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受訪者的取樣
本研究初始的取樣方式是根據研究目的，以立意取樣（purposively sampling）
來進行；為了能夠獲得最大強度的資訊量，受訪者的篩選標準如下：
(一) 學位：獲有諮商或相關科系碩士以上學位者，且學歷獲得教育部認可。
(二) 執照：基本上，選擇在台灣通過國家心理師執照考試者作為訪談對象。惟，
考量部分遊戲治療師因為某些原由尚未取得國內心理師證照，但是仍有豐 富且優秀的專業能力，為了避免有遺珠之憾，則若無執照者，則需要有五 年以上的遊戲治療經驗，且其專業能力獲得機構肯定、並持續聘用者，也 列入本研究訪談的邀請名單之中。
(三) 實務經驗：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在台灣至少從事全職或兼職兒童遊戲治療經 驗二年以上經驗者。
在研究初期，為了尋覓適當的受訪者，研究者努力經由師長、同儕、同事、
期刊、網站等媒介，透過電話、網路電子郵件、或者當面詢問等方式，將本研究 取樣需求的訊息散播出去，找尋符合受訪資格的台灣兒童遊戲治療師，並將所得 的回饋訊息加以整理，建立可能受訪者的名單。然後再以電話方式邀請受訪者參 與研究，並且說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倫理規範、並回答受訪者的相關困 惑、提供訪談大綱，同時也檢核受訪者是否符合本研究取樣標準，確認之後就積 極邀請接受訪談。為了使訪談過程能夠順利進行，在受訪者答應受訪後，就會立 刻寄發邀請訪談資料（詳見附錄一），協助受訪者進一步了解本研究的性質，並 得以事先思考訪談大綱。待一切就緒後，再敲定彼此方便的訪談時間和場地。
隨著研究的進展，研究者也以滾雪球的方式邀請受訪者，每次訪談受訪者之 後，請受訪者推薦其他可能的受訪者，並煩請其代為洽詢是否願意接受訪談、或 者由研究者自行洽詢。此外，為了使本研究結果的理論建構具有足夠的深度和變 異性，建立出具有足夠歧異性和稠密度的理論建構，在進行數次訪談並且完成初 步分析之後，就改以採取理論抽樣，針對理論的缺漏、尚未回答的問題、尚未發 展完成的概念來引導資料蒐集的方向，並且避免過度蒐集資料。亦即，繼續抽樣
的考量不僅只是增加新的受訪者，更重要的是能夠對當下的理論建構有所貢獻，
因此在抽樣過程會不斷地重新檢視舊有的資料、資料蒐集與分析過程所產生的參 與者回饋、研究日誌與現存文獻（Fassinger, 2005；Strauss & Cobin, 1990，1998），
作為理論抽樣時選取對象的考量。
二、 受訪者概述
研究者根據研究需要，共徵得九位遊療師接受訪談，試將背景資料彙整如下：
(一) 性別：女性有 8 位，男性有 1 位。
(二) 年齡：20~29 歲有 1 位，30~39 歲有 6 位，40~49 歲有 2 位。
(三) 主修：全部皆有諮商心理學／諮商教育碩士學位以上的訓練背景﹔此外，曾 有社會工作訓練背景者有 1 位、臨床心理學訓練者有 1 位、教育研究 訓練背景者有 2 位。
(四) 學歷：取得博士學位者有 1 位，博士候選人有 5 位，碩士有 3 位。其中有 3 位的碩士學位是在美國取得。
(五) 學派：認同單一學派者有 4 位，其中 3 位認同兒童中心學派，1 位認同精神 動力學派；屬於折衷取向者共有 5 位，每位都受到兒童分別學派的影 響，整合另外取向者包括精神動力與認知行為。
(六) 遊戲治療執業機構：有社區（福）機構經驗者共 7 位，有小學執業經驗者共 4 位，有開業診所經驗者共 1 位，有醫療體系經驗者共 3 位；其中對 家長有收費的執業經驗者共 4 位（含醫院掛號費）。
(七) 遊戲治療年資：時間從 3~13 年﹔其中 3-5 年者有 4 位，5-10 年者有 3 位，
10 年以上者有 2 位；其中 3 位在美國取得學位者，都有與西方兒童進 行遊戲治療、並進行家長工作的經驗。
(八) 訪談時間：每一位受訪者都接受 2-3 次的面對面訪談，合計時間約 4~7 小時 的訪談。
為了進一步掌握受訪者背景與本研究議題的關聯性，以下簡述受訪者在訪談 之前的相關生命經驗與專業體驗，以及參與本研究前後的立場：
(一) 受訪者 A
A 主要的工作內容是遊戲治療的實務工作，雖然沒有特定的接案對象，但是 對家暴、寄養兒童、教養機構兒童等有相當豐富的協助經驗。此外，A 也從事家 長親職成長團體、遊戲治療相關主題工作坊的帶領並且固定在大專院校兼課。基 本上，A 在美國學習遊戲治療的過程中，常有機會討論多元文化諮商的議題；在 成長過程，A 受到華人權威教養經驗的影響頗深，對此議題的個人與專業省思也 頗為豐富；A 除了提供本研究諸多文化省思的要點，同時也深切感受到參與本研
究，有助於提升個人權威教養生命經驗與治療理念的連結。
(二) 受訪者 B
B 為某社區機構的專職諮商師，並且兼任該機構的社工業務。目前約有一半 的工作量在從事遊戲治療實務工作，雖然沒有特定的案主限制，但是經常可接觸 到家暴與性侵害的受害兒童案主；此外，B 也曾從事與遊戲治療有關的研究與翻 譯工作。在個人的生命經驗裡，B 成長於母親高度的權威教養下；有關多元文化 諮商方面，B 在國外求學時曾經修習多元文化諮商課程；從事遊戲治療初期雖然 殊少有文化考量，但是隨著在台灣實務工作的經驗增加、以及參與本研究過程的 引發，對本研究議題的文化敏感度有顯著提升，並且為本研究提供豐富的文化省 思歷程之訊息。
(三) 受訪者 C
C 目前在醫療機構擔任心理師，遊戲治療是 C 在協助兒童案主的方式之一，
基於工作時間與負荷、兒童就診的方便考量，C 通常將遊戲治療安排在寒暑假，
接案的對象並沒有特定性。C 從小成長於父母寬鬆管教、自我獨立的環境，因此 C 的教養觀點頗能與西方現代教養接軌；在美國求學時，多元文化諮商被列為必 修課程；在目前的實務工作上，基於醫療訓練的背景、以及對於學派的認同，C 強調治療理念的普同性與問題解決取向的策略，因此在治療理念與介入策略上並 不主張文化差異的考量與調整。
(四) 受訪者 D
D 目前為小學輔導人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兒童遊戲治療、教師與家長諮詢。
接案對象主要源自校內同仁的轉介，因此案主主訴多樣化；由於小學生在學校就 學時間長達六年，因此 D 頗能善用階段性治療目標的規劃與追蹤的功能。雖然 D 沒有修習多元文化諮商專題的課程，但是由於從小成長於典型客家家庭，不僅對 於權威教養有豐富的體驗與省思，在諮商專業的發展過程中，對自我與人我關係 中的權威／順從模式也非常的關注。參與本研究的過程中，也激發 D 進一步思 索、整理出台灣遊戲治療所宜有的文化考量要點。
(五) 受訪者 E
E 是在進修博士課程之後，才開始學習並從事遊戲治療工作。從成人諮商轉 到兒童遊戲治療的原委，除了觀察到介入最有效的兒童階段反而分配到最少的資 源，促其想要投入兒童諮商的領域，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 E 從小到大，在權威 教養的氣氛下，總是習慣自我抑制，爾後諮商專業訓練使其獨立自我的特質慢慢 發展，為了讓自己鬆弛個性上的嚴謹性、更具彈性，遊戲治療的遊戲要素剛好符 合 E 的專業發展需求。E 曾經修習多元文化諮商課程，也看重台灣遊戲治療文化 考量與調整；透過本研究的互動，也引發 E 對文化考量的進一步省思。
(六) 受訪者 F
F 目前為小學輔導人員，兒童遊戲治療為其主要的工作內容。接案對象主要 源自學校老師的轉介，因此案主主訴頗為多樣化。F 雖然沒有修習多元文化諮商 專題的課程，但是在修課過程中卻不乏接觸、討論的機會。在生命經驗裡，F 從 小就在母親的權威教養下成長；但是在伴侶關係與專業學習過程中體驗到「自我 關注」之後，轉而認同遊戲治療的教養理念，不僅在自己教養子女過程中力行以 子女為本位的教養理念，並且從遊療實務的回饋中，確認治療理念與技術的普同 性，因此並不主張多元文化諮商的觀點。
(七) 受訪者 G
G 在擔任小學輔導人員期間，因為工作需要開始學習遊戲治療，爾後在社福 機構與醫療體系擔任心理師，這兩個機構的遊療案主主訴分別為家暴與過動兒。
G 從小到大就是深受權威教養之苦，大學學習諮商過程中不斷參與團體，才使得 內在自我獲得滋養而茁壯；雖然幼年的權威教養之成長經驗構成 G 學習遊戲的 挑戰，但也使其敏感於台灣案主的「自我關注」之需求，因而在治療理念與案主 家長價值需求之間尋找折衷、雙贏的策略。G 曾修習多元文化諮商課程，看重 要台灣遊戲治療文化考量與調整，參與本研究之前，認為自己的觀點已經相當西 化，但是透過本研究的參與，也思索出具有啟發性的觀念。
(八) 受訪者 H
H 目前在大專院校擔任教職，當年為了克服兒童案主的專業瓶頸，於是將遊 戲治療做為博士進修的重點之一。H 成長於傳統客家家庭，具有豐富的權威教養 之體驗與省思。H 雖然沒有修習多元文化諮商專題的課程，但是在修課過程中卻 對此議題有豐富的討論，並曾有此議題的出版品。不管是實務與研究，H 都相當 注重多元文化的觀點，雖然認為對台灣兒童案主實施遊戲治療比較不需要文化考 量，但是在家長介入則須有適當文化調整策略。透過本研究的對話，也提供 H
H 目前在大專院校擔任教職，當年為了克服兒童案主的專業瓶頸，於是將遊 戲治療做為博士進修的重點之一。H 成長於傳統客家家庭，具有豐富的權威教養 之體驗與省思。H 雖然沒有修習多元文化諮商專題的課程，但是在修課過程中卻 對此議題有豐富的討論，並曾有此議題的出版品。不管是實務與研究，H 都相當 注重多元文化的觀點，雖然認為對台灣兒童案主實施遊戲治療比較不需要文化考 量，但是在家長介入則須有適當文化調整策略。透過本研究的對話，也提供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