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遊戲治療中的家長工作

本章第一節曾提到，在Leblanc & Ritchie (1999，2001)對遊戲治療效果的後設分析中，家長介入是二個最顯著的療效因子之一。因此，為了提升遊戲治療的成效，自然不宜忽略家長的因素，以下嘗試先整理遊戲治療中的家長工作的概念、方式與功能，然後再探討華人家長介入時宜有的文化考量。

(一) 家長介入的基本概念

遊戲治療的療效因素不僅仰賴兒童與遊療師的治療關係，也仰賴家長與遊療師的合作、同盟關係（邱獻輝、林家興，2006﹔Crane, 2001﹔Leblanc & Ritchie,

1999，2001﹔O’Connor, 2000）。主要是因為兒童遊戲治療與成人諮商有一個明顯的差異，就是兒童尚缺乏獨立能力、仰賴家長照護，因此治療介入時需要協助家長認識遊戲治療，經過家長／監護人的同意、替孩子安排時段、付費（Landreth, 2002）﹔因此梁培勇（2006a﹔2006b）認為家長在遊戲治療過程扮演了雙重角色：

其一是共同案主，由於案主的求助議題常與家長的教養方式、家庭狀況有關聯，

因此家長也是遊療師要改變的對象。其二是共同治療師，由於家長有較長時間與兒童相處，並且負有教養責任，因此家長除了提供評估資料之外，也可透過親職教育／諮詢，認識案主的身心發展狀態、學習具有療效的親子互動方式，成為家中的治療者。反之，若遊療師與家長的同盟關係沒有建立好，使家長因為子女適應問題而自我責備、牽扯面子議題時，可能促使家長不願參與治療過程（Yeh, 2001），徒增遊戲治療的困境和阻力。但是，只要能夠與家長建立合作、同盟關係時，尤其當遊療師能夠深層同理家長的教養困擾和需求，讓家長感受到被理解、並且認同遊療師的專業能力時，則遊療師更可藉此發揮專家的影響力（邱獻輝，2002）。

遊療師與家長建立同盟關係的具體做法，可從兩個層次來進行，包括初始晤談與例行性的晤談：首先是治療初始的評估、以及協助父母認識遊戲治療

（Landreth, 2002﹔Perry & Landreth, 1991）。因為遊療師如果想合法取得監護人的同意，就必須實踐知後同意與保密原則的說明，這不但是倫理考量，也是建立合作關係的有效技巧﹔一般在初始評估晤談後，如果遊療師認為遊戲治療對兒童具有實質效益，就會協助父母認識遊戲治療，重點包括遊戲治療的時間、次數、

治療原理、治療過程可能發生的情況、與家長互動的時間安排、家長如何因應兒童對遊戲治療所表達的困惑，並且帶著家長參觀遊戲室，並鼓勵家長探詢有困惑之處。

其次，在治療過程與家長建立例行性的晤談。隨著遊戲治療的進展，只要家長的參與度高、覺察性够，就能夠看到家長對子女問題的影響性，並且會有較高的改變意願（例如邱獻輝、林家興，2006﹔O’Connor, 2000﹔Crane, 2001）。例行的晤談至少有以下幾個功能：其一，資訊的交換：隨著治療的開展，也需要從家長蒐集案主相關資料，以利治療進展的評估與概念化。其二治療性的宣洩：許多家長將孩子送來接受遊戲治療時，往往都已經相當地挫折、罪惡感、生氣、或羞愧，因此遊療師可藉此處理家長的情緒反應，當家長對自己比較滿意、較少焦慮，

就比較能用正向態度來回應孩子（邱獻輝、林家興，2006），但是家長本身若患有精神疾病或適應困擾已經影響教養功能，則建議轉介成人心理諮商。其三，親職教育與諮詢：當家長缺乏適當的教養概念，可以有系統的教導家長教養理念和技巧，透過普遍性之認知訊息的提供，協助家長採取正向積極的教養觀念和行為，營造具有成長氣氛的教養環境，再搭配遊戲治療的進行，以期產生相互交乘的治療效果。惟，家長不一定有時間、也不一定有意願長期參與親職教育，因此

也可以聚焦在家長的教養需求，以問題解決取向的親職諮詢來介入（邱獻輝，

2002﹔邱獻輝、林家興，2006）。

此外，家長的介入也可透過親子遊戲治療來進行，亦即運用小團體的型式訓練家長學習遊戲治療的概念與技巧，使其在家扮演治療者角色進行固定的遊戲治療單元﹔相關研究顯示此法不僅具有親職教育的功能，也具有親子諮商的內涵，

可以有效改善親子關係（林美珠、林美珠，2001﹔Leblanc & Ritchie, 1999；2001）。但是當兒童淪為雙親婚姻、婆媳、或其他家庭成員衝突的工具，成為代罪羔羊時，

則宜適時結合家族治療﹔但此時療效的變數會增加，複雜度也會提高，遊療師必須清楚自己的立場和工作的焦點，必要時應邀請其他家族治療師共同協助。最後，對於社經地位低或家暴個案的家長，當其生理與安全需求自顧不暇時，難以專注兒童的心理需求，也應轉介社工或社福單位，尋求法律與經濟的扶助。

(二) 華人家長介入的文化考量

誠如本章第三節的文獻整理結果，華人家長的教養方式與親子互動不僅有其文化的特殊性，而且其背後的價值觀在某種程度上與現代西方的觀點是悖離或衝突的﹔因此，在遊戲治療過程中的華人家長介入工作就有文化考量的必要性。這樣的觀點也引發專家、學者和助人工作學習者的共鳴，例如Zhang (1994)曾分享初學助人工作時的文化差異覺察與省思，其發現在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點上，

當子女過度承擔家庭問題、父母失功能時，介入的立場是劃清親子界線、協助案主追求自己的福祉與權益﹔但是Zhang 從自己華人文化的成長經驗來看，這樣的介入角度很可能造成價值衝突，因為傳統華人文化講求子女對父母的順從不僅在角色責任上有其社會規範存在，在情感上也有回饋的道義，因此與其改變子女（案主），不如改變家長（權威者），協助家長覺察自己對子女的不利影響﹔倘若不容易直接與父母接觸，則甚至可找尋求叔伯、親近友人等長輩出面，或者與這些人共謀解決之道。為了得要顧全照顧者的「顏面」，採取間接、細膩的方式是有其必要的，尤其面對案主長輩時更應如此（Zhang, 1994）。同樣的，有些華人學者在美國接受深造時，由於當時訓練環境相當注重文化的差異的考量，因此返回台灣之後，在華人文化圈採取母語進行遊戲治療並沒有花費太大力氣進行調整，

但是在遊戲治療過程中的父母諮詢內容與態度的期待上，還是感受到需要有文化的顧慮（例如高淑貞，2005b）。

接下來研究者嘗試就所蒐集到的文獻做一整理，歸納出幾點華人家長介入時的考量與可以採用的策略。首先，在傳統華人文化中，由於家族主義、一體感是一種相當基礎的人我關係模式，因此親子關係可能會比西方更黏膩、家長對子女的影響力也較強烈（楊國樞，2002a；2004），不管任何家庭成員有所需要時，家庭總能扮演最強而有力的支援與後盾；同時父母也會在親子互動上，根據兒童的

成長需求，無怨的犧牲自己來成就子女﹔相對的，如果沒有取得家長的認同與參與，基於華人家族主義下的家庭封閉性與家長權威的突顯，可能對案主的介入更形困難（陳秉華、游淑瑜，2001）﹔因此，在華人兒童遊戲治療過程中，協助家長參與、促使家長配合進行教養方式與相關家庭氣氛的改變，對遊戲治療的療效貢獻可能會更大。所以不管從實務或理論層面來看，將家長納入遊戲治療的過程，除了具有前述所提的一般遊戲治療理論之基礎，更有華人權威教養文化的意涵與效能在其中。

其次，尊重華人家庭的價值觀。當華人遊療師認同源自西方的遊戲治療理念後，應該覺察到這一套治療理念背後的價值體系，可能與台灣案主或家長的傳統華人價值觀有所衝突。諸多的文獻都主張華人／華裔在治療情境裡具有特殊的文化價值需求（例如Tang, 1997；Sue & Sue, 2003），因此在治療過程中應有基本的敏感與覺察、甚至治療上的考量。在一項調查美國學校諮商師的研究中，這些受訪者認為亞裔（包含華裔）學生最常求助的是學業議題，其次是家庭議題，再其次則是社會議題；這樣的結果反應出亞裔文化對於學業成就取向、家庭連結、相依自我、人際和諧的價值觀點與需求（Yeh, 2001）；一旦這幾個目標無法達成，

就會引發面子、家庭和諧的困擾（Hess, Chang, & McDevitt, 1987﹔Kao, 2005），

進而引發兒童的適應問題與教養困境。

因此在遊戲治療過程中，面對具有華人權威教養色彩的家長，遊療師應從華人傳統的權威教養內涵、及其背後的價值觀出發，尊重照顧者對親職責任的認同，然後邀請家長以學習的態度，重新審視自己的親子互動對兒童適應困擾的影響，並且思索有利於子女成長與發展的親子關係﹔讓家長在探索社會的變遷、價值觀的轉移時，重新找到自身親職角色的定位。而不是直接從西方現代教養觀點，例如Baumrind、Maccoby & Martin 等學者所稱的威信型、民主權威等教養觀點來批判貶抑華人父母的權威教養，因為這將會忽略案主家長其背後豐厚動人的情感、以及面子、和諧、學業成就取向、關係主義、家族主義、孝道等價值體系的特殊性，除了有違倫理之虞，可能也不容易建立合作、同盟的關係。

再者，保密的專業倫理考量。目前源自西方有關保密的倫理觀點裡，一般咸認除了自殺／自傷、傷人、或有違法律規範等之外，除非經過案主的同意，否則應予以保密；但是這在家庭一體感強烈的華人社群中，父母往往期待能夠知悉案

在文檔中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遊療師的生命轉換經驗及其在專業實踐之文化考量 (頁 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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