國家保護主義之外，另闢出一條嶄新的路線。
Giddens（1998）指出，傳統的福利國家應該由「社會投資」國家的概念來取 代：亦即以人力資本的投資與新型態的混合經濟模式，作為積極福利政策的改 革方向，在最大限度調動市場機制的情況下再興公民社會文化，藉此重新搭建 起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有效協作機制。在實踐面上，「第三條路」的積 極改革路線，則重新賦予「工作」（或就業）高度的社會價值，藉由各項協助 弱勢族群重返勞動市場的制度設計，來達到同時促進「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解決失業問題與財政困頓的政策目標。這種「福利到工作」(welfare to work)的意識形態逐漸在歐美各國之間獲得普遍的認同與實踐7，福利給付的資 源分配開始與強調就業要求的個體責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綜觀身心障礙者福利政策或服務的發展史，都與「工作」產生關聯，工作 與需求的對照性始終常伴於障礙福利政策左右（葉琇姍 2014a）。因此，當
7 在美國，第三條路的邏輯被體現在以「家庭暫時協助方案」(TANF)為主的福利改革政策之 中；英、德等其他的歐洲國家則將此落實在 1990 年代以後所廣泛應用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 ALMP)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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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技術或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Stone 1984）。職業重建制度的發展 一方面彰顯西方資本主義的工作美德與倫理價值；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整體社 會生產秩序的維持與延續，藉由重返勞動市場，障礙者同時從中獲取社會參與 的滿足感以及自我認可的來源。然而，人道主義價值的彰顯卻也往往與效用主 義產生衝突，在經濟生產的運作邏輯之下，障礙者的就業參與雖意味著自由、自主與平等的展現，然而勞動者的角色，卻經常也是障礙者遭受壓迫與隔離的 來源（Albrecht 1976）。
因此，在國家財政緊縮、市場經濟擴張的世界趨勢下，兼顧社會與商業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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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促成了許多非營利組織的轉型，而出現有社會企業的概念實體（官有垣 2010）。組織經營者開始在拓展福利服務、促進弱勢就業與帶動社區經濟的同 時，試圖擺脫長期以來受制於國家資源依賴的發展困境。
蔡依倫（2010）曾運用歷史述說法的研究方式，在橫跨六十年(1949-2009)的 時間向度中，記錄描述身心障礙團體如何從社會運動的抗爭，演變到組織場域 的結構化過程。並且透過制度分析的方式，說明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場域的演 化史。在不同行動者與擾動性事件的介入影響下，障礙組織逐步邁向規模化與 企業化的經營方向。因此，本文試圖在上述的基礎下，延續蔡依倫（2010, 2013）關於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朝向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的討論，將分析的範圍 擴展至個別的組織層次之上，釐清組織經營者在「障礙就業服務場域」中所面 臨到的多元制度邏輯，並且試圖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說明，非營利的組織經營 者如何回應這些制度複雜性所產生的各種壓力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