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黜吳楚」之因，在於「僭王」
第三節 雍正朝官方《春秋》學中的夷夏論述
在清初順、康、雍三朝中，「尊孔」政策推動最力、將孔子的學術地位提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者，首推雍正朝。與順治、康熙、乾隆年間相較，雍正在推動「尊
孔」政策上，可稱不遺餘力：雍正元年（1723）時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為王爵113、 雍正二年（1724）建孔子廟於歸化並設滿漢教員以求廣佈聖教114、並親詣太學會見 孔顏孟諸氏子孫115、雍正三年（1725）命「丘」姓改為「邱」以避孔子諱116、雍正 四年（1726）親詣孔廟釋奠並定春秋二祀之親祭制117、雍正五年（1727）定八月二 十七日為先師誕辰命官民軍士於孔子聖誕致齋一日118、雍正十年（1732）頒〈御製
2.查嗣庭文字獄（雍正四年，1726）
乍看之下，似乎是彼此衝突的矛盾舉措，但事實上，無論是尊孔、獎掖文教，或是 興文字獄，都反映出官方參與、介入文化活動與學術圈的積極心態。
不過，雍正之所以對官方勢力介入學術與文化領域表現得如此積極，或許與他 自己對儒學的基本定位有關。雍正十年（1732）五月二十八日甲申，雍正從衍聖公 孔廣棨之請，為之親撰〈御製重修聖廟碑文〉128時提到：
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啟迪萬世之人心，而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 繼天御宇兼君師之任者，有所則傚，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 哉聖人之道，其為福於群黎也甚溥，而為益於帝王也甚隆，宜乎尊崇之典，
與天地共悠也。129
雍正本人篤信佛教，故他在位時所刊諸典籍中，亦以佛教典籍為多。至於儒學 方面，他表面上雖極力尊孔，以表示對儒學的肯定，但從〈御製重修聖廟碑文〉可 以看出，他之所以推重儒學，在於儒學的政治影響力。雍正認為，君主可藉著儒學 以「敷政立教」，因此推廣儒學有助維持政權穩定，「為益於帝王也甚隆」。他認為儒 學是君主藉以統治黎民的政治手段，基於「為益於帝王」的功利角度，「宜乎尊崇之 典，與天地共悠」。
由於雍正推崇儒學是出於政治上的功利心態，因此當時官方對儒學典籍的編 校、刊行等文教活動表面上雖看似十分頻繁，但若仔細分析，即可發現雍正時期官 方在儒學文教政策上並無太多建樹，多半只是重刊順治、康熙時期所整理的滿漢文 圖籍而已。實際上真正在雍正朝所編輯、修纂的儒學典籍，為數並不多。歸納起來，
雍正朝所編校、刊行之儒學典籍，約有以下幾部：
1.雍正五年（1727）刊行滿漢文《孝經》、《小學》、《小學合解》130。又刊康熙 朝所定《欽定詩經傳說匯纂》。131
2.雍正六年（1728）命將《四書》、《五經》譯為蒙文132。頒順治帝御製《人臣 儆心錄》予滿漢文臣133。
128 事見《世宗實錄》，雍正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甲申條。
129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十六，〈碑 文‧修建闕里聖廟碑文〉。
130 《世宗實錄》，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甲申條。
131 《書林清話》，卷九。
132 《雍正上諭》，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丁亥，帝命將《四書》、《五經》譯為蒙古文。
133 《世宗實錄》，雍正六年九月十九日丙寅條，頒順治帝御製《人臣儆心錄》予滿漢大學士以６ 、 四品京堂以上，及同閣、翰、詹等官，人各一部。
3.雍正七年（1729）將康、雍二朝御纂書冊頒賜衍聖公，「藏之闕里，昭示來茲」
134。是年又敕命果親王胤禮、大學士張廷玉、內閣學士方苞校訂《日講春秋解義》135。 同年又命匯編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全國各府州縣，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 之。
4.雍正八年（1730）刊行康熙朝所定《書經傳說》136、《性理精義》、《欽定書經 彙纂》、《欽定詩經彙纂》、《欽定春秋彙纂》137。
5.雍正九年（1731）命大學士朱軾等作《駁呂留良四書講義》，刊刻頒布學官。
138
6.雍正十一年（1733）帝編《御選語錄》、刊順治帝敕譯之滿文《詩經》139，是 年並命著述毋需避忌「夷」、「虜」字140。
從上述資料來看，雍正除了敕譯《孝經》和《小學》為滿文、並將《四書》《五 經》譯為蒙古文之外，基本上，雍正朝對漢文儒學典籍之整理工作大多只是對順、
康二朝時所編纂、整理的圖籍再次刊行（如重刊《書經傳說》、《性理精義》、《欽定 書經彙纂》、《欽定詩經彙纂》、《欽定春秋彙纂》、滿文《詩經》等），而鮮少真正對 儒學經典進行重新編校、纂輯之事。綜觀雍正時期由官方敕修編纂之儒學典籍，除 了雍正七年敕命張廷玉、方苞重修之《日講春秋解義》與雍正九年命大學士朱軾等 所作之《駁呂留良四書講義》二書之外，並未對儒學典籍進行大規模的編修工作。
雍正對於整理、詮釋儒學經典的熱忱及其成果，其實遠不如康熙時期。
但，也正因為雍正對於官方在儒學經典詮釋工作方面並不積極，因此雍正七年
（1729）時，一連敕令重新修訂《日講春秋解義》、敕命撰著《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兩本經學著作的行為就顯得十分特別。這兩本書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們不僅是雍正 朝少見的官方經學詮釋論著，另一方面，它們編修、刊行的時機與動機，又與雍正 六年年底所發生的文字獄──曾靜、呂留良一案息息相關。雍正九年所編著的《駁 呂留良四書講義》一書，顧名思義，即是針對呂留良文字獄一案而來；而《日講春 秋解義》一書原在康熙朝陳封多年，終康熙之世絕無編修刊行之迹象，乾隆甚至曾
134 《世宗實錄》，雍正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辛未條。
135 見《日講春秋解義》（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台北：世界書局），經部第四二冊）頁 1~2。
據〈日講春秋解義序〉，此書雖為康熙帝御定，然經雍正朝允禮、張廷玉、方苞之校訂，及雍正帝御 覽後方告成，所以事實上反映了兩朝的官方春秋學觀點。此書直至乾隆二年方始刊行。
136 《世宗實錄》，雍正八年二月十三日壬子條。
137 《大清會典事例》，卷三百八十八。
138 《世宗實錄》，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乙巳條。
139 據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69 所列之表 2-2-1「順、康、雍、乾四朝官方刊刻漢籍滿文 譯本一覽表」。
140 《世宗實錄》，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己卯，命著述不必忌諱「夷、虜」等字。
提到康熙對這部《日講春秋解義》「於聖心自多未洽」141。卻在發生判決呂留良案後，
雍正旋即敕命重臣張廷玉、方苞對此書重新修訂，原本對儒學並沒有太大興趣的雍 正，最後甚至親自審閱此書，可見雍正對重新修訂此書之事十分留心。因此《日講 春秋解義》一書，應能反映雍正及當時清官方對《春秋》學的心態。
除了《日講春秋解義》之外，雍正朝也編刊了另一部雖未與《春秋》直接相關，
但其中內容卻有多處探討《春秋》經義的典籍──《大義覺迷錄》。在曾靜案後，雍 正敕撰《大義覺迷錄》並頒行至各府州縣學，雖然主要目的是在於消弭謠言以正視 聽，但其中有相當多涉及《春秋》經義之討論，且對於《春秋》之評述觀點與《日 講春秋解義》頗為類似，對當時社會（特別是庶民社會）影響亦深，因此有必要在 此處一併探討其中涉及《春秋》經義的部分。以下將以《日講春秋解義》及《大義 覺迷錄》為主，探討雍正時期官方《春秋》學中的華夷觀。