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春秋》學在處理「夷夏之防」的議題時，往往將「華夷之大別」指向名 物與典章制度，如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在僖公二十二年《左傳》「初，平王之東遷 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條下注云：「被髮而祭，有象夷狄。」12 以「服飾」等文化表現，論述夷夏之別。
也就是說，傳統《春秋》學在處理華夷問題時，傾向於將華夷論述的性質界定為文 化論述（而非種族論述），因此往往從文化差異來判定「華」與「夷」。
除此之外，在論述「攘夷尊夏」時，也多半帶有「用夏變夷」的期待心理。如 南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序》中即指出，他之所以傳《春秋》，雖出於對當時「夷 狄亂華，莫之遏」的憂慮，但最終目的仍冀求能「用夏變夷」：「雖微辭奧義，或未 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 之志，小有補云。」13傳統《春秋》學這種「用夏變夷」的華夷心態，一方面固然 意味著漢文化的優越性，另一方面，也暗示著傳統《春秋》學在看待華夷論述時，
是將華夷定位為文化論述而非種族論述，承認夷與夏之間「可變」，認為夷夏之間透 過文化行為的變化，而存在著身分更動的可能性。
至於「用夏變夷」的具體內容，據《春秋胡氏傳》來看，則在於文化與制度─
─「禮」。《春秋胡氏傳．大綱》引述二程之說：「《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 禮則夷之。」又引韓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 中國則中國之。」胡安國、韓愈與二程，都以「禮」作為「進於中國」或「夷之」
的關鍵。另外，胡安國在《春秋》隱公二年《經》「秋八月庚辰，公與戎狄盟于唐」
注云：
〈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 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于華夷之 辨矣。中國而夷狄則夷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
12 孔穎達《左傳注疏》（嘉慶二十年阮元刊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頁 247。
13 胡安國《春秋傳．序》（上海涵芬樓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四部叢刊本，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2。
血以約盟，非義矣。14
胡安國以「禮」來作為華夷之間的區隔判準。從以上引文來看，華夷之間的身 分界限並不是固定不可更易的。只要夷狄願意接受漢文化的禮樂制度、同化於漢文 化（亦即「用夏變夷」），那麼，即使是夷狄亦可「膺之」。《春秋胡氏傳》中，類似 這種以禮論華夷、肯定以「禮」來「用夏變夷」的解經之例甚多，如莊公五年，《經》
「秋，郳黎來來朝」條下注云：
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 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廬是也。能修朝禮，故特 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15
強調郳國之黎來能「自進於禮」。
從上述諸例看來，在對於「華夷」論述及華夷身分的性質方面，胡安國是傾向 於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春秋》中的華夷問題，而將之定位在文化身分上，認為彼 此之間可以藉由文化行為的轉化，而更動其「華／夷」身分。
胡安國晚年活躍於湖南湘，潭，與王夫之有同鄉之淵源。雖然胡、王兩人相隔 數代，但王夫之對胡安國《春秋胡氏傳》頗為推重，並在詮釋《春秋》時吸收了某 些《春秋胡氏傳》的論點。胡、王《春秋》學思想相承之處，近人王立新曾作〈胡 文定與王船山的春秋學說〉一文探討王夫之對胡文定《春秋》學之承繼16。王立新 已針對二人之《春秋》學承繼之處加以探討，此處不擬贅述。筆者想要深入析論的，
是胡安國與王夫之《春秋》華夷思想的差異性。胡、王二人的《春秋》學，最主要 的相異點便在於他們對「華夷之辨」的不同定位上。以下將就胡安國與王夫之兩人 對「華夷之辨」的不同意涵，稍加析論。
對於「華夷」論述性質的不同界定，是胡安國與王夫之兩人《春秋》學最大的 差異之處。王夫之與胡《傳》，雖然都重視《春秋》中的「攘夷」問題，但與胡安國 相較，王夫之的「攘夷」之說則更顯極端。在「華夷之辨」的定義上，王夫之的「華
／夷」定義也更接近於民族主義的論點。王夫之《宋論》，曾直陳讀《春秋胡氏傳》
時之憾：
14 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一，隱公二年《經》「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條，頁 5。
15 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七，莊公五年《經》「秋，郳黎來來朝」條，頁 6。
16 見王立新〈胡文定與王船山的春秋學說〉（鵝湖月刊，第 29 卷第 10 期，頁 29～36。）
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是書也，著攘夷尊周之大義，入告高宗，出 傳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恥，起建炎之衰，誠當時之龜鑑矣。顧抑思之，
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諾趨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兩 臂之可攘。師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說經也，於公 子翬之伐鄭、公子慶父之伐于餘邱，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不幸而翬 與慶父終於弒逆，其說伸焉。而考古驗今，人君馭將之道，夫豈然哉？17 王夫之雖然肯定胡安國《春秋胡氏傳》「著攘夷尊周之大義」，但他認為胡安國在說 解《春秋》中攘夷征伐之時，卻往往隱蘊著「兵權不可假人」的「尊王」觀點，因 此王夫之自陳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認為若「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 王夫之主張，「攘夷」是「尊王」的前提，若不先假人兵權以攘夷，則「尊王」亦遑 論。「師之武、臣之力」既為「上所知、上所任」，藉將、臣之力，釋以兵權，以行 攘夷征伐，方為「人君馭將之道」，因此他對《胡氏春秋傳》「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 說」而「有憾」。
王夫之與胡安國對《春秋》「攘夷」與「尊王」、「兵權不可假人」之間態度取捨 的不同，反映出兩人不同的時代背景與思想、政治立場。事實上，任何一種書寫，
其背後都蘊涵著某種立場，看似純粹詮釋的「經注」、「經解」，其實也是一個藉由對 經典的詮釋以展示立場的場域，而詮釋者的思想立場，又往往會被他所處的時代情 境所決定、所影響。因此，歷代的《春秋》詮釋，其實時常反映因歷史背景與學術 背景所導致的立場差異，因而在詮釋時有著不同的側重。《春秋胡氏傳》成書之後，
成為影響南宋、元、明三朝《春秋》學的重要著作，也對王夫之的《春秋》學影響 甚深。王夫之雖對胡安國之說有所承繼，但在《春秋》「華／夷」論述性質的定義上，
卻表現出與胡安國不同的立場。胡安國與王夫之兩人的《春秋》學在「華／夷」問 題上的不同詮釋趨向，恰好反映了這種因歷史背景、立場之異導致不同詮釋側重的 情況。
胡安國《春秋胡氏傳》之所以側重於「尊王」、「宗周」這一面向，很可能是在 宋室南渡之初，宋室偏安於南方的背景下所形成。對南宋初的政治情勢而言，強調 鞏固高宗地位、兵權不可旁落之說，遠比「攘夷」之說更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
「尊王」與「君權不可旁落」成為應該被捍衛的思想價值。蔡哲修〈從「攘夷」到
「尊王」（1127～1142）～「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研究之三〉一文裡，對宋室南渡
17 王夫之《讀通鑑論（《宋論》合刊）》（台北：里仁書局，1985 年），下冊，《宋論》卷十〈高宗〉，
頁 184。
後由攘外轉向安內、收兵權等之過程有詳盡的考證18，他指出南宋初年官方和士大 夫的政治心態，事實上是由「攘夷」逐漸走向「尊王」的過程。在南宋政局整體走 向偏安的情況下，對南宋君臣與士人而言，與其提倡不知是否能有成效的「攘夷」
之論，不如宣揚「尊王」以確立高宗的統治地位，更能為官方所接受。因此胡安國
《春秋胡氏傳》中固然強調「攘夷」，但一旦涉及關於君臣權力問題的文本，他在詮 釋時就不得不維護「兵權不可假人」、君權不可旁落的立場。因此事實上，胡安國的
《春秋傳》與當時的政治社會氛圍有極密切的關係。政治情勢的轉變影響了胡安國 的《春秋》學詮釋，這樣的詮釋也反映出當時南宋官方的政治期待（或他自己的政 治期待）。同時，在「華夷之辨」的問題上，他也傾向於用「用夏變夷」的觀點來處 理華夷之間的文化差異。
除了在涉及與「尊王」意識相關的「攘夷」議題時，王夫之與胡安國的態度有 些許差異之外，在「華夷之辨」論述的性質方面，王夫之與胡安國也明顯有別。誠 如上言，傳統《春秋》學如杜預、韓愈、二程、胡安國等人，都傾向於將華夷之間 的差異，視為一種「禮」或文化上的差異，但王夫之處於中原已全面易主的清初時 期，他在詮釋《春秋》「華夷之辨」議題時，不再如傳統《春秋》學般維持孔子以來
「夷狄入於華夏則華夏之，華夏入於夷狄則夷狄之」的《春秋》學華夷論的傳統詮 釋路向。王夫之雖肯定《春秋胡氏傳》，但在「華夷大別」的詮釋上，他卻堅持著與 胡安國及傳統《春秋》學截然不同的立場。他對「華」、「夷」二者有著極為嚴格且 明確的界定，而其界定並不只是文化上的差異。他將傳統華與夷之間的分判標準，
由傳統的「文化」與「禮」，擴大到「地域」與「血緣」上，使得他的《春秋》學華 夷論述不再只是一個純粹的文化論述，而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色彩。
王夫之認為，「華」與「夷」在活動地域上涇渭分明，而民族文化的萌發，是人 們為了適應所處的地理環境而形成。因此，文化行為是依附在人類活動地域上的產 物。由於華、夷兩者之間的活動地域有所不同，人們為了適應不同的地理條件，便 會產生不同的文化習慣。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王夫之主張華／夷兩者的文化行為 各有其地域適性，因此，夷與夏之間的分際絕不可亂。《讀通鑑論》〈晉哀帝〉中云：
王夫之認為，「華」與「夷」在活動地域上涇渭分明，而民族文化的萌發，是人 們為了適應所處的地理環境而形成。因此，文化行為是依附在人類活動地域上的產 物。由於華、夷兩者之間的活動地域有所不同，人們為了適應不同的地理條件，便 會產生不同的文化習慣。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王夫之主張華／夷兩者的文化行為 各有其地域適性，因此，夷與夏之間的分際絕不可亂。《讀通鑑論》〈晉哀帝〉中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