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將闡述建構主義的基本立場、歷史淵源、以及科學哲學的主張。
一、 建構主義研究的基本立場
從本體論的相對主義觀點來看，建構主義主張多元真實。因此，與實證主義 或後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相較，建構主義典範的研究有兩個重要的特性：其一是 強調 idiographic，強調個人的內在深層意涵，其源自希臘文的 idios，意指應用在 個人層次；該研究取向聚焦在深入理解個人，強調將每個人視為獨特的、複雜的 整體，在研究報告的體例上採取深度豐富的描述與文本的引用。與之相對的是
（後）實證主義所強調的 nomothetic，強調普遍性的研究取向，其源自希臘文的 nomos，意指應用在普遍的一般人、一般模式（pattern）或共通的法則或陳述；
該研究取向聚焦於揭露一般行為的模式，將研究目標設定在現象的預測和解釋，
研究報告採取客觀、不涉入個人情感的呈現方式（Hood & Johnson, 1997）。其二，
建構主義強調主位式（emic）的研究取向，emic 指特定性的語言(phonemic)，與
其相對的為客位式（etic）的研究取向，etic 原指一般性的語言(phonetic)﹔此二 者源自溝通的概念，旨在探討語言的規則，目前常被引用在多元文化諮商領域
（Pedersen, 1999）；etic 指涉的是普遍性的規則和行為，其具有跨越國家和文化 的特性，適用於全體人類，例如「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因此必然產生群居與互 動的現象」。emic 指涉某些個體或社會文化獨特具有的行為或構念，並無概推 性，例如「傳統華人兒童被期待養成順從性高、自我情感抑制的行為模式」。
二、 建構主義的淵源
建構主義的淵源可從哲學與心理學的層次來探討。Ponterotto（2005a）曾經 從哲學的角度來追溯，認為建構主義涵括 Kant 與 Dilthey 的思想；吳芝儀（2000）
從心理建構的角度來探究，則建構理論可從個人建構與社會建構的觀點來理解。
Ponterotto（2005a）認為建構主義可追溯自 Kant (1881/1966)的純粹理性的批 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書的概念。Kant 認為人類的概念不只源自感官事 件，還包括隨此事件而來印象和感受，而且人類所聲稱的事物本質是無法獨立於 認知者的內在歷程。Kant 的觀點可謂是建構主義核心概念的先驅，其認為：客 觀現實與經驗者（其經驗到現實的歷程、並將之命名）是無法分割的──套用在 本研究的情境，意指事件的經驗和受訪者是無法分割的，這也意味著實在（reality）
是由受訪者建構出來的。此外，Dilthey (1894/1977)也是建構論的重要貢獻者，
其受到康德學派的影響，反對笛卡爾對簡約和客觀的強調。Dilthey 曾做一個區 分：強調實證主義的自然科學目的是想要作出科學性的解釋，但是強調建構主義 的人類科學目標卻是想要理解社會現象的意義。Dilthey 認為生活經驗是發生在 某種歷史社會的現實中，雖然這些生活經驗可能無法隨時被意識覺察，但是可以 被帶到意識層次。因此生活經驗是能夠以質性研究的設計來進行探索。
吳芝儀（2000）認為目前社會科學研究所討論的建構主義，雖然都強調個人 在接觸事件時扮演主動建構者的角色，但是基於論述焦點的差異而有建構論
（constructivism）與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之別；前者包括 Kelly(1955) 的個人建構論與 Piaget 的認知建構論，二氏的觀點均認為個人以其獨特的觀點、
思考、求知的方式（如框架、基模、鏡片、心智組型等）來組織、詮釋、建構其 經驗，並且藉此產生個人人格與認知的發展歷程。另外，社會建構觀點可分兩個 層面來看，其一是由 Lev Vogotsky(1962)倡導、屬於微觀層面的「社會文化建構 論」（socialcultural constructivism），其認為知識的建構是在社會文化情境中，
透過人際互動所產生的，因此個人與社會情境脈絡之間具有辯證性的關係，在此 過程中，個體的認知發展是藉由文化工具（語言）進行主動知性交流的產物。至 於另一個屬於鉅觀的社會建構論的先驅中，Durkheim（1893/1984）則注意到特 定社會中的成員在思考上會有共通的類別與規範，因而衍生出特定社會文化的傳
統、習俗和信念。而 Mannheim（1956）承襲 Hegel 和 Marx 的理論，主張人類 心智無法獨力於社會運作之外；在社會歷程中，個人主觀意義外化成社會產物，
社會產物亦內化成個人主觀，兩者交織相容成一個整體。Fleck（1935/1979）也 發現同一知識社群的學者有較接近的觀點，並透過論文發表的交流來強化彼此集 體性的思想（引自吳芝儀，2000）。從這些學者的觀點來看，恰可確切且扎實的 支持本研究的立場：雖然人類本質有其共同之處，但是不同文化脈絡下有其不同 的價值規範與人際互動模式，因此某個文化背景的治療師應該會有其特殊的生命 經驗。基於文化的差異，探索台灣遊戲治療師學習與實踐專業的特殊經驗，有其 必要性與價值存在。
三、 建構主義的科學哲學主張與本研究的立場
欲理解建構主義的內涵，宜分別從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價值觀、用詞 結構等層面來探究，以下嘗試分別描述，並且同時闡述本研究在這些層面的遵循 與因應之道（Guba & Lincoln, 1994；Guba & Lincoln, 2005；Lincoln & Guba, 2000）：
首先，在探討現實與存有（being）本質的本體論方面，建構主義持相對主 義，主張實在（reality）是多元、主觀的、可理解的、會受情境脈絡影響，知者
（knower）是透過主動性與互動性的方式與被知者（the knowed）進行連結。建 構主義這種強調感知觀點的科學觀點（perceived view of science），顯然不同於 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接受性觀點（received view of science）之立場；前者相 信可理解現實的知識累積，後者傾向序列地進行機率的驗證或證偽(Annells, 1996)。因此，本研究根據建構主義本體論觀點衍生出來的研究立場，就特別重 視意義的理解和詮釋﹔為了能夠深化對於受訪者經驗的理解和詮釋，研究者從幾 個層面來加強：其一，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來提高資料的濃度，並且在文本分析過 程中，不斷與協同分析者、指導教授、同儕進行對話、辨證，使能確切理解受訪 者的各個面向。其二，納入受訪者所置身的情境脈絡因素一起考量，例如，在探 討受訪者對於治療理念的實踐時，納入個人的經驗和概念、社會環境做為詮釋的 背景。惟，高度的理解與詮釋的目的並非找到單一的實在，因為在研究過程中，
有受訪者、研究者、指導教授、協同分析者、以及相關的情境脈絡因素參與其中，
不同的個體本來就可能會有不同的詮釋，因此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要追求唯一的實 在，也不需要使用外界的標準來證實研究結果﹔因為研究的嚴謹度仍可從厚實的 深描（thick description）來判斷（Polkinghorne, 2005）。
其次，在探討知識（knowledge）的研究、取得、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等 方面，建構在認識論上主張：實在是透過社會建構而成的。認為研究者和受訪者 的關係是相互交流的、主觀的，兩者之間動態的互動過程是掌握、描述受訪者生
活經驗的核心要素。在建構主義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和受訪者的關係是親近密切 的──但是從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研究關係，會有糾纏不清
（enmeshed）、偏見（bias）的疑慮。相對的，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典範所崇 尚的實驗室式、簡約的研究取向，則被建構主義典範視為無法達到／不合理的研 究設計、甚至可能會扭曲複雜的人類生活經驗。本研究認同建構主義的知識論觀 點，因此在方法學設計上就特別強調研究者和受訪者的緊密互動，例如：在研究 過程中，研究者在訪談之前就已經投入大量時間浸泡在台灣的遊戲治療的實務工 作（本研究受訪者所置身的田野），與受訪者的互動也採取每次 2~4 小時的深度 訪談。研究者從事這些研究活動的假設，是相信透過密集的互動和對話，研究者 和受訪者不僅可以對自己生活經驗中所隱藏的意義，獲得深度的覺察和理解，同 時也會因此而產生一些改變，（Fassinger, 2005）。但是為了盡量降低糾纏不清與 偏見的疑慮，研究者在資料蒐集與分析過程中就邀請協同分析者全程參與，並且 定期接受指導教授的督導，期待透過多元對話將不利的因素儘量降低。
再者，建構主義認為研究者的價值觀和生活經驗無法在研究歷程中被剝離出 來﹔因此，研究者必須檢視、描述自己的價值觀，並且將其「括弧」（bracket）
起來，而不是企圖將之排除。由於建構主義主張研究者必須透過緊密、長期的人 際互動與受訪者對話，俾使其生活經驗得以表達和建構；故而研究者和受訪者在 互動過程中，勢必會涉入本身的價值觀和偏誤（Polkinghorne, 2005）。為了處理 這個議題，本研究在實務的操作上，研究者平日就會透過生活事件對自己的價值 觀進行覺察、省思的工作，思索自己受到哪些傳統華人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舉例 來說，研究者自幼成長於權威階層化的家庭與教育環境中，因此明顯承襲權威順 從模式的人際互動；但是在學習了西方個人主義所強調「以兒童為中心」的治療 理念之後，使得自己具有雙元文化的對立體驗與調適的經驗﹔因此在研究過程 中，研究者就得要將這些個人性的經驗與價值「括弧」起來，避免投射在資料蒐 集與分析過程中，而以受訪者的經驗作為探究的重心。此外，建構主義既然強調 實在是透過彼此對話的過程共構出來，因此研究者在訪談的脈絡中，都會適時提 出先前的體驗／觀察、既有的研究結果與受訪者彼此澄清、辨證，促使訪談內容
起來，而不是企圖將之排除。由於建構主義主張研究者必須透過緊密、長期的人 際互動與受訪者對話，俾使其生活經驗得以表達和建構；故而研究者和受訪者在 互動過程中，勢必會涉入本身的價值觀和偏誤（Polkinghorne, 2005）。為了處理 這個議題，本研究在實務的操作上，研究者平日就會透過生活事件對自己的價值 觀進行覺察、省思的工作，思索自己受到哪些傳統華人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舉例 來說，研究者自幼成長於權威階層化的家庭與教育環境中，因此明顯承襲權威順 從模式的人際互動；但是在學習了西方個人主義所強調「以兒童為中心」的治療 理念之後，使得自己具有雙元文化的對立體驗與調適的經驗﹔因此在研究過程 中，研究者就得要將這些個人性的經驗與價值「括弧」起來，避免投射在資料蒐 集與分析過程中，而以受訪者的經驗作為探究的重心。此外，建構主義既然強調 實在是透過彼此對話的過程共構出來，因此研究者在訪談的脈絡中，都會適時提 出先前的體驗／觀察、既有的研究結果與受訪者彼此澄清、辨證，促使訪談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