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詮釋中詞彙的使用，有其根深柢固的學術傳統。雖然歷代解經觀點各有偏 重，但詮釋用語基本上變化不大。但這樣的情況到了清初卻有所改變。康、雍兩朝 的官方經學詮釋在面對經籍中的「華夷」問題時，出現大量以「中外」或「外藩」
來置換傳統解經習語「華夷」、「蠻夷諸夏」等詞彙的現象。例如康熙朝編修的《日 講四書解義》便以「聖人之化，原無分於中外也」來詮釋《論語．子罕》「子欲居九 夷」章105。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官方的經學詮釋中，甚至在官方出版的漢文典籍 中也有類似的情況。而雍正朝《大義覺迷錄》在討論《春秋》「攘夷尊夏」問題時，
也以「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106企圖將華夷問題導向一個較不具民族文化意涵 的「中外」概念上，來淡化華夷問題。
雖然對傳統詮釋詞彙習語的置換，固然有可能是撰作者個人的書寫習慣，但這 種現象在清初官方經學詮釋中一再出現，就不宜單純地以書寫習慣來解釋。這種現 象貫徹在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之中，可見清代官方是有意識地在經學 用語上以「中外」代替「華夷」。而任何一種書寫形式中詞彙的選擇與使用，都反映 著書寫者的立場。康、雍兩朝經學詮釋中以「中外」、「外藩」來置換「華夷」、「蠻 貊」的情況，事實上很可能意味著書寫者（官方）有意識地想要以「中外」或「中 國／外藩」這個較近於地理與政治的詞彙概念，來取代以「華夷」或「諸夏／蠻貊」
等具有種族色彩的概念，而這也使得以「中外」置換「華夷」成為清初經學詮釋的 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詮釋用語方面，乾隆時期雖然繼承康、雍兩朝以來的詮釋用
105 《日講四書解義‧日講論語解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冊 208），卷七，頁 11。
106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62，雍正上諭。
語傳統，在《御纂春秋直解》中也出現了以「中外」來詮釋「華夷」之處，然而在 使用頻率上卻遠比康、雍時期減少許多，且論述重心也與康、雍兩朝有所不同。舉 例言之，僖公十九年《經》「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條，《直解》
云：
楚列齊盟，自此會始。蔡舊從楚，鄭新從楚，皆楚黨也。齊棄先志，延之國 都，而與之盟。紊中外之防，而為諸侯患。故於此諱公而人諸侯，謹之於始 也。107
陳人、蔡人、鄭人盟於齊，而楚以蠻夷的身分竟也參與了這次的會盟，因此《直 解》此處便以「紊中外之防」來論華夷界分之亂。
傳統經學傾向於在「華／夷之別」的前提下論述華夷問題，但康雍兩朝在使用
「中外」來置換「華夷」一詞時，所強調的卻往往是「聖人不別中外」、「華夷不別」、
「泯華夷之分」的這一面向。也就是說，康雍兩朝不僅藉著「中外」一詞來淡化甚 至扭轉「華夷」一詞的民族主義色彩，同時也在使用「中外」一詞時，用「不別中 外」來轉移傳統經學裡的「華夷之分」。但，從《御纂春秋直解》僖公十九年「冬，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條下的詮釋來看，使用「紊中外之防」一語，
顯然是強調陳、蔡、鄭與楚之間的「中」、「外」親疏遠近之別。乾隆朝的《御纂春 秋直解》，是從「內外之辨」、「中外之辨」的角度來詮釋「中外」一詞。雖然《直解》
與《彙纂》、《解義》、《大義覺迷錄》等，都有以「中外」取代「華夷」的情況，但，
在論述目的上，乾隆朝《直解》與康、雍兩朝「不別中外」的詮釋態度，顯然有所 區隔。又將康熙、雍正以來的「中外」一詞，拉回了傳統《春秋》學「嚴華夷之防」
（或者更精確的說是「嚴中外之防」）的思想格局。
經學詮釋中，詞彙使用習慣的改變──這種改變包含詞彙的更易、或者論述語 境的改變──事實上都可能牽涉學術思想和意識型態的變化。清代官方漢文經學詮 釋裡以「中外」取代「華夷」的現象，意味著清代官方淡化華夷論述中種族色彩的 企圖。但清官方《春秋》學中，「華夷」或「中外」的論述語境由康熙、雍正時的「聖 人無分中外」，到乾隆的「紊中外之防」、強調「中／外」「華／夷」之別，似乎也反 映出乾隆時期滿洲官方自身的華夷身分認同，很可能已發生了變化。乾隆不再以「夷」
自居，轉而將滿洲融入「中華」概念之下。這一點，在乾隆朝與外邦間的文書往來 中，表現得特別鮮明。
107 《御纂春秋直解》，卷五下，頁 89～90，僖公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條。
不過必須說明的是，清代順、康、雍、乾四朝，官方文教政策與文獻編修的態 度，往往呈現出因預設閱讀對象不同，而出現書寫者或編輯者詮釋態度不同的情況。
由於對文獻之編修、刊佈、整理、流傳、閱讀對象目的之不同，官方在修撰《御纂 春秋直解》時的《春秋》學詮釋心態，與乾隆官方整理收編的四庫全書《春秋》類 前人經注（特別是胡安國《春秋胡氏傳》）時的刪修心態也有所不同。關於這一點，
將在下一節中詳細論述。
另一方面，清代前期與中期，官方文教政策也呈現出一種滿、漢有別的情況。
對清廷而言，將儒學典籍繙譯為滿文，與選擇性地編纂或刊行漢文儒學典籍所反映 的統治心態有所不同，它分別諭示滿洲統治者統治滿洲與統治漢人兩種截然不同的 對治心態。乾隆雖然在以漢人為主要傳佈與閱讀對象的《御纂春秋直解》中強調「攘 夷」與「中外之別」，但在他所敕譯的滿文漢籍裡，卻極力避諱使用「夷狄」一詞，
甚至在翻譯時將經文中原本具有異民族、異文化與貶抑意味的「夷狄」，意譯為「藩 部」或「外藩」之類的詞彙。108莊吉發在〈清高宗敕譯《四書》的探討〉一文中指 出，康熙朝《清文日講四書解義》裡，往往直接以音譯來繙譯經文中的「夷狄」、「蠻 貊」一類的詞彙，但在乾隆朝所敕譯的滿文《四書》裡面對這一類詞彙時，卻不再 使用原本的音譯傳統而改採意譯，例如在《御製繙譯四書》裡將《中庸》「素夷狄，
行乎夷狄」中的「夷狄」譯為「外面的部落」或「外藩」、《中庸》「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的「蠻貊」譯為「南北的部落」，以及《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之
「九夷」譯為「九部」之類109。
從乾隆對滿文漢籍繙譯詞彙的使用，以及《御纂春秋直解》中「中外」一詞論 述語境的改變來看，乾隆一方面在將漢文儒學經籍譯為滿文時，在詮釋用語上選擇 以「外藩」取代「夷狄」，企圖稀釋經典中的「夷狄」一詞的貶抑意味，並淡化其中 的民族主義色彩；另一方面，在用漢文刊行、以漢人為主要閱讀對象的《御纂春秋 直解》裡，卻一反康、雍兩朝強調「聖人無分於中外」的觀點，轉而開始側重「中 外之防」，在解經時又避免碰觸「華夷之大別」的具體內容。這樣的現象，或許可以 說明了乾隆時期滿洲官方自身，已對滿洲的華／夷身分認同逐漸產生了變化。至少 在《直解》所反映出的華夷論述裡，官方開始出現不再自居為「夷狄」的態度，官 方開始藉由主動強調「攘夷」、淡化具體的「華夷之別」論述、以「中外」取代「華 夷」等方式，清廷逐漸自覺地淡化滿洲的「夷狄」色彩，並漸漸產生以「華」自居
108 這一點，倒是與乾隆敕編四庫全書時，對胡安國《胡氏春秋傳》的處理很類似。詳見本文第三節。
109 莊吉發〈清高宗敕譯《四書》的探討〉（收於莊吉發《清史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2000 年 3 月，初版），頁 61～76），頁 66。
的情況（特別是在清廷的對外關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