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書寫「用語」的限制，以及對書籍的禁燬，往往被學者視為是清代前期政治 的重要特色。清初順、康、雍三朝對士人書寫的控制，是出於統治漢人士民、避免 滿漢衝突、抑制漢人「排滿」思想的政治需要。乾隆時期，滿漢之間的文化差異已 迅速拉近，而清政權無論在帝國的疆域、皇帝的權力與威望方面都已發展到顛峰的 階段，抑制漢人的排滿言論的必要性，似乎也已日益降低，實施文字獄的必要性也 已不再如順、康、雍三朝時迫切。
雖然乾隆時期清廷不再有抑制漢人排滿言論的迫切必要性，但事實上，乾隆朝 卻是清代文網最密的時期。就文字獄的數量而言，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 年間（1644~1735）的二十餘起文字獄，雖然次數上多於前代，但扣除以朝中朋黨 鬥爭為本質的文字獄之後，實際為數並不多。且康、雍二朝的文獄雖或株連甚廣，
但次數上，與乾隆朝相比實在稱不上頻繁，且其中也有數起文獄是官吏欲以文字罪 人而被康、雍二帝以「斷章取義」、「多事苛求」直接駁回之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
何之杰案、雍正七年（1729）宋在詩科場案）。至於乾隆朝的文字獄，無論從次數和 性質來看，乾隆朝的文字獄都遠勝於清初的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據葉高樹《清 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一書之統計，順、康、雍、乾四朝一百三十九起文字獄中，順 治朝六起、康熙朝九起、雍正朝十二起，而乾隆一朝（1736～1795）即有一百一十 二起3，且事實上數目遠不止此。僅僅乾隆一朝（1736～1795）六十年之間，文字獄 竟有百餘起4，文網之密令人咋舌。
2 乾隆《御製文三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集部第二四０冊），卷八，
頁 622，〈十全記〉。
3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 年 7 月），頁 254～268。
4 據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之統計，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文字獄共一百三 十九起，其中乾隆朝即佔了一百一十二起。詳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254～268。但 實際上數目不只於此。
除此之外，在文字獄的性質方面，清初三朝的文字獄也比乾隆時期更為單純。
順、康、雍時期的文字獄事件，有部分是以糾舉「排滿者」、整肅明遺民的反清思想 為主。這一類文字獄，多出於清官方以限制「文字」的使用，以控制漢人的思想言 論而起。雖然清初順、康、雍三朝，官方並沒有對詩文著作在「用語」加以明確的 條文規範，但社會上士民避諱「夷、虜」的情況卻十分普遍，官方與士民之間，多 有著避諱使用「夷」、「虜」等字的不成文默契5。這顯示著清初三朝確實對於士民之 言論思想有所約制。
儘管清初三朝有限制士民思想的傾向，但官方真正「以文字罪人」並引起獄訟 的文字獄事件並不多。從康、雍兩朝的文字獄事件看來，有不少文字獄與其說是純 粹「以文字罪人」或限制士民思想，不如說是朝中的政治鬥爭藉著興文字獄的形式，
來打擊政治上的異己。這種藉文字罪人以報私怨的情況，在雍正年間特別頻繁。不 僅朝中大臣往往將文字獄視為打擊政敵的手段，甚至，連雍正自身也時常以興文字 獄的方式，整肅朝中部分權臣及不利於自己的政治勢力。康、雍兩朝這種以文字獄 行官僚勢力鬥爭之實的情形，略舉數例如下：
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間，陳鵬年〈重游虎邱〉詩案。表面上看來，此案緣於陳 鵬年詩中有悖逆譏刺之句，事實上則是兩江封疆大員的滿漢朋黨之爭。這次的事件 是由兩江滿人總督噶禮發動，希望藉此以打擊江蘇巡撫張伯行。對於此事的具體經 過，羅麗達於〈清初江南地方行政上的滿漢政治衝突──張伯行、噶禮互參案研究〉
曾有詳細考證6，此不贅述。此案的性質，若以純粹「限制漢人文字用語、思想」的 角度來解讀，將導致歷史詮釋上的失真。因此，這個事件並不宜籠統地以文字獄來 概括詮釋。
2.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汪景祺《西征隨筆》，與雍正四年三月錢名世案。
這兩件文字獄案，都與雍正與權臣年羮堯之間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7。
5 清初官方並未明文規範詩文用語，但社會上官方與士民避諱使用「夷」、「虜」等字的情況，卻十 分普遍。因此，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二十八日己卯，雍正便曾特定下諭，令士民刊寫書籍不必 避夷虜等字。事見《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己卯上諭，頁 696～
697。
6 羅麗達〈清初江南地方行政上的滿漢政治衝突──張伯行、噶禮互參案研究〉，新史學，7 卷 3 期，
1996 年 9 月。
7 汪景祺文字獄，事見《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六）、《朱批諭旨》、《掌故叢編》第二輯、蕭奭
《永憲錄》卷 3~4、吳振棫《養吉齋餘錄》卷四、汪祺《讀書堂西征筆記》、《清史列傳》卷十三。
汪景祺於雍正二年赴陜西謁年羮堯，其〈上撫遠大將軍、一等公、川陜總督年公書〉中稱年為「詞 林之真君子，當代之大丈夫」、「宇宙之第一偉人」、「聖賢豪傑備於一身」。雍正二年五月，著《讀書 堂西征筆記》，於時政多有抨擊，並譏聖祖謚法、雍正年號，言「正」字有「一止」之象，前代如正
3.雍正四年（1726）九月查嗣庭典試案。雍正懲治此案，表面上是緣於禮部左
不過，即使康、雍兩朝發生過數起與朝中政治鬥爭、朋黨傾軋相關的文獄，但
17 年 1752 楊烟昭字迹卦圖悖誕案 杖斃
沈德潛國朝詩別裁 翰林逐一檢刪校訂
游光輝投遞逆札案 凌遲處死，家屬緣坐
祝庭諍續三字經案 戮尸、子處斬
786
53 年 1788 賀世盛篤國策案 處斬
57 年 1792 從翁方綱
議，令各省限 期查繳刪本 經書。
由上表可知，乾隆朝的文字獄不僅就次數而言遠勝於清初三朝；從性質來看，
涵攝範圍也較廣，犯案原因可說是十分瑣碎。乾隆時期對言論禁制之嚴，可說是前 所未有。從文字獄的種類、性質來看，也比清初順、康、雍三朝更為複雜。其中除 了少數具有政治鬥爭性質的文字獄之外，無論是批評時政、詆毀程朱、邪教妖言、
挾怨誣告、潛謀叛逆、犯諱大不敬、收藏禁書，甚至連瘋顛妄言、繙譯不當、詩風 萎靡等等，都成了乾隆時期「以文字罪人」的整肅對象。
不過乾隆主政初期，文字獄其實並不頻繁，對犯案者之懲處也不嚴厲，往往僅 銷毀其書而不深究。甚至在乾隆元年（1736）二月，御史曹一士上書亟言雍正時期 興文獄致使士民挾睚眦之怨而攻訐私書的流弊之後，乾隆也曾一度依循曹一士之 議，嚴禁以文字罪人15，並於同年三月至五月間展開一連串寬免雍正朝文字獄（汪 景祺、查嗣庭、曾靜張熙諸案）緣坐親屬的政策。16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孫 嘉淦偽稿案後，乾隆一改執政初期對文字獄寬緩的態度，轉而積極檢查民間文書的 刊行與私人著作的用語，藉此以控制官民輿論與思想。因此乾隆十六年後，幾乎年 年皆興文字獄，甚至於一年數起。
另外，從乾隆朝干犯文字獄者的民族身分來看，也與清初順、康、雍三朝明顯 有別。順、康、雍三朝的文字獄對象，幾乎全針對漢人而來──由此也可以證成清 初三朝文字獄，主要是滿洲官方藉以管制漢人的攘夷思想、政治輿論與朋黨往來的 方式，而文獄也是清官方統治漢人的民族政策之一環。因此基本上，清初三朝文字 獄的性質，與其說是文化政策，不如說是清廷統治漢人的民族政策。
15 乾隆元年二月十七日辛巳，因御史曹一士奏請查比附妖言之獄并禁挾仇誣告事，亟言雍正朝興文 獄之流弊，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得旨，從曹一士之奏。嗣後於大清律例中增一新例。《大清律例匯輯 便覽》，（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 年），第十一冊，頁 4278：「有舉首詩文書札悖逆者，除顯有逆跡，
仍照律擬罪外，若只字句失檢，涉於疑似，並無確實悖逆形迹者，將舉首之人即以所誣之罪，依律 反坐，至死罪者，分別已決未決，照例辦理。承審官不行詳察輒波累株連者，該督撫科道察出題參，
將承審官照故入人罪律交部議處。」
16 乾隆元年三月初六庚子，赦雍正朝汪景祺、查嗣庭緣坐親屬。赦免前朝汪景祺、查嗣庭文獄諸人。
乾隆元年五月十八辛亥，寬免雍正朝曾靜、張熙案緣坐親屬。事見《高宗純皇帝實錄》。
反觀乾隆時期文字獄的懲治對象，雖然就其民族身分來看，仍以漢人居多，然 而同時也出現了滿人因干犯文字之禁而為官方所懲治的情形，且干犯之理由無奇不 有。如乾隆十三年（1748）阿克寬誤譯皇妣案，滿臣阿克寬因將「皇妣」誤譯為「先 太后」，而處以斬監候17；又如乾隆十九年（1754），奉天所發生的世臣詩稿案，則 是因世臣之詩作內容「萎靡」，而著處革職流邊18。除了上述二例之外，乾隆二十年
（1755）重臣鄂爾泰之姪鄂昌詩句案，以詩作〈塞上吟〉中有怨望之語而賜其自盡，
嗣後並通行曉諭部院八旗務以清語騎射為務，「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 往來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19
雖然從數量上來看，乾隆朝百餘起文字獄裡，滿洲人所犯的文字獄事實上只佔 了相當少數。但，滿人文字獄從無到有，也顯示出清代文字獄的性質，到了乾隆時 期已有所變化。這意味著乾隆時期的文字獄，不再只是官方藉以控制漢人結黨、排 滿、反清言論的民族政策，而是擴大、延伸為控制整體國家士民言論思想的政策舉 措。
綜上所述，無論就文字獄的性質、文獄犯案者的身分來看，清初順治、康熙、
雍正三朝文字獄的性質都與乾隆時期有別。清初文字獄基本上可視為清廷民族政策
雍正三朝文字獄的性質都與乾隆時期有別。清初文字獄基本上可視為清廷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