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上述，台灣社會的變遷已然發生，人格內涵也出現折衷自我的對應性，
突顯文化與人格互為表裡的現象。在理論層次，兩種相對心理特徵並存在一個個 體身上是可能的，例如 Angyal (1951)就提到自主性傾向與融合性傾向的並存，
客體關係理論也論述個體的共生與個體化（Michael, 1996﹔Segal, 1992），容格理 論更是認為個體內具有多種兩兩相對的能量路徑 (Douglas, 1995)。惟，兩股對立 的文化力量如何在個體身上整合？以下試彙整可以詮釋此現象的概念模式。
一、 文化生態互動論的觀點
在楊國樞的文化生態互動論（cultural-ecological interactionism）裡，雖然某 些傳統與現代的價值觀能夠並存，但是有些則可能被置換（楊國樞，2002；Yang, 1996）。首先，楊氏將某一文化所培育的性格特徵根據兩個層面以分類，第一個
層面包括：(1)普同性（general）心理與行為：指古今中外各個社會成員所共同 具有的心理與行為。(2)特殊性（specific）心理與行為：同類社會（例如農業社 會或工商社會）成員所共同具有的心理與行為。(3)獨有性（unique）心理與行為：
某個特定社會文化中所共同具有的心理與行為。第二個層次是根據功能性來區 分：(1)功能性（functional）心理與行為：有助於個體適應生活環境的共同心理 與行為，例如集體取向、個體取向的心理與行為。(2)非功能性（nonfunctional）
心理與行為：無關生活適應之工具性特徵，純屬格調或終極性的心理行為。這兩 個層面彼此交乘，共可產生六類心理與行為﹔當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產生變革，
例如台灣社會從傳統華人社會走向現代華人社會時，具有「功能性」特徵之「特 殊性」、「獨有性」的心理與行為也會產生變遷的現象﹔屬於「普同性」的心理和 行為則具有跨文化的不變性，不會隨著社會現代化而有所變革。至於有關「非功 能性」的心理和行為則會繼續共存在該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
研究者嘗試從楊氏的理論來推測：當形塑華人權威取向之精耕農業、父系傳 承、階序結構等經濟型態與社會結構逐漸消失後，權威取向的功能可能因此縮 減，則權威取向及華人權威教養方式可能隨之式微。反之，當台灣走向現代化時，
個體存在的尊嚴、個人特色的展現、民主輪替與新世代的崛起將逐漸受到重視；
新世代的父母在民主教育風潮的倡導下，將逐漸嘗試對等、對話的教養觀點。
二、 動態建構取向的文化影響觀點
Hong 及其同僚(Hong, 2008；Hong, Levy, & Chiu, 2001；Hong, Morris, Chiu, Benet-Martinez, 2000)針對雙元文化對個體的影響性，提出動態建構取向的理論，
其要義為：文化對個體行為所造成的因果影響性，決定在某個文化的共享知識能 夠被活化（activation）。活化文化特質的原則有三：其一是可取得性（availability）， 指文化中是否具有該成份。例如家族主義的要素如果只存在傳統華人文化中，那 麼就只有華人文化具有家族主義的可取得性，其他文化則否。其二是可接觸性
（accessibility），Hong 等人認為某種文化成份經常普遍存在不同的文化裡，只是 不同文化對該成份的使用頻率不同，造成可接觸性的差異，例如東亞與北美文化 兩者都包含獨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與相互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只是東亞文化比較容易接觸到相互自我的成分，北美文化比較 容易接觸到獨立我的成分。其三是可應用性（applicability），指個體會檢核最具 有可接觸性的心理建構，應用在目前待解決的事件上的有效性﹔Wong & Hong (2005)在激發香港受試者的華人文化特質後，發現只能增加受試者與朋友之間的 合作性，無法增加與陌生人的合作性。顯示個體採用某種文化成份前會有評估過 程，並非自發性的反射動作（Higgins, 1996﹔Hong, 2008﹔Wyer & Srull, 1986）。
文化是一個整體，而非部分的總合，因此只要文化結構的某一個點被激發，
就可以啟動文化內涵的作用與展現。例如，當某個具有華人文化內涵的訊息（例 如具有華人文化意涵的圖片）被呈現時，相交織的華人文化內涵即可激發而啟動
（Chiu & Cheng, 2007﹔Chiu, in press﹔Hong et al., 2000），華人的價值觀（例如 順從權威）也會突顯出來（Fu, Chiu, Morris, & Young, 2007），進而影響個體的 訊息處理策略(Sui, Zhu, & Chiu, 2007)、推論過程(Hong, Chiu, & Kung, 1997)、人 際互動的風格(Wong & Hong, 2005)等，促使相關的想法、情感和行為表現符合 該華人文化的特性﹔相同的，藉由代表美國文化意涵的訊息也有此種活化功能
（Chiu & Cheng, 2007﹔Chiu, in press﹔Hong et al., 2000﹔Hong, 2008）。
對於具有雙元文化體驗的個體而言，其不但具備兩組文化知識的可取得性，
也能夠根據情境的活化過程，在兩者之間切換選擇，進而影響後續的認知判斷與 行為。由於倘若一次有兩個文化訊息一起出現，兩個文化的內涵表徵也會一起被 激發，此時個體就會以「文化」作為架構（schema）來組織自己的注意力、概念 與認知歷程，定義出兩種文化的特徵，聚焦於兩種文化差異，並將文化視為實體
（entity），將某個社群文化內的個體視為同質性、增加對該文化的刻板化印象。
惟，個體並非文化環境的被動接受者，因為運用文化要素作為認知資源、掌握自 我經驗時，個體是具有切換與調整的彈性（Chiu, Morris, Hong, & Menon, 2000﹔
Chiu, in press）。個體切換與調整文化內涵被活化的中介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幾項：
(一) 認知閉鎖的需求
認知閉鎖需求高者不利於整合雙元文化中的各種經驗。Kruglanski 等人發現 認知閉鎖需求高者，比較需要明確、可預期、凍結既有資訊的生活方式，而非多 樣性的選擇；傳統文化剛好可以讓認知閉鎖需求高的個體有規則可循（Kruglanski
& Webster, 1996; Webster & Kruglanski, 1994）。Chiu et al., (2000)的研究除了有相 似的結論，並且發現在時間壓力下，個體的認知閉鎖需求容易升高。此外，認知 閉鎖需求較強的受試者，其多元文化經驗與創造力表現之間的關聯也比較低
（Leung, Maddux, Galinsky, & Chiu, in press）。
(二) 存在需求
存在需求高者也不利於整合雙元文化經驗。Greenberg 等人曾經提出恐懼管 控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認為個體因為生命有限而會有存在焦慮，但 是個體若將自己視為不朽文化的一部分，認同文化中既有的世界觀，即可達到某 種程度的符號性存在（symbolic existence），好像自己也會不朽，即可管控內心 的恐懼（Greenberg, Pyszczynski, Solomon, Rosenblatt, Veeder, Kirkland, 1990﹔
Kashima, Halloran, Yuki, & Kashima, 2004）。因此當傳統與現代文化兩種訊息同時 被活化，又引發個體覺察到生存的有限性，就可能產生排外反應（Chiu & Cheng, 2007﹔Chiu, in press）。同樣的，在探討文化經驗時，常需將兩種有衝突的文化特 質予以整合，因此也常有強烈的情緒反應（Chao Chen, Roisman, & Hong, 2007）。
這些狀況都不利於雙元文化的整合。
(三) 種族本質論的文化觀點
當個體將種族視為生物性的特質意涵，不同的種族因此而有文化的差異時，
將會降低個體在雙元文化之間的切換彈性（Chao et al., 2007﹔Hong, 2008）。一旦 此觀點被活化時，兩種不同的文化將被視為不可相容﹔為了降低徘徊在兩種文化 之間的不確定性，個體很容易回到舊有行為與思考模式與價值體系，強化對當地 原生文化的認同效果（Chiu & Cheng, 2007﹔Chiu, in press；Wan et al., 2007）。
(四) 面對文化交會的的心向
同時激發兩種文化雖然會產生排外反應，但也可能提升創造力，端視個體的 心態而定（Chiu & Cheng, 2007﹔Chiu, in press；Leung et al., in press）。當個體 持文化保護心態時，就會聚焦於兩種文化的差異、著眼於傳統文化的正向特質、
興起保護與認同傳統文化的作為（Fu & Chiu, in press）。反之，當個體持文化學 習心態時，就會對雙元文化經驗進行比對與學習，獲得認知心理學所稱的創造性 概念之拓展（Ward, Patterson, Sifonis, Dodds, & Saunders, 2002），讓看似兩個彼 此不相容的概念加以整合，跳脫傳統框架、提升個體的創造性表現（Chiu & Cheng, 2007﹔Chiu, in press；Leung et al., in press﹔Wan & Chiu, 2002）。
三、 自我態度與價值觀改變的動態歷程
楊國樞（Yang, 1996）認為華人在雙元文化並存的脈絡裡，將會慢慢整合雙 元文化的要素。若是整合過程中兩種文化要素有所衝突，只要個體尚可容忍而不 需處理，就稱為「容忍的混合型」（tolerated mixed type）的處置方式。但是若需 要進一步處置則可分成四型：其一是前進解決型（forward resolution）：指個體放 棄傳統文化、認同現代文化要素，此稱為簡單現代型（simple modern type）﹔但 是事後個體可能又強烈經驗到傳統文化的正向感受，而重新認同傳統文化，放棄 已經認同的現代化文化要素，則稱為次級傳統型（secondary traditional type）。其 二是倒退解決型（backward resolution）：指個體放棄現代文化、認同傳統文化要 素，稱為單純傳統型（simple traditional type）。但是事後又強烈經驗到現代文化 的正向感受，繼而認同現代文化要素，可稱為次級現代型（secondary traditional type）。其三是認知的區隔化（cognitive compartmentalization）：指個體面對會引 發矛盾情感的事務時，採取不同運作法則進行處理，而不需要以一視同仁的態度 為之。例如身處工商業都會區的個體，在競爭與自我發展議題上，就展現個人取 向的特質，教養子女時則採取華人權威教養方式﹔楊氏認為此心理機制在雙元文 化裡頗聚適應功能，研究者認為此心理機轉對華人並不難，因為華人本來就有關 係取向、差序格局、人情與面子的關係法則（楊國樞，2004﹔黃光國，1990﹔費 孝通，1947﹔Ho, 1991、1993）。其四是停滯混合型（suspended mixed type）：個
體長時間反覆嘗試以上三種方式，但是不斷失敗。
四、 華人諮商師的文化反省經驗歷程
本章第二節曾提到：洪莉竹與陳秉華（2003）曾就台灣諮商人員的文化反省 經驗及其對專業發展的影響進行研究﹔將受訪者文化反省經驗分成五個階段：前 期缺乏文化意識、開始期的文化意識階段、初期的全盤接受階段、中期的衝突和
本章第二節曾提到：洪莉竹與陳秉華（2003）曾就台灣諮商人員的文化反省 經驗及其對專業發展的影響進行研究﹔將受訪者文化反省經驗分成五個階段：前 期缺乏文化意識、開始期的文化意識階段、初期的全盤接受階段、中期的衝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