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的漢化趨勢肇端甚早，在入關之前即有「文館」的設置，負責官方的文書 工作，並積極蒐羅、翻譯漢文典籍50。皇太極天聰三年（1629）四月，將文館「儒 臣分為兩直」，分別職司「翻譯文字書籍」及「記注本朝政事」51，以兼通滿漢文的 巴克什與筆帖式擔任翻譯漢籍的工作52，並「命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
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為臨政規範」53，以漢籍作為官員臨政之參考。
當時滿洲翻譯者之中，以巴克什達海的譯作數量最為豐富。達海所翻譯的漢籍，根 據《清史稿‧達海列傳》所載，有：《明會典》、《素書》、《三略》等書的滿文譯本，
除此之外，他也翻譯了《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等書54。 由此看來，入關之前，滿洲對於吸收漢文化的態度十分積極，不僅已有負責翻譯刊 行漢籍的「文館」建置，也大量翻譯漢文典籍。從其選譯書籍的性質看來，多為經 學、史書與兵書，顯示滿洲最初的翻譯事業，是在軍事與政治目的下而展開的。
49 關於清代推行「國語騎射」政策，可參考葉高樹〈清雍乾時期的國語騎射政策〉（《第二屆中國邊 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1996 年）。
50 「文館」之設置，葉高樹認為是在皇太極時設置（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第二章 彙 纂翻譯，用備觀覽：譯書事業與文化溝通〉，頁 53~60），但趙彥昌則主張在努爾哈赤時已有之（見 趙彥昌〈論清入關前的文書檔案工作〉，《東北史地》，2007 年 6 月，2007 年 6 期）。
51 趙彥昌〈論清入關前的文書檔案工作〉，《東北史地》，2007 年 6 月，2007 年 6 期。
52 參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第二章 彙纂翻譯，用備觀覽：譯書事業與文化溝通〉，頁 53~60。
53 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嘯亭續錄》，卷一，頁 397，〈翻書房〉條：「崇 德初，文皇帝患國人不識漢字，罔知治體，乃命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 一部，頒賜耆，以為臨政規範。」
54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卷二百二十八，〈達海列傳〉，頁 9256：「達海幼慧，
九歲即通滿、漢文義。……旋命譯《明會典》及《素書》、《三略》。太宗始置文館，命分兩直：達海 及剛林、蘇開、顧爾馬渾、托布戚譯漢字書籍；庫爾纏、吳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記注國政。」
頁 9257：「是年（按，即天聰六年，1632）六月，達海病……數日遂卒，年三十八。時方譯《通鑑》、
《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皆未竟。」
滿洲統治者對經學與史學典籍的選擇性翻譯，很可能反映出他們的思想偏好與 政治意圖。但從所譯書籍的性質看來，這似乎也影響了滿洲君主的「崇儒」思想傾 向。早在入關之前，滿洲統治者的諭令中便時常援引儒學經典，以作為論政的依據。
如崇德二年（1637），皇太極諭諸親王、貝勒：「聖經（按，指《大學》）有曰：『欲齊 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齊，而後國治。』爾等若謹好惡之施，審接物之道，御下 以義，交友以信，如此則身修矣。」55
入關前的滿洲已有專司翻譯漢籍的機構與翻譯、刊行漢籍的文化傳統。滿洲在 入關前的翻譯事業與機構，都已有一定的規模，對漢籍的翻譯及選刊也是滿洲一貫 的文教政策，因此入關後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推動崇文教、翻譯漢籍等文教事業，
事實上都可以說是入關前滿洲文化政策的延續。入關之後，滿洲官方將既有的翻譯 機構擴大設置，繼續進行原本已有的翻譯漢籍工作56。除此之外，文館的功能也由 刊刻漢籍的滿文譯本，擴大到刊行漢文儒學典籍上。總體而言，順、康、雍三朝，
由官方所主導的儒學文獻編修與刊行活動，大致上可以分為「翻譯」、「編纂註釋」、
「刊行」幾類，而在儒學文獻方面則以經學、理學為主。以下依照時序，將順、康、
雍時期官方所主持的儒學文獻整理與刊行工作整理為簡表如下：
表一、順、康、雍三朝官方主持之儒學文獻修纂、刊行一覽表 紀年 西元 性質 文獻 事件
順治 10 1653 翻譯 滿文五經 二月十六日癸丑，命內院諸臣翻譯《五 經》。57
順治 11 1654 翻譯 滿文詩經 敕譯滿文《詩經》，命內府刊行。58 編纂
注釋
孝經衍義 正月初四癸未，命馮銓、馮溥、吳偉業、
黃機、葉方藹等編《孝經衍義》。 順治 13 1656
刊行 御注孝經 刊行御注孝經59
55 《太宗實錄》，卷 34，頁 24~25，崇德二年四月丁酉條。
56 昭槤《嘯亭續錄》，卷一，頁 397，〈翻書房〉條：「及定鼎後，設翻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揀擇旗 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治通鑑》、《性理精義》、《古文淵鑒》諸書，皆翻譯清文以行。
其深文奧義，無煩注釋，自能明晰，以為一時之盛。有戶曹郎中和素者，翻譯絕精，其翻《西廂記》、
《金瓶梅》諸書，疏櫛字句，咸中綮肯，人皆爭誦焉。」
57 《世祖實錄》，順治十年二月十六日癸丑條。
58 據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68 所列之表 2-2-1「順、康、雍、乾四朝官方刊刻漢籍滿文 譯本一覽表」。
59 據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195 所列之表 4-1-1「順、康、雍、乾四朝官方刊刻儒家典籍 一覽表」。
順治 15 1658 翻譯 滿漢文十三經 五月二十四日庚申，修補刊行國子監藏十
康熙 50 1711 校勘 朱子全書 四月初五日癸亥，命張玉書接替李光地校
說彙纂 兩部，一部令其重刊流布，一部以備校
士子輩知所趨向」 。清初官方所編修刊行的經學詮釋典籍中，除了《孝經集注》
有滿漢文本之外，其他諸書多半只刊行漢文本，且刊佈之後均頒行於各地府州縣學，
俾使士子生員得以學習與誦讀。由此推論，清初官方對經學詮釋的編修工作，主要 是針對「教化」漢人士子而進行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官方對經學詮釋的編修與刊 行政策，成為清廷宣傳統治者立場與教化的管道之一。官方經學既是以漢人士民作 為主要的「教化」對象，那麼，官方對漢文經籍如《詩經》、《四書》、《春秋》等經 書中華夷問題的詮釋，自然也成為這些官修典籍的重要「教化」內容。在這樣的基 礎上，順、康、雍三朝，官方對於經學中「華夷」二字的使用、定義與詮釋，態度 都十分審慎，這一點也反映在官方的經學詮釋裡。82從清初的文化政策與民族政策 來看，他們不僅在政治上再三申明「滿漢一體」，在文化上，也極力透過官方對儒學 經典的詮釋與編纂，教化漢人士民。滿洲官方面對夷夏民族問題的態度十分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