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研究者

一、背景：對兒童與文化議題的關注

研究者畢業於師專普通科輔導組、師院初教系輔導組、台灣師大心輔所諮商組碩士，目前是台灣師大心輔所諮商心理學組博士候選人。曾在國小服務五年，

期間皆在輔導室協助輔導學生；其中有兩年擔任輔導室組長，因此對兒童輔導工作頗為熟悉。在為人父母、教養子女之後，研究者對兒童的關心更是積極；由於主修諮商心理學，因此在博士進修階段，就將遊戲治療列為進修重點之一。為了增加兒童遊戲治療的專業素養，在理論方面研究者除了修習遊戲治療專題研究、

資格考的自選科目也是遊戲治療﹔在實務方面，研究者修習諮商課程實習

（practicum）時，在督導的指導下，曾返回國小進行一年的遊戲治療實務工作﹔

在駐地實習階段（internship），則到有兒童心智科的醫院實習，學習與精神科醫師、社工師、職能治療師、護理師等助人團隊之共事模式。研究者深刻地體驗到遊戲不但可以評估孩子的身心發展狀態，更可以成為與兒童溝通的絕佳媒介。研究者也積極地把遊戲治療的學習心得整理寫成專論，目前已經在諮商期刊發表四篇兒童諮商的論述。

研究者對於文化議題的關注，在碩士班期間就有跡可循了。研究者的碩士論文就是嘗試建構適合台灣本土情境的親職諮詢歷程模式。到了博士班修業期間，

除了繼續選修多元文化諮商專題研究，也積極參與多元文化諮商有關的進修機會，例如 2004 年的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cultural Research；2005 年的第一屆本土心理療癒研究研習營──臨床與諮商心理的開展；2005 年的第五屆本土心理學研習營；2005 年的當西方遇到東方──台美生涯諮商經驗之交流與對話；2006 華人本土心理學研究的進展；2006 台灣心理治療與心理衛生年度聯合會：在不確定的年代──多元文化下信任關係的建立；2007 多元文化取向諮商實務工作坊；2007 遊戲治療本土經驗研討會；2007 非主流家庭之遊戲治療工作坊；2008 台灣遊戲治療年會主題論壇（我所看見與想見的遊戲治療在台灣）以及相關的講座等。

二、對於權威教養的觀點與立場

基本上，研究者就是在典型的華人權威教養環境裡成長；回首前塵，對童年的自我印象是壓抑、極欲掙脫的。記得小時候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趕緊長大，

就可以像高中生、大學生般有成熟、自由的自主權。這樣的心願其實反映出研究者早年對不受拘束的遊戲、玩樂之渴望；母親曾經給研究者的幼年一個評語：「很愛玩！」但研究者不以為然的說：「但是我覺得總是處處被限制，不准玩！至少玩得比別人少。」但母親仍可細數出研究者童年玩的事蹟：打球、跳橡皮筋、打

彈珠、甩陀螺、尪仔標、跳房子、養寵物……。顯然，對年幼時的研究者而言，

「玩」似乎是一種永遠無法滿足的需求和渴望﹔在母親嚴厲的教養與沉重家務的要求下，使得研究者從小就立定「志向」：以後一定要讓自己的孩子玩得夠。基本上，這也設定了研究者對於華人權威教養最早的一個反省基調。

但是當角色轉換之後，研究者的內心也出現了矛盾的狀態。隨著年歲漸長，

研究者扮演的角色隨之增加，終日周旋在進修、工作、親職等負擔沉重的角色之間，時間運用越來越緊繃；為了讓自己遊刃有餘，凡事就得要汲汲於效率與責任的考量，難以鬆懈﹔加上學術與專業的訓練，研究者嚴謹理性的一面越來越突顯。雖然牢記自己的「志向」，育兒之後家裡都會佈置一間遊戲室﹔但是研究者不但沒有跟孩子玩，還發現自己越來越像自己母親，處處用權威角色來規範孩子，經常提醒他們要有時間感、該做什麼事情；當孩子在師長親友面前失態時，

研究者也會「界線」不清楚地自責、感到丟臉！捫心而論，研究者經常覺得自己像糾察隊！這讓研究者覺察到一個事實：在教養實務上，研究者仍然會採取自己所熟悉的傳統華人權威教養方式。這也讓研究者重新省思：當年的「志向」還要繼續維持嗎？捫心而論，研究者一直到完成本研究之前，對這個問題還是採取「存而不論」的態度──其實心中早已經有多組答案，只是還在琢磨哪一組答案最貼近內心的真實的感受。

三、遊療理念的雙元文化觀點立場

專業的學習與實務的歷練使研究者認為遊戲治療宜有文化的考量。研究者認同陳秉華（2001）協調自我的觀點，認為在台灣目前雙元文化的脈絡下，治療師宜有意識地在治療介入時協助案主平衡個人關注與權威關注的需求，使案主在滿足自我需要與目標時，也能顧及自己在親子互動關係中的角色、責任和義務，滿足權威教養者的價值需求﹔養成案主在自己與權威教養者之間動態平衡的心理社會能力，兼顧自我與維持親子雙贏的目標，並且符應外界現實環境的雙元文化脈絡，獲得較佳的適應。為了朝向這個方向發展，研究者分別從專業學習、實務工作來實踐：

首先，在專業學習方面，近幾年來研究者透過督導、修課、諮商、自我對話等歷程，深深體會到：當自己的生命經驗與某個理論模式的要義相同時，該模式的精髓才容易在實務中實踐。反之，如果有所差異，則個人的信念對治療歷程的影響性，往往遠超過理論。因此研究者在建構個人遊戲治療理論的過程中，就越來越注重個人經驗與理論的結合。在修習多元文化諮商專題研究的課程之後，研究者理解到生命經驗與信念深深受到文化的影響與雕塑，於是開始留意到文化脈絡與治療理論內涵的比對，並且為自己多年來學習諮商與遊戲治療的諸多瓶頸找到解答：由於研究者成長於 1970 年代台灣中南部時空背景下，經歷過頗為典型

的傳統權威教養經驗，並且培育出傳統華人文化內涵的人格特質與世界觀的視野，致使研究者在學習富含個人主義色彩的遊戲治療時，經歷了不少迷惘、自貶、

衝突、撕裂、困惑、自傲、與調適的過程。所幸這種學習西方助人專業的內在衝突，隨著不斷省思價值認同、測試治療理念及其背後的價值觀的適用性而逐漸化解，也讓自己在生活中實踐不少諮商專業的理念。

其次，在實務工作上，研究者也感受到有文化調整的需要。雖然，隨著專業的學習過程，研究者內化西方個人主義觀點；但是此後想將所學的西方遊戲治療理念用來服務具有華人傳統文化特徵的台灣兒童案主時，卻又面臨一次衝突與調適的歷程。這可分成兩個層面來看，其一，儘管兒童案主的自我得以獲得滋長，

但是返家時仍得自我壓抑於家長的權威教養之下，無法有足夠的「自我關注」之時間與空間。這令研究者開始思考：儘管在遊戲治療的氣氛與互動底下，有助於案主的自我整理、穩定情緒，但是期待案主能與權威教養者有對等直接溝通的機會、掙脫權威者的決定、突破學業成就取向的束縛、嘗試做出自己的決定與自我負責，似乎頗有難度──除非教養者也能夠配合。其二，對於深受傳統華人文化影響、習於採取權威教養者的案主父母而言，期待他們轉換立場，從家長本位位移到子女本位的互動態度並不容易；研究者也感受到這其中所牽扯到的價值衝突與對立，需要探索新的出路才容易解套。事實上，研究者也常自我反省：我為案主及其家長設定的治療目標，我自己做得到嗎？如果做不到，為何要如此期待案主及其家長？如果做得到，是因為我擁有哪些優勢的資源與條件？這讓研究者理解到不宜將源自西方的觀點，強加在深受傳統華人文化影響的權威教養者身上。

那麼要怎麼做，才能尊重這些案主及其家長既有的價值觀、又能倡導兒童本位的教養觀點？

雖然上述幾個問題可以用「個人議題」、「專業素養不足」、「治療師與家長兩者的角色不可混為一談」等觀點來論定，並且指出加強實踐專業素養的可行方向。但是此處研究者更想彰顯的是：從多元文化諮商觀點來看，這些問題理應有文化的意涵存在，並不僅是個人性的議題，而是台灣遊療師需要面對的專業議題。

四、資料蒐集的方向

究竟華人權威教養的成長經驗，對於台灣遊療師在學習治療理念的過程有何影響？對於實踐專業理念有何意義與方向的引導？研究者立基於雙元文化觀點，帶著心中的困惑踏上本研究歷程，並且展開資料蒐集的程序：一方面積極尋求督導，以提昇對西方理論的體驗﹔一方面探索華人權威教養文化與西方文化的異同，並且嘗試在自己的生命經驗、案主思維脈絡、以及西方治療理念等三者之間開始作整理與比對的工作。當研究者在這個思緒中浸泡一陣子後，不僅對其他台灣遊療師的狀態感到好奇，也試圖從其先行者經驗中找到得以借鏡之處，或者

覓得其中的意義。此時，研究者心中浮現了一些問題：如果這些議題是文化因素所造成，那麼台灣的遊療師可能仍然受到某種程度的華人權威教養之影響，在內化個人主義思維的治療理念時，勢必會有一番的心理衝突與整合歷程；亦即台灣

在文檔中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遊療師的生命轉換經驗及其在專業實踐之文化考量 (頁 79-83)

貳、 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