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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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觀點，指出身處於多元制度邏輯之中的組織，其制度化的最終結果，

將浮現出一種自主且獨特的「組織自我」（Selznick 1957:21）。亦即，這 樣的組織擁有自身的目標與獨特的競爭力，進而不再是一種為達到某個 先驗或外在給定之目的而採取的手段，但這也並非意味著 Selznick 將組 織的制度化視為一種不受外在環境限制與在地認同影響的過程；相反 的，唯有當組織成為這些內部團體共同用以追求其理想(ideals)與渴望 (aspiration)的「媒介」(vehicle)時，他們才有機會制度化為一種擁有特殊 認同的組織。從而，Kraatz and Block 在此也進一步補充指出，「象徵性 意義」(symbolism)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當選民受到象徵 性意義的召喚，而不再只關注於組織的實質產出與短期目標時，才可能 自多元性中創造並維繫合作關係。也因為如此，組織在制度化過程中所 出現的「非預期結果」成為研究者用以判斷組織回應策略的正當性準 則，修辭與行動之間的斷裂，勢必將違背組織本身的完整性，而破壞其 行動的正當性。

這類組織用以回應制度多元性的行動策略，也常見於近年來社會企業制度 場域的結構化過程之中，進而呼應如 Nicholls 所提出之「自我正當化」(self-legitimating)的論述策略與實踐行動。Nicholls（2010）指出，在許多關於社會企 業定義的內容分析中，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到，那些來自於不同場域、擁有優 勢資源的組織行動者，在社會企業典範的制度化過程中，經常採取的是一種具 備高度自我指涉特性的「反思性同型」(reflective isomorphism)策略。亦即，一種 將組織的能動性優先於結構之前的行動策略，將組織視為是能夠積極涉入在場 域層次與內在邏輯之間整合過程的行動者，進而形塑場域內部浮現的正當性，

用以反映自身的制度邏輯與規範。（p.617）從而，反思性同型策略的提出，也 進一步呼應上述 Kraatz and Block（2008）在組織層次上，關注於正當化策略與 制度多元性而提出的「制度組織論」(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ism)主張。

五、 小結

綜合上述的理論觀點來回顧重建服務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到 不同歷史階段下，社會環境等脈絡條件對於組織與制度的發展所帶來的限制。

庇護工場作為最早運用於非營利組織之中，來協助解決多種障礙需求的機構式 服務，其概念定義的轉變，受到場域內部不同時期加入的各類行動者的影響，

而逐漸成為一個具備多元制度邏輯與認同的混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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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Kimberly（1975）在他針對 1866 至 1966 年間 123 家美國職業重建機構 的比較研究中指出的，早期庇護工場所採行的方案類型、員工配置等組織結構 所呈現出的生產導向，都明顯不同於戰後因職業重建服務理論與專業技術的發 展，而逐漸建立起的服務價值導向經營模式。從而，他認為不同歷史背景的社 會條件、價值與技術的發展，都將成為銘印在庇護工場組織結構的時代特質，

而限制著不同時期的經營策略與方向。戰爭改變了醫學專業與殘障之間的關 係，重建相關醫療專業的功能分化進而也影響了機構服務的本質。

隨著 1970 年代起盛行於世界各地的去機構化運動與正常化原則的影響，庇 護工場成為障礙權利倡議者的改革對象，由專家學者及障礙者社群所提出的

「社會模式」觀點，是一種不同於慈善醫療模式的制度邏輯。強調身障者的邊 緣處境是由社會、環境等結構性因素所造成的限制，過往傳統的機構安置或庇 護服務，不僅代表著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歧視現象，更進一步強化了障礙者的弱 勢狀態。從而，一種透過就業輔導員等重建專業工作者的中介，協助障礙者能 夠在開放的工作場所中獲得工作訓練與職場支持的就業型態，成為主流的發展 趨勢。在公部門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庇護工場組織的運作進而也開始朝向結合 社區化轉銜服務的轉型方向。

然而，有鑒於障礙服務專業與相關產業的興起，Wolfensberger（1980, 1983, 1994）注意到專業者社群的發展，對於這類人群服務產業造成的影響。亦即包 含教育、社會工作、重建服務等社群在內的專業工作者，對於組織整體目標發 展與轉變所帶來的非預期結果。在 Wolfensberger 結合功能論與互動論的理論視 角下，他觀察到服務機構對外所宣稱之目標(manifest purposes)與實際運作後帶來 的潛在功能(latent function)之間的落差。並且，藉由凸顯這樣的對比，他進一步 主張，這些宣稱將提供給障礙者重建價值或重返社區目標的人群服務產業，實 際上創造出的卻是一群以提供服務而獲得就業機會的專業工作者，進而不斷維 持著大量「依賴」與「去價值」(devalued)特性的障礙者社群（Thomas

2007:41）。

另一方面，Albrecht（1992）在他關於美國重建服務產業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分析中，也提出相似的研究主張。如同 Stone（1984）強調的「障礙」類屬的社 會建構觀點，除了指出醫療專業在這套分類機制裡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外，他也 進一步指出重建服務計畫的出現，更成為一套新型態的社會機制，使相關的專 業工作者得以在障礙者社群走出傳統的機構式服務之後，持續擁有對其施加控 制的權力。從而，障礙以及重建相關的服務與產品，在產業化的發展趨勢下逐 漸轉變為商品化的客體，障礙者社群繼而也就成為企業家眼裡所關注的改造素 材與營利的目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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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針對障礙相關福利服務制度的觀察與討論，事實上也預告了 1990 年代 以後世界各地福利意識型態的巨大轉變，隨之登場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將就業 與福利相互連結，進而在縮減公共支出的前提下，支持性就業服務的重要目 標，在於將障礙者送進一般性的就業市場，使其成為一個對經濟有貢獻的個 體，以減少社福經費的負擔。因此，當重建服務理論與實務技術的發展，成為 另一種醫療專業霸權興起的同時，在強調障礙者的復健與復原觀點背後，實際 上隱含的仍舊是一種資本主義對於個別身體的治理權力，以及伴隨而來對於障 礙者職業能力的要求。從而，障礙者社群在支持性就業促進政策與職業重建服 務系統的推波助瀾下，被期待成為新一波的勞動力後備軍。

於此同時，藉由公共政策財務補助模式的轉向，延續上個階段的庇護工場 社區化轉型，非營利業者也開始被鼓勵去建立與其他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來獲 取資源，並降低經營管理上的不確定性，除了政府大量以民營化的形式將障礙 相關服務分散外包外，傳統第三部門場域中關於重建服務與企業經營之間的連 結，皆進一步促成那些過去致力於社區化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團體，在社會發展 邏輯與資源競爭壓力的影響下，轉而面向市場以尋求商業化發展的可能性

（Young and Salamon 2002）。從而，一種在概念內容上得以容納多元利益關係 人、表現判准與制度邏輯的社會企業理念型(ideal type)，逐漸成為這些提供有身 心障礙相關服務的組織經營者所欲追求的理想目標。

對此，Galaskiewicz and Barringer（2012）運用「組織認同⁵³」的分析觀點，

針對社會企業「類屬」(categories)的浮現，以及其所具備之特質進行討論。指出 由於一般的傳統組織往往擁有某個特定的分類，幫助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得 以感知、預期與評估組織行動的成果。然而，隨著部門分界的模糊，擁有不同 認同與組織形式的「混合體」(hybrids)逐漸浮現，社會企業指的就是這樣一種在 理想狀態上，透過商業活動獲取資源並提供有公共財的運作模式。一方面，由 於社會企業同時具備的慈善與商業運作邏輯，利益關係人往往無法依據傳統的 制度分類與認同，來感知組織行動本身帶來的影響效果，因此，兩者間的潛在 衝突與矛盾使組織經營的正當性經常受到挑戰；但另一方面卻也因為這樣一種 游移於模糊地帶的邊緣特性，促使社會企業得以擁有不同於非營利與商業組織 之外的策略運作空間與機會，從而對於傳統的組織行動者來說，成為「社會企 業」雖是一種具備風險的策略，卻也是一顆充滿利益誘惑的禁果（Galaskiewicz and Barringer 2012:48）。

53 相對於制度認同是一種社會所賦予的制度類屬，如會計公司、銀行等，組織認同在此則是意 指那些分享相同制度類屬之組織，用以彼此定義並區別於其他組織的特質，即一種並非來自於 組織本身，而是由利益關係人運用已建立的類屬框架，所賦予及指派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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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無論是投入在社會服務的企業組織，或是涉及商業營利的非營 利機構，目前學界也逐漸浮現出許多關於組織如何採取這類轉型策略及其相應 之結構形式變遷的討論，進而說明他們如何在跨越傳統認同與分類邊界的行動 過程裡，獲得來自於外部利益關係人所給予的正當性（Greenwood et al.

2011）。Greenwood 等人（2011）指出，這類組織用以回應多元邏輯的行動策 略，將反映在組織本身所採取的結構形式與相關的制度規範上，普遍來說，用 以回應多元制度邏輯與複雜性的混合體，其結構形式的發展可以概分為下面兩 種主要的類型（p.352-356）：

（一）「混合型組織」(Blended hybrids)：

在此指的是一種嘗試將來自於不同制度邏輯之「規範」，於單一的組織 架構之中結合或分門別類的處置方式，如非營利組織架構下經營的庇護 工場或其他具營利行為的商業模式。從而，組織認同的建立與維繫，經

在此指的是一種嘗試將來自於不同制度邏輯之「規範」，於單一的組織 架構之中結合或分門別類的處置方式，如非營利組織架構下經營的庇護 工場或其他具營利行為的商業模式。從而，組織認同的建立與維繫，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