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滿洲在生產型態上，具有「畜牧－農耕」兼具的特色，與其他東北亞遊牧 民族相較，更接近於農業文明，因此也能對漢文化抱持較高的接受度。在入關之前，
滿洲在政治組織與文化方面，便已表現出相當程度的漢化傾向。皇太極不僅在官僚 人員的選用上大量拔擢漢官，甚至於當時滿洲官僚體系的建置，也是由擔任六部通 事的漢官寧完我所擬就。寧完我於天聰七年（1633）八月九日，曾針對設置滿洲官 僚體系之原則提出建言，主張滿洲官制之設，應以大明《會典》中的明朝官制為基 礎，並參酌滿洲民情而設：
我國六部之名，原是照蠻子家（按，即明朝）立的。其部中當舉事宜，金官原 來不知。漢官承政，當看《會典》上事體，某一宗我國行得，某一宗我國且 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減。參漢酌金，用心籌思，就今日規模立個
《金典》出來。……獨不思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18
寧完我強調滿洲官僚體系之設，在「參漢」之外也要「酌金」，強調制度必須 適應滿洲之民情與時宜。儘管滿洲官制之設，仍有不少「酌金」的部分，但入關之 前的滿洲，確實在政治體制上積極模倣漢人。陳捷先〈從清初中央建置看滿洲漢化〉
一文裡便主張，入關前滿洲中央建制有著鮮明的漢化傾向19。然而，清入關前後的 滿洲漢化，動機或許並不全然出於對漢文化的肯定，而可能是清政府在「統治中原 漢人」的政治企圖下不得不然的結果。
入關之後，滿洲統治者與漢人人數比例甚為懸殊，為了更有效地統治漢人，清 官方自然有學習、熟悉漢文化的必要。因此清初的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官方常 推動鼓勵滿人學習漢文化的政策，也時時透過翻譯漢文經籍，讓滿洲官民了解漢文 化。舉例而言，雍正三年（1725），便為了避免滿洲司官因不識漢字而為猾吏所欺隱，
而下詔命令刑部司官應改任通曉漢文者，除此之外，也對「滿洲習漢文者」加以勉 勵20。為求瞭解漢人文化，順、康、雍三朝官方不僅在語言上推動「習漢文曉漢語」，
18《天聰朝臣工奏議》（收於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二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 年），頁 82，天聰七年八月初九，〈寧完我請變通《大明會典》設六部通事奏〉。
19 參見陳捷先〈從清初中央建置看滿洲漢化〉（收於氏著《清史論集》，台北：東大圖書，1997 年 11 月，初版），頁 119～135。
20 雍正三年，吏部奏請揀選精通漢文官員時指出，因各省題奏之命案、盜案及刑部咨稿「俱係漢文」， 滿洲司官若不識漢字，易為猾吏所欺隱而誤判。故奏請今後刑部「滿洲司官缺出」，而改任通曉漢文 者補授，若「滿洲習漢文者，愈加勉勵矣。」雍正帝從之。可見在雍正初年，確實還存有因滿官不 諳漢文而致為漢人下屬欺瞞之事。事見《世宗實錄》，卷 35，頁 2。
以求「上意得達，而下情易通」 ，在文化政策方面，也實施獎掖漢文化的政策。
康熙朝尊孔、重文教之舉措更勝於順治，康熙帝不僅躬自對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之
不再三對滿洲科舉員額加以限制 。由此可見，清入關之初鼓勵八旗子弟投入科舉
興建文廟顯然違背了官方「興文教」的真正初衷，也由此可知，雍正對於漢文化的 提倡只是清廷統治漢人的民族政策之延伸。
滿洲邊區請建文廟之事，反映出滿洲人民確實已受到清初尊孔、興文教政策的 影響，而在某種程度上也感受到漢化的社會氛圍。雖然這種漢化趨勢致使清廷不得 不正視滿洲在入關後被同化、滿洲文化特色流失等問題，因而推行「國語騎射」等 政策，但仍無法扭轉此一趨勢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