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務研究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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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校務研究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面臨國際化、少子女化、教育機會普及化、新生錄取 率高及公部門經費緊縮的問題，大學院校面臨相當大的衝擊。再者，學生素質、

休學、退學、就業率和就業滿意度的辦學績效，也成為關注的焦點及校際評比的 項目。何希慧（2014）提出「學生入學管理」的理念，其以校務研究的資訊及策 略計劃兩者結合，猶如教育渠道（educational pipeline）的思維，其系統化管理各 式學生流向，舉凡：招生策略、入學安置與輔導、在學表現、畢業成效，以及就 業追蹤與回饋等面向。

除了上述的問題以外，黃淑玲 和 Wolff (2013)也提出高等教育近年來的面 臨的挑戰：財務管理、評鑑、畢業生就業力、大學畢業率、學生學習成效、政府 財政緊縮而減損教育資源、個人教育投資報酬率等。在此些困境下，需要運用相 關的規劃和策略以因應之，並確保校務的永續發展，因而產生校務研究。校務研 究是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決策模式，運用數據資料分析所產生的 資訊，具有實證的作用，而非過去依經驗做論斷或投票表決為基礎的決策。教育 體系在巨量資料的時代中，將產生重大的變革。

2.1.1 校務研究定義

校務研究又可稱為校院研究或機構研究，由於每所大專院校在建校初期，往 往會先經歷設計、規畫和評估等階段，因此校務研究已經具有長遠的背景，然而，

真正受到政府單位及各學校的重視，源自於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的美國。提到 當時因為大學教育雨後春筍般的發展，設立諸多的州立大學，而衍伸出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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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學生學習品質、學校經營與教學績效受到質疑，進而藉由科學化的數據研 究以支持學校做出正確的決策（林靜慧、簡瑋成和許政行，2015; 彭森明，2013）。

常桐善（2015）認為校務研究過去的傳統決策模式，共有四種類型：官僚主 義模式（the bureaucratic model）、學院型模式（the collegial model）、政治型模式

（the political model）、有組織的無政府型模式（the organized anarchies model），

此些模式的缺失在於奠基於理性理論的決策，缺乏決策支持的根據。對於傳統決 策模式而提出的改善方案為：循證決策模式（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

數據驅動決策模式（data driven decision making），改進後的模式是人們對於欲解 決問題的事務進行觀察紀錄、理解並轉換相關的資料，他指出美國的校務研究與 計算機技術、商業智能三者相輔相成，且以大學自我審查的目標研究，作為改變 傳統理性決策模式的基礎。他提出一連串校務研究的決策支持程序：由確定目標 與訊息需求、數據蒐集、資訊挖掘、訊息展示至決策，其中訊息技術結構和商業 智能應用與數據蒐集、資訊挖掘和訊息展示三個項目相互影響（參見圖 2）。

Olsen (2000)提到在過去三十年中，校務研究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提 升且鞏固其地位，此源自高等教育改變的需求、進步的科技、統計技能的發展，

以及政府對於學校的校務報告要求美，國各大學欲運用校務研究所發揮的功效，

以在競爭的高等教育市場環境中得以生存。伴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的進步能夠輔助大學院校改善學生的成就，以及 精進各項校務。校務研究包含了研究、學習結果評估、計畫、校務效率等項目，

而且完成所有內部和外部的報告要求，校務研究對於資料的需求有賴於 IT 維持 系統建設。再者，在一些大學院校中，校務研究者依賴 IT 創造出透明的層級結 構的關係(Glover, 2009)。Alford & Aharonian (2011)認為校務研究是支持組織的計 畫、政策發展和決策制定的一系列活動，例如：策略規劃、評估、預算分析、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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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管理、學術研究調查等項目。

圖 2 校務研究的決策支持程序

資料來源：加州大學常桐善博士演講資料（2015）。

有鑑於上述學者提出的各種定義，本研究認為校務研究是以實證資訊為基礎，

分析關於學校組織的資源與財務、教師、學生、行政人員等事物作為研究的變項，

所產生的一連串資訊，目標為改善學校於學生學習與生活、教師教學與研究、學 校財務與資源的治學績效。

綜觀諸多學者及美國公私立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的組織結構和任務，彭森明

（2013）認為校務研究有別於一般高等教育理論性的研究，提出幾項特質，包含：

研究的目的是為改善和規劃個別學校的各項措施和發展、研究的面向和議題多元 且複雜、研究議題因社會狀況和政府政策而改變、校務研究是學術研究、因議題 的不同而有不同領域的專家參與研究、提供學校決策者完善資訊諮詢服務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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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研究與校務評鑑相關聯、校務研究需要學校高層領導、校務研究單位與學 校各處室應為夥伴關係。

Terenzini (2012)描述校務研究的本質是奠基於三種相互依賴的組織智慧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分別為：第一種，科技和分析的智慧（technical and analytical），包含實質資訊（factual information）、分析和數理技巧（analy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kills），此類型具有兩種形式：技術知識（technical knowledge）、

分析（analytical）。前者包含：熟悉組織資訊（institution’s information）、資料 結構（data structures）、變項名稱和操作化定義（variable names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s）和計數規則（counting rules），此些項目為建構校務主要資料系統的 基礎，像是：進入許可入學許可（admissions）、註冊（registration）、人事（personnel）

系統等；後者則是含括熟悉使用社會科學研究的工具技巧，舉凡：研究設計、樣 本、測量、資料蒐集的變項、規模和指標的發展，以及量化和質化研究方法的兼 容並蓄。

校務研究所奠基的第二種組織智慧是議題智慧（issues intelligence），涉及大 量、程序和過程面向，包括：各類議題的知識，以及中、高階層的行政管理者所 做的決策，像是：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註冊人數設定（enrollment goal setting）、學雜費設定（tuition and fee-setting）、薪資判定和公平議題（salary determination and equity issues）、課程評估（course evaluations）、預算發展和執行

（budget development and execution）、經費支持和校友關係（fund raising and alumni relations），以及教師、員工、財務和設施資源的分配（the allocation of faculty, staff, financial, and facilities resources）；第三，環境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

此類型組織智慧處於金字塔頂端（三項組織智慧的最高階層），但其取決於另外 兩個組織智慧層面的支持，且結合科技和分析的智慧、議題智慧，以及釐清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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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超越校園本身的界線、地方文化的理解、價值和特定組織的 傳統，以讓組織永續發展，包含：理解組織的歷史演變過程、教師和組織文化，

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校園政治結構和規範（campus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codes）、 治理（goverance）、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es）和習俗（customs）

(Terenzini, 2012)。

更進一步探究校務研究的發展，Alford & Aharonian (2011)提出各時期校務研 究的關注焦點大致可分為兩個區塊：第一個區塊，1990年代初期至晚近2000年代，

焦點為「數字和百分比」（numbers and percentages），仰賴標準資料的報告文書；

第二個區塊，始自2000年初期則為「評價和評估」（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University of Michigan）則是將校務研究依照專業化 和制度化兩個面向，進一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

為應對美國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大學生人數遽增的景象，並且有效管理學生事務，

始進行校務研究以訂定相關的政策；第二階段，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中期，校 務研究邁向專業化的層面；第三階段，197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中期，關注的 領域則是側重於學習成果評估（黃曉波，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